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打到龙宫，强索武器，打到冥府，强销死籍，似此目无法纪，理宜派兵讨伐，就地正法，以警后尤。而当龙王启奏，“恳乞天兵收此妖”，冥王上表，“伏乞调遣天兵，收降此妖”之时，玉帝欲派神将下界收服，而太白金星竟然建议： 　　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箓，拘束此间。（第三回） 　　到了孙行者嫌恶官小，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之时，玉帝欲遣天兵下界擒拿，而太白金星又复启奏： 　　如兵与他争，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齐天大圣。且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第四回） 　　玉帝领袖群仙，妖猴作乱，不加讨伐，而乃降诏招安，授以官职。这叫做姑息政策。姑息政策是唐代天子用以对付方镇的。欧阳修说： 　　夫所谓方镇各节度使之兵也……方镇相望于内地……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姑息政策是求苟安无事，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制政府的权威是用“力”维持的，不能依靠恩情。天子姑息臣下，也许出于恩情，而由方镇看来，必以朝廷为软弱无力。朝廷愈姑息，方镇愈跋扈，这是必然之势。玉帝两次降诏招安，孙悟空第一次觐见玉帝，既不拜伏参见，而又自称老孙，仙卿大惊失色，而玉帝却说：“孙悟空初得人身，不知朝礼，且姑恕罪。”（第四回）第二次觐见玉帝，官封齐天大圣，玉帝告诉他：“官位极矣，但切不可妄为。”孙悟空还是唱喏而退（第四回）。第一次不识朝仪，犹可说也，第二次不识朝仪，不无蔑视朝廷之意。似此枭鸱，而乃待以殊恩，开府置吏（第四回）。玉帝此举，由我们研究政治的人看来，不能不说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政治不过“力”而已。凡倚力而取得大位者，不是用力以拘束之，就宜用术以折服之。韩信归汉之时，汉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为大将（《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英布归汉之时，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盖韩信身无一卒，而英布早已为王。无一卒者，待以殊礼，信必心悦。已为王者，难免不自尊大，故宜峻其礼，令布折服。《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颜师古注曰： 　　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 　　玉帝不识此中道理，以为恩情相待，可以羁维其心，岂知孙行者并不认为恩情，反而谓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乱天宫，要求玉帝让位，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又说，“他（玉帝）不应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归失败，观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时，汉初，“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而如贾谊所说： 　　诸王虽名为臣，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尤以吴王濞为甚，“文帝宽不忍罚”（《汉书》卷三十五《吴王濞传》）。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序》）。其宽忍不是姑息，盖准备不够，罚则生变，故乃一方宽忍，他方又依贾谊“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之言，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复依贾谊“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为梁王，而以淮阳为郡文帝二年，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一年又徙为梁王，淮阳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阳国，立子余为淮阳王。。七国叛变，淮南三国无不附汉（《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刘长传》），而梁王又“城守睢阳，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汉书》卷四十七《梁孝王刘武传》），所以周亚夫之兵一出武关，七国之乱即平。由此可知国家发生外患或内难之时，倘力不能制，必须一方宽忍，一方准备。只宽忍而不准备，国必亡；只准备而不宽忍，国必危。勾践卧薪尝胆，何曾让夫差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为国者固不宜逞一时的意气。 　　唐之对付方镇与汉不同。安史乱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即朝廷对于方镇只有宽忍，而方镇对于朝廷，则不许其有任何准备。朝廷力不能制，于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然而贼夫贪心没有限界，“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于一时，而结果又往往引起大乱于将来。 　　政治以“力”为基础，“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赏，有罪而不敢罚，而如陆贽所说： 　　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则“法”亦破坏了。法纪荡然，当然是藩臣叛上，继之而发生者将校横行，又继而发生者士卒骄恣。将校横行开始于肃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德宗贞元以后，“藩臣缺，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卢从史传》）。朝廷既然放弃用人之权，择将校所喜戴者授以节度使之职，则有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颜悦色，讨好将校。于是前此帅臣主政，而将校感其噢咻之恩，乐为之死，现在则将校擅权，而主帅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东诸将杀邓景山，而请任命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成德军将吏诛田弘正，而请任命王廷凑为成德军节度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廷凑传》），即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