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我心中的郑子瑜先生
作者：濮 侃
郑先生是新加坡籍华人学者。我知道作为修辞学史家的“郑子瑜”的名字，是在“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期。那时我准备开设修辞学的专题课，编写有关的讲义和教材，便从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借读了郑著《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得益匪浅。我读过之后便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本论述中国修辞学发展史的专著，作者进行的是“难能而可贵的探索”。后来我曾以此为题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宗廷虎先生主编的《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中。80年代初，经友人介绍，我与郑子瑜先生开始了通讯联系，并互相交换资料，交流学术见解，支持他组织的“语法修辞结合论”问题的讨论。1983年郑先生为出版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来上海与上海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姚芳庆先生面叙。姚先生是我的邻居，是他和陈子善先生促成了我与郑子瑜先生第一次见面。郑先生平易近人，热情爽直。他年长我19岁，应是师辈，却不以长者自居。很快，我们成了忘年之交。随后几年他多次来上海开会、讲学。我受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委托，曾经请他来师大讲学。因而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1994年我去香港大学开学术会议，特地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拜访他，向他请教，他除了热情招待之外，还在百忙中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使我十分感动。多年来，我对他的修辞学著作，都认真拜读过，一篇不漏。尤其对《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和《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两部大著最为用力，读了多遍，很有收获。此后，我分别写了《郑子瑜先生和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宗廷虎主编《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和《于修订处见精神——读郑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阎纯德主编《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冬之卷”，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两篇文章，谈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郑先生除了单兵作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创建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支学科之外，还带头组织学界中青年有志之士为繁荣中国修辞学史这块园地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与宗廷虎、陈光磊先生组织复旦修辞学者经过多年苦战集体编著的煌煌五大卷210余万字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开创了修辞学史研究的新时代。我读了该书更是欣喜若狂，奋力书写了题为《为修辞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里程——评(中国修辞学通史)》的长篇评论，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上。这篇文章既有我对该部巨著的赞美之辞，也包含我对中国修辞学发展的美好祝愿。接着郑先生又呼吁并着手组织研究史无前例的中国修辞史。在宗廷虎和陈光磊教授的主持下，复旦学人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这是一项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学术工程。郑子瑜先生在90高龄时，担任了该部巨著的名誉主编，实在令人敬佩。该部著作系“十32"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Ni"规划重大课题，意义十分重大。我有幸作为该课题的评审组成员，曾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支持它的立项，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参与了它的结项。在工作中受到震撼，受到教益。回想20多年来，无论是修辞学史还是修辞史的开拓和建设，郑子瑜先生都有开创之功，奠基之力。这是郑先生的光荣，也是中国修辞学的进步。今天我们纪念郑子瑜先生，首先就要感谢他为中国修辞学史和中国修辞史所作的划时代贡献。
其次，我们要学习他的开拓精神和高尚品格。郑先生博古通今，博学多才，他在文学、历史学、文字考据学等方面均有深湛的研究，并善长散文、诗词、杂文和评论等多种文体的写作，著述等身，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可是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却有着坎坷的人生。我读了毛策先生编著的《郑子瑜传稿》和郑子瑜先生的《自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后，才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是穷苦出身，是从小“买不起课本、买不起笔”的读书人，年青时代就“别了祖国，乘桴南渡……在北婆罗洲、文莱、沙捞越和新加坡长期从事繁重的工作，过着辛酸的生活，但仍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读书”的人。他多次说到，他“学无师承，孤军上阵”，“是用睡眠和休息的时间”、“是用消耗生命”来读书的。他是在如此艰难的景况下做学问的，而且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学问。他的成功在于有超凡的毅力、耐心和刻苦精神。在我的心目中，郑先生是勤奋苦读、自学成材的学者典范!
郑先生的学术研究极富个性。他说的是自己的话，决不人云亦云。他提的看法常与别人不同，他喜欢讨论新课题，发表新见解，敢于披荆斩棘，开拓新局面。例如“唐宋八大家”，曾是中国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人物，公认为文章大师。他们的文章都被作为范文编选在各类课本中的，一般人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文章在修辞上有什么毛病。可是郑子瑜却不同，他在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时，已经注意到这些文章大家在修辞上屡有失误的事实。经过几年探索和追求，他终于以过人的胆识，指出了这些大师在修辞上的失误，并对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说，他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一书，开创了修辞批评的新篇章，让人耳目一新。至于他对中国修辞学史和中国修辞史的研究，都是贯彻了这种精神。所以郑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敢勇当先、锐意创新的学术大师!
郑子瑜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93年的经历充满着艰难险阻而富于挑战。对他心爱的学术研究，他有一股子韧劲、钻劲，具有从不言弃的决心；对学界友好，他不分国内国外，不讲地位高低，不计年老年少而广泛结交，诚恳待人，乐于助人。他曾为本刊和学会开展活动四处呼号，多处奔走，争取经费。他也为友人出书出成果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他提携后学，不求回报，只是为了共同繁荣修辞学事业，处处展示了他宽广的胸怀!在我的心目中，郑子瑜先生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和受人尊敬的长者。
现在郑子瑜老人离开我们远去了，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为他送行，祝他一路走好!我们也请郑先生放心，中国的修辞学事业一定会与时俱进，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