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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那天晚上我把获奖证书放到衣橱下面的抽屉里,关抽屉的刹那我低头,看见了床下那个已落满灰尘的纸箱。

  我使劲拖出它,打开。最上层,水晶小房子在灯光的照耀下,还是那么晶莹剔透。

  我把它托在手心里,擎高,看它光滑的切面、分明的棱角、五颜六色的光,依然那么漂亮。这样看着的时候,我似乎还能记起那些时光,清晰的在我眼前跳跃。我轻轻吹去它上面的三两点浮灰,然后把它重新放回箱子里去。我还很仔细地拂去了箱子上的灰尘,为它的缝隙粘上了透明胶带。

  粘胶带的时候,那“嗤啦”、“嗤啦”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耳膜,连同我的记忆与心。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我曾经喜欢过的男孩子,在我还喜欢他的那些日子里,善良的微笑、和气的模样,还有他说“她是我同桌”时的义正词严。

  这样的回忆让我觉得美好,可是也有隐隐的哀伤:我知道,我还是没有原谅他。或许,永远永远都无法原谅他了。

  因为我这样想:你可以用任何事情来开玩笑,可是你不能拿16岁的感情开玩笑。

  毕竟16岁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伤害了,就永远无法平复——这才是最让我痛心与遗憾的、留在岁月肌肤上的隐隐的疤痕。

  寒假照例是要补课的。

  没有人抱怨,每个人似乎都很习惯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使命。4周的寒假如果能放一周也没人埋怨什么,如果能放10天,那简直就是上帝开恩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四周可以不必到校上课。因为我请假了——寒假里,我要去省城找老师学习播音主持方面的专业课。

  去教务处请假的那天,恰巧碰见了夏薇薇。她表情讥诮,脸上有不屑的笑。

  “陶滢,你要用左手拿话筒吗?”她这样问,似不经意,却又如此刻意。

  我没好气地回嘴:“难道左手不可以拿话筒吗?”我昂首挺胸从她面前走过去,再回头,看见她气急败坏的脸。

  其实,除语文老师外,没有人认为我会成功。

  包括田佳佳。

  她微微皱着眉头,不说话,过很久终于问我:“是真的喜欢吗?”

  “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斩钉截铁。

  那些困顿而尴尬的岁月,那些自卑而迷茫的年华里,我从来不知道,梦想本身有如此可亲、可爱的面孔。

  换句话说,生命,对我而言,已许久未如此饱满过了。

  我是说,饱满。

  饱满,就是种子破土、树叶抽芽,一小团的茧握在手心。是鼓而胀的质感,填充在生活的角落里,让你感觉不虚无。

  我终于在有了梦想之后,感受到生命那些华美的颜色,在晴好午后慵懒停靠。

  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光里我曾弄丢过我自己:我的未来、我的梦想、我的希望。那是我记忆中最张皇失措的一段时间,我如同象棋棋盘上的卒子,手持盾牌,步步为营,只能向前,不可后退。我无意伤人,能不被人伤,已实属不易。

  那些人前人后的嘲笑、三三两两的指点,不过是湍流的河,奋力趟过去,一切不过如此——早已练就一身不怕死的胆,哪怕你说我脸皮厚。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或许未遗忘,但已不害怕。

  因为同学们终究是健忘的。分班之后太多故事散落了,除了日益逼近的高考,大脑里容不下其他。我对陌生人从来不怨不恨,因为我知道,我的忘不了,不过是因为极之希望落空后的极之失望,或者说,我只是无法面对张怿、夏薇薇、徐畅,以及一切与当时事件发生联系的人与物。

  感谢梦想——因为一场突然落幕的爱,我却找回了我的梦想。

  它太仓促地就介入了我毫无准备的生活之中,然而突如其来的冲击并不让人感觉痛苦,或许可以说,还带来了某种欢愉。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然而,经历了这一切,我无路可逃,唯有背水一战。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希望,唯一能拯救前途、拯救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找到了我的路,再苦、再难也要咬牙走下去。毕竟,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无力走路,而是无路可走。

  感谢田佳佳,她收起担忧的眼神,而给予我无比坚定的鼓励:她只是在自习课的时候给我传了无数张小纸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坚持到底。

  只是没有想到,妈妈的态度那么开明。

  她在电话里听完了我的设想,沉默了一小会儿,问我:“你觉得你真正喜欢这个专业吗?”

  我说:“是。”

  她又问:“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克制力抵御那些诱惑和压力吗?”

  我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妈妈叹口气,说:“是啊,你也不过是个孩子。”

  沉默了一会,她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在艺术学院做老师,我向她打听一下好不好?如果她说你可以尝试一下,那我们就勇敢地尝试一下!”

  她的语气坚定、沉着,充满轻松的鼓励。我隔着一条电话线,看不见她的表情,可是总觉得内心里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在轻轻地、柔软地开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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