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早期的孙悟空形象上还残留着远古和唐人传奇、宋人话本中野性神猴的遗迹。从《山海经》中“朱厌”、《搜神记》中“马化”，《焦氏易林》中“南山大玃”，《刁俊朝》中水猿，《汪凤》中制造动乱的猴神，《白猿传》中大白猿，《梅岭失妻》中齐天大圣白申公，突出表现了我国古代神猴传说中三大特点：一是好色，二是不安本分、犯上作乱，三是神通变化，能生活在江河中。在早期的西天取经故事中，孙悟空的形象正具备这三大特点，而这些又恰恰是印度古代传说中神猴所缺乏的。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缺“第一”部分，其余十六部分内容极简单，只是宋代说话人的提纲，此中白衣秀才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他不安本分，犯上作乱偷王母蟠桃，他能上天宫，入王母池，入龙池，有大神通杀死白虎精，降伏九条馗头鼍龙，只是未提“猴行者”好色事。在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好色，盗“金鼎国女子我为妻”。又不安本分，犯上作乱偷“玉皇殿琼浆”，“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仙衣一套，与夫人穿着”，“作庆仙衣会”，“盗了太上老君炼就金丹，九转炼得铜筋铁骨”。他还神通广大，“喜时攀藤搅葛，怒时搅海翻江”，是“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具有水猿的本领。小说中孙悟空的叛逆精神虽比杂剧中更突出、强烈，但却不好色。杂剧中孙行者不仅好色，而且说话不正经，如第十九出“铁扇凶威”中，借扇时对铁扇公主说：“弟子不浅，娘子不深，我与你大家各出一件，凑成一对妖精。”因说下流话调戏，铁扇公主才大怒与之争斗的，还保留原始猴神的特性。据朝鲜人边暹等在相当于元末时编《朴通事谚解》学汉文古课本中原注可知，元代《西游记》平话中，孙悟空“去王母宫偷王母绣仙衣一套，来设庆仙衣会”事推测，元人平话中有盗金鼎国女子为妻的情节。在原注中还谈到孙行者居住花果山水帘洞，“洞前有铁板桥，桥下有万丈涧”。他“神通广大，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可见早期的孙猴子与远古传说及唐宋传奇、话本中神猴的品格上有某种类似，这说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是在我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伟大儿子，不是什么纯粹“进口货”。 　　第四，从无支祁传说的渊源与流变中，也能找到彼此的血缘关系。 　　《古岳渎经》中“无支祁”或在别处称之为“水母”，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汉·王褒《九怀·思忠》云：“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朝兮南荣。”注曰：“天龟水神”。它不是水猿，而是龟形水兽、水神。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中河淮水神取马的传说，大概就是无支祁的前身。这种“神形兽视”的神话传说，很可能是远古时代“图腾崇拜”的遗痕，是由完全兽形神变成完全人形神的一种过渡。唐人李公佐集远古神猴传说之大成，塑造了“无支祁”。但这篇小说在唐代并未引起人们多大注意，李公佐获大名是靠他写《南柯太守传》。到了宋朝此说不仅广为流传，成了热门货，还被搬上舞台，即元代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和《宦门子弟错立身》第十二出〔天净沙〕中提到的《水母砌》。此传说故事交了好运，或许是因为当时瓦肆艺人讲说“灵怪”故事在推波助澜吧。 　　《古岳渎经》中说大禹“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宋代苏轼将这传说入诗：“川锁支祁水尚浑”（《濠州七绝·涂山》）。入宋后这传说故事还发生讹变。朱熹《楚辞辨证》下“天问”云：“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依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可见已有将大禹讹为僧伽之俚说。僧伽俗姓何，西域人，唐高宗龙朔初年“来游北上，隶名于楚州龙兴寺”，久居临淮，“称泗州大圣”。“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泗州通志》卷二十七“仙释”）据《太平广记》卷九十六“异僧十”载，他有诸种神异功能，说他是“观音化身”。赞宁《宋高僧传·僧伽传》载，他有三大弟子：慧岸、慧俨、木叉。木叉“多显灵异”，唐僖宗赐谥曰“真相大师”，塑像侍于僧伽之右，如同配飨。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水母洞在龟山寺，俗传泗州僧伽降水母于此。”元代高文秀《锁水母》杂剧，题目正名：“木叉行者降妖怪，泗州大圣降水母。”须子寿《泗州大圣渰水母》杂剧（均见钟嗣成《录鬼簿》），均将大禹降无支祁之说，改录于僧伽师徒名下。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绘有《大圣降水母图》，元代有《大圣降水母》小说，明代中期尚存，吴承恩终生挚友朱曰藩见到过绘画和小说（朱曰藩《山带阁集·跋姚氏所藏大圣降水母图》）。足见这种传说在宋元至明初一直流传、衍变，经画家、作家、说话人在为之增色。而在《西游记》小说中，则将僧伽弟子慧岸、木叉合为一人，甚至将久已湮没的大禹降伏水怪的传说也与孙悟空结缘，悟空手中“如意金箍棒”正是大禹治水时定江海深浅的“神珍铁”。从上述各种资料不仅可以窥见孙悟空形象之衍变，同时还可以清晰看到早期取经故事中一直把《古岳渎经》中神话传说及流变作为重要借鉴。孙悟空的形象是从无支祁的狭窄单调描写中，又吸收了古代神猿的种种特性，步步扩大、衍变、充实，而更宏大神奇的，其中也不乏佛经故事对它的某种启示。 　　另外，从目前有关资料可知，吴承恩不仅写长篇小说，也写短篇小说，并从小受“市野言稗史”熏陶，尤其爱读唐人传奇，“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产生极强创作欲望。后来在他写的短篇小说集《〈禹鼎志〉序》中不胜感慨地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足见“幼年即好奇闻”的吴承恩，深受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宋元话本等影响而从事文学创作。从小说集书名上推测，其中很可能有继《古岳渎经》之后，描写大禹降伏水怪的其他动人传说，或为《西游记》这宏伟巨著的雏形和试笔。所以，鲁迅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又借鉴于《古岳渎经》，“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湮灭”（《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