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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用稽疑：引用修辞现象的存在论渊源
作者：王毓红
注曰：“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徵，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由此可见：孔子之所以认为“文献不足，”不能言说，是因为“文献”记载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最有说服力。苟子则从反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在《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里，他一一驳斥了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妍、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十人各种说法的荒谬处，指出：“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唐杨惊注曰：“妄称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论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众人矣”。可见，“持之有故”之言即使是荒谬的也足以惑众。这反映了人们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稽之言才可信。
前汉董仲舒从正面论述了无稽之言不可信的道理，依他之见：“不法之言，无验之说，君子之所外，何以为哉”?扬雄也明确提出了君子之言“必有验”之说。他指出：“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而最能验证君子之言不妄的莫过于事实。因此，汉代人们在文章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语词是“事类”。譬如：王充《论衡·佚文》云：西汉人张霸采用《左氏春秋》的文字解释，编造出一百零二篇本《尚书》，然孝成皇帝最终赦之，“多其文也。虽歼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故不烧灭之”。应劭《风俗通义·正失》亦云：“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蚀，地数震动，毁坏民庐舍，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水出，河决酸枣，大风坏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诏书曰：‘间者，阴阳不调，日月薄蚀，年谷不登，大遭旱蝗饥谨之害，谪见天地，灾及万民。丞相、御史议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类，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为升平”。这两处“事类”所指称的对象显然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古事。汉代陆贾《新语·术事》云：“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王充在此意义上明确使用“事类”一词。他在《论衡·别通》里以颜渊为例指出：“博览者”既能“博五经”，又“能博众事”。“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在王充看来：连缀篇章的文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博览者”，因为：“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论衡·自纪》)
四
魏晋时期，人们继续沿用汉代“事类”概念，并明确提出作文要“以事类为佐”，“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这样，他们以“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圈定了“事类”的基本范围。因此，此时人们比较普遍地用“典故”、“典坟”、“故实”等语词表示与事类相近的概念，或代指事类。与此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披览古籍，“缀拾遗漏，增长事类”，“颐情志于典坟”，有益于作文。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文人创作博涉经史，批评者亦以立论是否有据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尺度。譬如：后魏房景先《驳封祖胄韩雅哲雅神固鼓吹议》云：“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饶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寻究二三，未有依据”。据此，他提出“宜明据典谟”，“据典正议”的批评议的标准。东晋葛洪亦如此。他在《抱朴子·辞义》里说：“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元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骾迥弱也”。葛洪一针见血批评王孙公子们：“省文章既不晓，(者見)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的行为。
逮及南北朝时期，博识洽闻，学洞今古，已经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他们作文力求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事实上，使用事类，也即用事已经成为此时文学创作上的一种风尚。文人属辞多出，比事不羁，即使诗歌亦不例外。明人王鏊认为“诗好用事，自庾信始”。梁萧子显把当时文章分为三体，其中之一的特点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最早全面系统论述事类问题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里，他从界定事类概念人手，对前人使用事类的历史、手法、事类之于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事类、用事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论述。仅在这一篇，他就使用“前言往行”、“古事”、“旧辞”、“经典”、“事类”、“故事”、“经籍”七个名词性语词以及“撮引”、“取事”、“用事”、“用旧”、“引事”五个动词性语词，解说文章中引经据典这种现象，认为“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蓄》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南北朝之后，用典徵书已成为中国人写作中约定俗成的一条法则。明人杨慎《升菴诗话》援引宋人论诗，“往往要出处”和“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论证说明“诗文用字须有来历”的道理，指出若“必以无出处之言为诗，是杜子美所谓伪体也”。清人方南堂在《辍锻录》里云：“作诗不能不用故实，眼前情事，有必须古事衬托而始出者。”“万不能出古人范围，别寻天地”。在这种规范下，“自古诗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语”，“作诗专尚隶事，看诗专重出典”成为人们作诗、评诗的一个准绳。有所本是人们崇尚援引典故的一个深层内因。
结语
“明用稽疑”是早期先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行为。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中国人作文惯于引经据典的渊源。“明用稽疑”、“前言往行”、“事类”、“引用”一脉相承，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验证性质的占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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