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从《道士塔》看余秋雨散文的特点
作者：李俊霞
一、链环式的结构方式
余秋雨刷新了散文叙述的一般模式，行文并不墨守“一贯到底” 的叙事格局，而是大胆采用了链环式结构，把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根据不同的需要切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集体，彼此相连又各具独立性，随着叙述的演进不断推进情感的深化。
在《道士塔》中，作者利用小标题的形式，把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个历史事件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这三个部分分别包括王道士刷白壁画和砸碎塑雕、发现洞窟经卷、随意送给官员洞窟文物、低价出卖文物等故事，在叙述的同时又穿插着作者对王道士、满清官员、满请政府的愤怒、痛苦、伤心、绝望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叙述的推进而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余秋雨散文的独特结构方式。
二、将历史生动故事化
敦煌石窟的当家人王道士对敦煌文物的破坏出卖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对于这一段历史，余秋雨先生突破了传统散文的表达方式，在方法和技巧上大胆吸收小说和戏剧的特点，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想象才能，对发生在晚清的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史实进行了艺术的虚构，使尘封的历史复活。
如作者在描述王道士“整理”莫高窟时，就恰如其分的运用了此法。“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 “‘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这样的描写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感染力，使人读了仿佛置身其中。透过这种手法，我们会感知作者那颗跃动的拳拳之心和对民族文化的无限珍视之情，他的哀惋和痛惜，他的无奈和悲愤，他的凄厉和呼唤，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潸然泪下。
对于余秋雨的这一表达方式，历来颇有争议。韩石山在《余秋雨散文的缺失》里说：“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
而曹文轩在《幻城序言》里写道：中国文学的可检讨之处，在于若干年来总是停滞于摹写，流连于考证，而无法将文字引入想象。冯骥才也认为：“不必要把任何一种门类的外延限制得太死。文学创造空间，没有谁给文学体裁有定义上的限定。关键是对边缘的突破。一种是纵向的，内容的；一种是横向的，形式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们所期待的精品、大师级的作品，是从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突破。”
对此，笔者认为：文学不同于历史，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我们应提倡合理的创新与尝试。作者这样细致的描写使我们对王道士有了更立体、丰满的把握，有了更客观、深入的认识。这种想象是作者真挚热烈的感情的表现，是作者情不自禁地走进历史，再现了沉重灾难的沧桑历史，有利于读者更真切的了解这段屈辱的沧桑历史。
三、与古人对话的抒情方式
人们一贯认为，散文是作者个人的自叙传，散文中不能没有“我”。在《道士塔》中，我们可以见到作者最真实、最自然的情感。为了便于抒发情感，作者采用了与古人对话的抒情方式。 在文章中，“我”是民族文化的叩访者。“我”居然站在了王道士破坏宝贵文物的现场，和历史人物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我”还是文化悲剧的干预者。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这是“我”面对王道士毁坏敦煌文物的感受。对于一样珍贵东西的毁灭，一种是毁灭者明知是在毁灭，而另一种是毁灭者不知道是在毁灭。那么对于东西的主人而言前者可能更容易接受，而后者尤其是一种悲哀！《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就是第二种毁灭。“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很显然，这是作者面对文化瑰宝被毁的震惊和极度痛心，以至暂时没有了意识和理智，继而产生了幻觉。“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这几句是作者在幻觉作用下，置身于历史的时光隧道中，与王道士的“面对面”的交流。正是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我们感受到的是王道士那种愚昧、无知、对民族文化的漠然，体味到的是作者内心的痛苦、伤心、无奈！
四、强烈的爱国情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护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不管是通过想象再现历史场景、文化悲剧的独特的叙述风格，还是穿越时空、置身历史场景，与古人对话的奇特抒情方式，都源自作者的一颗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文化的诚挚之心，一种勇于探究、直面历史悲剧、文化悲剧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拥有的。
五、诗性的语言
余秋雨对语言有天生的超强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余秋雨总是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词语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力，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事理，同时流动着诗的氛围和情感色彩。
如“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的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短短的几十个字，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幅凄美的画面，广袤的天空，鲜红的晚霞，渐行渐远的牛车，终于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化为了一个个黑点。这一队牛车就像一把利剑在中华民族的胸口上慢慢撕开了一条深深的伤口。让读者感到了一种锥心的痛苦。余秋雨散文的语言是那么富有张力，富有弹性，富有质感，富有文采，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内容说得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极强。这也是余秋雨散文畅销的原因之一。
余秋雨散文的艺术魅力是独特的，文学史上出现的“秋雨现象”也正体现了余秋雨散文的魅力。当然，余秋雨散文的艺术魅力也远非本文所提到的这些，但我们可以通过《道士塔》中的较为典型的几个方面，来体会余秋雨散文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