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国学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思考
作者：蔡秀敏
1949年之前，“语文”被称作“国文”。查找有关资料，“国文”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和《中学国文读本》。1949年之后，随着苏联模式在教育上的确立，“国文”一词被“语文”代替，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其中包含有很深的文化背景。“国文”无疑指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更主要是传统经典，换句话来说，形式上主要是文言文；而“语文”可以是白话文，外来文学等等。从目的性来说，国文主要是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语文更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代表。近几十年的语文教育，使得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认知出现了不少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在我国的倡导，学界与媒体联手推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等等，造成了“国学热”的兴起。在海外，许多孔子学院纷纷建立，这被当成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在高校，以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创办国学班为起点，内地许多高校纷纷创办国学班、国学院；而现在，国学热也在小学生中出现，许多地方也出现读经之风。社会上，中断多年的祭孔仪式也逐渐恢复。
但是，作为学生成长重要的阶段，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国学似乎脱离了中学教学特别是语文教学的视野。那么，造成目前中学国学萎缩，人文教育缺失状况的原因何在呢？
一是在实用学问和工具理性的驱遣下，本应该承担接续国学重任的语文教育而言，还远远没有到位。实行课程改革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现行语文教育存在的弊端：重语言文字，轻语感语境；重古诗词，轻经籍典章。语文教育应该是文化教育，历史教育，经典教育，生命教育，而现在已经堕落为匠人教育。同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多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偏重于智力因素的培养，缺乏文化的熏陶与人格的培养和非智力因素的开发，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趋向于功利主义，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甚至畸形发展，学生们的母语水平不高，肚量不广，涵养不深，人生态度无所依归，理想不敢坚持，君子之风渐行渐远。
二是传统语文教育中德育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将“认知”从“情”与“意”中剥离出来，将“真”与“善”从“美”中抽取出来，撇开情感与意志抽象地讲认知的发展。因为在学生品德形成的过程中，“知、情、意、行这四种心理成分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 而传统德育单从“知”的角度出发，借助具有固定含义的话语、概念、逻辑等理性手段来实施教育，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此外，中学课本也有文言课文，却往往引不起学生兴趣，主要原因应该归教学不得法，好好一篇文章，被分解成了一个一个的语法点，以应付考试为目的。语文课本的选材和编排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高一从先秦学起，虽然都是名篇，可都是令学生觉得艰涩的内容；高二诗歌和小说较多，那些古文的文字还比较浅易，这样安排显然不符合学生认知特点。
同时，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是造成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小学语文教育，特别是作文教育确实存在一定误区。我们有些中小学老师，在教授写作课时，只是把书本上的知识“填鸭式”地强塞给学生，很少顾及培养学生们对生活的感悟能力；有些老师，强行要求学生按照所谓“优秀例文”的范式去模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曾在中小学进行了“国学”教育的问卷调查，在 205份调查问卷中，中小学生、家长和老师认为缺乏应有的文化、历史知识的，竟多达 138人；认为在中小学应设立“国学”教育专门课程的有 165人，占 80%；认为中小学需要专门设立写字和书法课的有 180人，占 88%；认为表达能力差的 82人；不会写信、作文困难的 66人；写字难看的 85人；认为学生的语言、文学、文化水平令人担心的有 74人，占问卷人数的 36%。而希望中小学“要由浅入深地学习中国文化知识”并认为“很有必要”的有 170人，占问卷人数的 83%。可见，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家长、老师，都对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反映强烈。传统的历史、文化修养的培养，被分解到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之中，导致中小学长期缺失“国学”内涵。电脑及电子传媒进入中小学领域之后，一方面带来新知识和新的传播优势，另一方面又削弱着孩子们对传统文化载体的掌握。写毛笔字等基本却又鲜明的“国学”表现都丢掉了。为此委员们认为在现阶段有必要提倡在中小学实施“国学”教育 。
中学如何加强国学教育呢？这个责任首先落在要实行语文教学身上。毕竟，语文是距离国学最近的一门课程，语文教学应成为国学传播的主阵地。
首先，要重视文言文的学习。现代散文大师朱自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得经过各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现在的学生不但不爱读文言文，似乎还不爱读历史，即使是本国史。 ”这里所说的“古典的训练”，不就是“国学的训练”吗？把是否受过这种训练，看作是否是真正的“受教育的中国人”的标准，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今，都是十分精辟的论断。反观现今，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使得中国人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更加珍爱祖国，更为本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自豪，因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即使是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国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仍然是不可放弃的精髓，能让人以健康的心态来适应社会变迁中的纷繁复杂。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大气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尤其值得代代相传。在文言文学习中要注重经典学习，要更多地重视《论语》、《庄子》、《老子》、《孟子》、《墨子》、《周易》、《春秋》等先秦元典。文化元典是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产物，同时，元典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元典。元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关照久远的岁月，反复地为后人所重新诠释，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模式、人际关系等产生重要的久远影响 。例如《圣经》、《古兰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对今天的西方世界、伊斯兰以及犹太世界仍然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要培养学生诵经读典的习惯。人的记忆黄金年龄是5—15岁，这一时期记忆力强，而且记忆也深刻，记忆的内容或许一辈子都历历在目。在学习国学方面，很多前辈学者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钱钟书，4岁时，伯父作为他的启蒙老师，信奉“教之有方，顺天自性”的自然主义教育方法，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钱钟书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也非常惬意，逐渐染上了晚起早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5岁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就开始教育钱钟书。9岁时，直接管教，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 ”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钱钟书的国学功底很好，考清华是就是因为国学功底好被破格录取，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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