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怕子成龙”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李武军 张 伟 陈桂鹏
[关键字]怕子成龙”；教育成本；教育投资
现代国家的教育，具有直接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开发人力资源的巨大经济功利价值；同时具有促进社会整合，促进人的心智发展，促进社会平等、社会凝聚和文化认同等非功利的价值。但近年来，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中却出现了“怕子成龙”现象以及与之相伴的失学现象。“知识改变命运”的希冀与“怕子成龙”的悖谬，使人痛心，更发人深省。
一、“怕子成龙”的原因
我国政府一直把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的重要目标。根据《教育法》及相关政策的规定，教育机会均等在我国主要涵义有：一是指所有人不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的差异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二是指在自然、社会或文化方面处于不利条件的个体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国家必要的补偿和改善。具体来说，农村“怕子成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教育机会上的不均等
虽然建国以来我国的各项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与主观的原因，使得我国目前在教育机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均等现象，不同地区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从高考录取率看，2003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录取率超过70%，而一些落后地区的录取率只有30%。由于升学机会不均，造成城乡人口教育差距拉大。城乡教育不均使大批低教育程度人口积淀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不同阶层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一般说来,农民、工人子女获得优质基础教育和升大学的机会比机关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少得多，近年来，更加大了这种差距。上述诸多方面教育不均等现象，不仅制约了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与教育的和谐发展，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2．教育资源配置的短缺和失衡
教育投入的总量不足和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制度性问题。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和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三级教育中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等级化的学校制度等，它助长了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失衡，造成了太多的失学儿童。其次，由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模式，各地预算外教育经费的情况差别很大，也是造成不同经济水平地区教育经费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再次，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失衡仍然存在，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中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超过2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
3．教育的高收费和乱收费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最受重视的高等教育在20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199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使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短短的几年内翻了几翻，原定于2010年实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在2002年提前实现。高校扩招在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最为人诟病的，是高收费政策。自1997年高校全面实行缴费上学，学费标准不断攀升。1999年在1997年的基础上又提高了15%，平均学费超过4000元，此后稳定了几年。2004年是近年来学费调整最大的一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平均学费高达5000元左右。重点学校和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加上住宿费、生活费，本科四年要花6万元左右，这对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和贫困农民来说，是一个不容易承受的巨大经济负担。政府部门统计数字显示，1998-2002年，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共组成近5万个检查组，检查了47万所小学和12万多所中学，查出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5年合计15亿元，清退10亿元。
4．就业形势不乐观, 投资回报率低下
以前农民的观念中，考上大学后就拥有了非农户口，毕业时国家包分配，捧到铁饭碗，吃一辈子国家饭，一劳永逸。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就业政策引入市场机制，以自主择业为主，实行双向选择。因此，农民子弟大学生中许多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于是，在农民的眼里，大学生自然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大学也不再是令人神往的殿堂。90年代中期以前毕业的大学生，教育收益高，相对于其他同龄群体，既有高的经济收益，又有高的声望收益，同时上学期间花费不多，所以当时的教育回报率是很高的，自然农民也望子成龙，希望子女成为大学生。但是，现在读大学要上交高昂的学费，教育投入很高，教育回报率相对于以前大大降低。这一条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出路几乎被堵死了，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一落千丈，“怕子成龙”的心理形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重返“望子成龙”若干对策
当前，我国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又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条件，这就必然牵涉到对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到教育改革的方向，而且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1．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马克思早在1886年就提出“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既然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公民享有基本权利不应以贫困为代价，那么国家就应充分发挥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起实施教育的首要责任，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其一，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教育，并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义务教育年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该通过政策、经费等手段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其二，国家要确保教育经费投人。可以考虑制订《教育投人法》，明确各级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责，确定各级财政安排教育经费的责任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坚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4%的最低目标并逐步提高。家庭和学生主要承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教育成本，具体比例应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层次、类别的不同而科学划定。
2．保证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
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应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公平化。应加强政府作为，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从源头上治理择校费、赞助费等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缓解因教致贫问题。为此，中央要加强宏观调控，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其一，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遵循“存量在地区内均衡，增量向薄弱地区倾斜”的政策，首先实现各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缩小校际差异，充分贯彻就近入学原则，以减少额外的择校费用，其次是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要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弱势教育单位倾斜。其二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刚性差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实现城市教育向农村教育的“反哺”。其三，处理好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关系。办好公办学校，保证其办学水平，控制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转化成民办教育资源的不良现象，避免因一定区域内公、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差异过大而导致学生被迫择校现象。
3．实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与收缴制度
科学的成本核算、适当的分担比例和公开的缴费项目是控制学费和乱收费的前提。首先，对各地区各级教育的成本进行科学核算，并向社会公布。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及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定期对各级教育成本进行评估、监控，并督促各学校向社会公布年度费用开支及成本情况，避免政府、社会和个人等方面的教育投入流失。同时要精简教育机构，厉行资源节约，控制非直接教育支出以降低教育成本。其次，应科学划定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或个人承担的比例。此点是决定家庭教育支出的关键。第三，严格控制教育乱收费行为，政府应公开各级教育阶段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禁止各项搭便车的收费行为，加大对乱收费的打击力度，减少家庭不必要的教育支出。最后，依据“不均等地对待不同者”的公平原则，对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助学金或“教育券”等方式实行适当经济补偿。对文化资本欠缺的家庭给予辅导、补课等文化补偿，减少他们为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而额外支出的教育费用。
4．完善教育投资收益的回馈渠道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们投资教育能够获得回报。如果受教育者在毕业后能够很快找到理想的工作，其收益会弥补早期的教育投人，缓解因教致贫的家庭状况。但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上升，2001年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达338万，然而就业率却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委屈就业，甚至出现零工资就业，同时每年还有约占毕业生人数30%的毕业生无业可就。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受教育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期望相距甚远。我们首先应该疏通就业渠道，规范就业市场，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使人力资源尽快转化为人力资本；其次各级教育要准确定位，调整目标结构与教育内容，革新教育方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第三是要开展就业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增强就业的灵活性，提高就业率。惟此方可健全教育投资与收益的有效链接，实现教育解困的目标。
5．引导理性的家庭教育投资
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文凭的贬值并不会降低人们投资教育的热情，反而会激发更大的教育竞争，引起更多的教育投入。但是教育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和风险性。教育的层次、接受教育的时间、教育的投入并不一定与教育收益成正比。因此政府和社会要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投资观念，结合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生发展水平进行合理规划、理性投资，避免无谓的浪费；同时注重孩子教育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纠正部分家长头脑中存在的“花钱买教育”的不当思想，发挥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以较少的教育投入获得相同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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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国强.因教致贫的社会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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