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邱处机。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南宋时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人，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嚞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邱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达雪山。他屡次劝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为治之方”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虽觉得要争夺天下不能不杀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为“仙翁”（详见《元史·释老传》、《金莲正宗记》）。邱处机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今存在《道藏》中。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可能因为明刊《西游记》小说都未署吴承恩之名，而这两部书虽性质不同却书名有相同之处，后人遂不免混为一谈，或故弄玄虚将水搅浑，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游证道书原序》，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是邱长春，并谓得之于“大略堂《西游》古本”。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到清末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足两万字，纯系旅游见闻录，并不是小说。在《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都收录李志常之书，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孙锡序文，并无虞集序文。此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指出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另外，在虞集《道园全集》中也没有《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后人伪作，或许就是汪澹漪、黄太鸿之辈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作者吴承恩的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小说的真正作者，拨开社会上种种传说之迷雾。清初学者吴玉，在乾隆十年（1746年）纂修《山阳县志》时，见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虽未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他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于作者是何人，纪昀还没能考证出来。继吴玉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府志、县志也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著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剧说》卷五中引纪昀《如是我闻》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并进而考辨道： 　　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也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年间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卷四中据丁晏之说及“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断定《西游记》小说是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辈之谬说，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写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