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新记》是一部幽默作品。 　　“幽默”二字，是英文Humor的音译，属于喜剧的高级形式，包含着滑稽、诙谐、讽刺、机智等复杂的含意在内。之所以采用音译，恐怕是因为中文中还难以找到一个准确的对应的词汇。它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方法，通过含蓄、隐喻、引人发笑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对丑的否定和鞭挞，或对美的肯定和赞扬。懂幽默、欣赏幽默，是文化修养的表现，是对社会矛盾深刻理解的结果。正如果戈里所言：“笑这个东西要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得多，重要得多！” 　　中国人民，是有着幽默的传统的。早在先秦时代，哲学家们就常利用幽默小品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如《孟子·离娄章句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就辛辣地讽刺了那种爱慕虚荣、上谄下骄的典型。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在其中专门写了一章《滑稽列传》，记载了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等人利用“滑稽”批评君王；魏国的西门豹利用“滑稽”战胜迷信，为民除害的史迹。由于其含意的隽永，言辞的智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所理解的“滑稽”的范畴，而应视为“幽默”了。魏晋以后，大量的笔记、民间故事、寓言、笑话，更是保留了不少幽默作品。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劳动人民往往通过幽默，来抒发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的希望。在处境最困难时，幽默感能成为人民乐观的精神支柱，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幽默使人发笑，但发笑并不等于幽默，真正的幽默，应包含深刻的思想和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露。在中国，幽默一开始见于历史就是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相联系的。它并不是插科打诨，粉饰太平，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是通过讽刺，谴责邪恶，宣扬正义。这乃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幽默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应当是劳动人民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中国人常用“亦庄亦谐”来形容幽默作品，其实“谐”仅仅是形式，“庄”才是其本质。 　　中国人民对于幽默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很多地方戏（如川戏）中，幽默的主题是屡见不鲜的；而在表演艺术中，丑角往往具有鲜明的特征。举国上下都爱听的相声，就是以其幽默而著称。文学大师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小说，言简意赅，令人忍俊不禁而余韵深长，至今流传不衰。国外作家狄更斯、果戈里、欧·亨利等人的幽默作品，或以讽刺见长，或以结构取胜，在国内也拥有广大的读者。至于艺术大师卓别林的电影在中国所觅到的知音，恐怕是出乎卓别林本人的意料的。 　　幽默来自人民，人民需要幽默。然而自从十年动乱以来，幽默的内容尽管在曲艺、戏剧中有所保留，在小说中，却相对的少见了。其实在当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在举国上下改革的浪潮里，幽默比之过去更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对于一切阻碍改革的社会因素，对于一切官僚主义、因循守旧、颟顸无能、鼠目寸光、嫉贤妒能等恶习，都可以利用幽默的形式，进行揭露与批判。让人民在笑声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换句话说，在当前，幽默应该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很早就有意写一部幽默小说。1981年9月，我从美国考察回国，想为青少年写一部介绍美国实况的书。这应该是一个从东方人眼中看到的具体的美国，除了揭露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问题以外，还想包括美国人民、美国社会中很多优秀的因素，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而引起的误解和矛盾。于是很自然地，我想起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的三位主角：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如果让他们再度“西游”，必将有无穷的奇趣。把这三位习惯于小农经济社会的人送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把长期接受东方传统教育的“出家人”置于尖端科学的熏陶之下，这本身就酝酿着一种喜剧性的客观冲突。而《西游记》原著所带的浓郁的具民族特色的幽默色彩，也为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西游新记》中，我故意尽量采用《西游记》对人物、风景、事件描写的原文，略加改动以后再赋予它新的含意，让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科学和幻想熔为一炉，达到强烈的对比，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 　　道理虽如此说，但是要探索民族化的幽默的特点，寻求社会主义条件下表达幽默的最佳形式；逗笑而不庸俗，谐趣而不荒唐，这种任务却不是像我这种业余作者所能做到的。所以《西游新记》只能说是引玉之砖，问路之石，希望这一尝试，能引起读者、作者的兴趣，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带来中国幽默文学新的繁荣。 　　从形式上看，《西游新记》实际上是一部不伦不类的作品。神话不似神活，小说不似小说。在当今世界上已有的文学分类中，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栏目去安置它，所以我就大胆地杜撰了一个“准神话”的名字。“准神话”者，似神话而非神话也。这并非我喜欢标新立异，实际上是无办法之办法。不过既然内容都是满纸奇谈，这形式也就不能考究了。姑妄名之，诸位看官不必认真也。 　　童恩正 　　1984年5月2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