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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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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发现他们穿错了鞋：两脚都穿着右边的鞋。问下来他们明白这一仓库的皮靴都是右脚的。他们猜日本人专门造出右脚的鞋来给左边残肢的伤兵。又想，哪儿就这么巧呢？锯掉的光是左腿？那是日本人的工厂出现了破坏份子？最后他们猜是日本人太孬，把左右脚的靴子分开入库，左脚的靴子还不定藏在哪个山的山洞里，就是一个仓库让中国人搜索到了，也穿不成他们的鞋。
人们说他们偏偏要穿不成双不结对的鞋，中国人打赤脚都不怕，还怕“一顺跑儿”的鞋？！于是他们全恼着日本鬼子，转眼就把靴子分了，穿上了脚，不久暑热从那靴子里生发，凝聚，蒸着里面长久舒适惯了，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的脚。史春喜笑嘻嘻地迈着闷热的“侉侉”响的步子，检阅着正在分罐头的各个大队。他的脚快要中暑了，但他喜欢那步伐和脚步声。人们一点也不打不吵，没人骂脏话，罐头安安生生地就分到了各生产队，又分到了各家各户。他站成一个标准、漂亮的立正，两个脚尖却是都朝一个方向；他这样立正向人们说：“我希望大家细水长流，啊？别一顿把恁些罐头全吃了！咱要靠它坚持到麦收！”
葡萄抱着她分到的三个罐头，看着春喜也会像老汉们那样从烟袋里挖烟草，装烟锅，她心就柔融融的化开了：他装烟的手势和他哥一模一样。他穿着“一顺跑”的日本皮靴正和一个老婆儿说什么笑话，帮她挎起装了五个罐头的篮子往山下走，老婆儿的孙子孙女前前后后地绕在他身边。
不少人说得先吃一个罐头才有力气走二十里路。他们找来锹、镐，砸开了罐头，有人不对呀，闻着不香嘛。
从砸开的铁皮口子里冒出的是白的和绿的酱酱。日本鬼再吃得奇异，也不会吃这东西吧，大伙讨论。一个人用手沾了一点白酱酱，闻了闻，大叫一声：“这是啥肉罐头？这是油漆！”
没一个人走得动了。孩子们全哭起来，他们爬的力气也没了。贺村的人想起什么了，叫道：“美蒋特务刘树根呢？快毙了他！他想叫咱喝油漆，药死咱哩！”
人们这才想起刘树根来。他的阴谋可够大，差点让大伙的肠子肚子上一遍漆！就差那一点，史屯整个公社的人都毁了。他们到处找刘树根，人人的拳头都捏得铁硬，他们已经在心里把几十个刘树根捶烂了。这个兵痞，壮丁油子，从土改分掉了他的二十多亩赖地就盼着美蒋打回来。人们说：捶烂他！剁了他！给他汆成肉丸子！下油锅炸炸！……哎呀，那可费油！多少日子没见过一颗油星子了！
刘树根就是没了。他家窑洞上了锁。他和他老婆、孩子都没了。人们不知道，刘树根那天得了五个罐头的奖励，回到家找刀开了一个罐头，当场昏死过去。老婆又泼冷水又扎人中，他醒过来说：“村里人马上就要来了，他们非捶烂我、剁了我不可！
老婆说：“你也不知那罐头里装的漆呀！”
刘树根说：“我是不知道。可我也不是美蒋特务，他们说你是，你就是了呗。他们一开罐头，见里头不是肉，非把我剁剁，汆成丸子……说着他就瘫成一滩，等着挨剁了。
老婆做过窑姐，见识比村里女人多，赶紧收拾了衣服、铺盖，趁全村还在山上喜庆罐头大丰收，她拖起刘树根就走。通县城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是被人吃秃的草，吃死的树，一条瘦狗被谁家扔了，死在路沟里，扁薄得像一条狗形毯子。走了一程，新坟上的老鸦们见人来了，盘旋在人的头顶。它们想，盘旋不了多久，就可以俯冲下来。它们常常这样撵着暂时还在挪动的肉，狗也好，人也好。
种麦之前，史春喜把全公社的党团员、劳模、积极份子、干部、复员军人全叫到原先的孙家百货店开会。
春喜一下子老了十岁，眼光都有点花似的，眯细眼对人们宣布，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了。
葡萄的脸也肿得发木，手里还是照样忙得很，用个线拐子打麻线。她能把碎烂的断麻全打成光溜牢实的麻线。她胳膊上下舞，想抓紧开会的时间把一团烂麻打出线来。
麦种、牲口，都是大问题。咱公社的牲口死得差不多了，麦种钱也还没落实。春喜说着，迈开老汉的步子，在前台来回走。公社在这年春天把麦种全借给社员们吃了。
听了一小时，大家听懂了史书记的意思：他卖了自己的手表、小荷的缝纫机，凑出一份子钱给社里买麦种。他从军队复员，领的复员费置下的几件东西都献给社里了。大家明白，这是该他们献的时候了。他们中没一个人有缝纫机、手表可献。家里就一口锅一把勺，还献出去炼成了钢，到现在还没把锅勺置办齐。
葡萄的手舞动得更快，知道史春喜的眼睛在她身上一会照亮一下。冬喜不会把土堆在下头，盖上布再铺一层麦，最后把麦种也当“火箭”放上天去。不过她还是死心眼地在春喜的每一个神情，每一个动作里找冬喜。找到冬喜的一个挥手，一个垂眼，一个皱眉，她就迷了：那是冬喜借春喜还了魂。在葡萄犯死心眼的时候，她会心疼春喜：为了点麦种，把他愁得比他哥还老。
春喜的说话声音和在了葡萄线拐子飞转的声音里，听着就是冬喜啊。她抬起头，用肿小了的眼朝他看着。她好久没这样做梦地看一个男人了。麦种麦种，那时她和琴师朱梅看着抹窑洞的新泥和着的麦种发出麦苗来，对看了一眼。洞房里的红腊吐出肉肉的火舌，温温地舔一下，又舔一下。那被舔臊了的空气动起来，把墙上的青嫩麦苗弄得痒痒的，贱贱的，一拱，一闪。琴师就和葡萄做起同一个梦来。
她现在身上也痒痒的、贱贱的。她想春喜和她咋就这么冤家？她为啥就非得在他身上找到冬喜才不恼他？她的眼光没有空抛，散会时冤家来了，用他第三条嗓音对她说：“开会不准迟到，不准盯着我脸看。”
她就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皱起眉毛。葡萄心一软，衬着土黄的脸，他那眉毛都长荒了似的。
“借到钱，买下麦种，再买几个猪娃。”她说。
他嘴角挑动一下，明白她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有一点儿喜欢你的。她一看这个大店堂里只剩了脸对脸的他和她。
“现在哪有东西喂它们？”春喜说。他的意思她也听懂了：我现在就想你哩。
“给我把猪娃引来，我保准饿不死它们。”她说。他听的是：我也想你。我身子老想你呀。他又说了几句关于庄稼，牲口的愁话，其实是说：你呀你，总算想我了。她也说了一两句宽心的话，眼神却告诉他：我身子喜欢你，心还恼你。
春喜懂了她这句后，突然垂下眼睛。
“你到底儿恼我啥呀，葡萄？”他问，猛不丁地。
葡萄愣了。她从来没想明白她恼他什么。她就是恼他。她说不明道不白他哪一点孬，但她的心明白，她的心不把道理告诉她。
春喜上来抱住葡萄。她的嘴抿得跟刚长上的刀伤似的。他用舌头撕开那伤口。他知道他委屈有多大；他知道她身子明明敞开了，等他等得作痛。
葡萄等他把她搁在条桌上，把她罩在他身子下，她才什么都忘了。黑灯瞎火可真美，她管他是谁，她身子喜欢就行。
从那天晚上之后，葡萄和春喜常常在坟院旁边的林子里欢喜。她想，他哥哥是疼他兄弟的，也疼她葡萄，不会让他和她肚皮饥身子也饥。这么饥的日子，没这桩美事老难挨下去。春喜每回完了事，和她说话，她就把汗津津的手搭在他嘴唇上。她和他是说不到一块儿去的。
种麦是靠人背犁的。公社书记成了史屯公社的头一条犍牛，跳进地里，把套往身上一套，跟大家说：“苏联龟孙想逼咱债，能叫它逼死不能？”他说完上身向前一探，脖子一伸，两条腿蹬开了。
史书记当了几天的牛，下面带出一群好牛来，麦子总算按时种下去了。背一天犁，他一看到葡萄的身影就又有了力气。他和她钻进北风吹哨的林子，直欢喜到两人都热得象泡澡堂。
葡萄的肿消了，脸色红润起来，扁了的胸脯又胀起来。她每天饥得心慌意乱时，想到晚上这一场欢喜在等着她，就像小时从地里往家走，想到一个井水冰着一根黄瓜在等她，马上什么都美起来。
天色往下沉暗，她把一篮子桐树花倒进刚开的锅里，坐下扯起风箱来。锅又开了，她揭开锅盖，把烫软的桐树花捞起来，一股清香。桐树花好好做熟味道不赖。涝起来的桐树花倒进盆里，她又舀了两瓢冷水进去。得泡上一天，才能把它熟来吃。昨天泡的花泡成了，用手撕撕，倒进锅里。煮一阵子，清香不清了，有了点油荤的香气从锅里冒上来。
葡萄用两个大碗把做熟的桐树花装进去。她摸黑摸出盐罐，里面有把断把粗瓷勺。她用勺子在盐罐上使劲刮，刮了一周，又刮一周。盐罐是分家时分到的，不知哪个懒婆子用的，一定是连汤带水的勺儿筷子都插进去舀盐，干盐巴浸了水，年头长了结成一层硬壳，现在葡萄把盐吃完了，只能靠刮那盐罐。
盐和辣子一撒，再拌拌，她用筷子夹起一块，送进嘴里。味道真是鲜得很，有点像鸡丝哩。不过葡萄早就忘了鸡丝是什么味道。她把自己碗里的桐树花又往大二碗里拨了些，把两个碗装进篮子，挎起来下到地窑里。
她摸黑摆好碗筷，又摸黑把凳子放好，嘴里问二大：“桐树花咋会恁鲜？吃着象鸡丝。”
二大嗯了一声，手把棉袄摸过来。
她一听他的动作，就说：“爹，冷得不行吧？”
二大又嗯了一声，手去揭被子，把当褥垫的草碰响了。她听着听着，想这个抖法，不是冷了。她的手准准地伸过去，摸在他额头上。就和摸了一块炭一样。她说：“爹，你啥时病的？早上咋不告诉我？！”
二大一张嘴，上下牙磕得可响。他说：“没事。”
葡萄点上灯才发现二大看着比听着吓人多了。他脸色苍黄，两只眼成了狸子的黄眼，白头发白胡子中间搁了个肿得有盆大的头。这时他要是逛在史屯街上，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十年前给毙了的孙怀清。
葡萄赶的是下洛城的晚班火车。小火车站的伙房师傅见了她，塞给她一个扁豆面的韭菜盒子，又把她交待给了火车上的伙房师傅，说葡萄是铁路上的家属，托他把她搁在餐车里捎到洛城。身无分文的葡萄晚上九点到了洛城。赶到孙少勇家时，已经十点了。
少勇开了门，把她往里让，两眼不离开她的脸。他问她怎么这么晚来，有急事没有。
“可是有。”葡萄说，见他让了椅子，也不坐下去。
“坐下说。”少勇拿出一个干巴巴的杂面馍，又给她倒上水。
“不是来跟你要饭的。”
他见她脸色不差，也不太肿。就是两眼的目光和从前不一样了，好象她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在想自己的心事。
“坐下慢慢说。”
“没空坐。你跟我回去一趟。”
“啥事？”
“有个人病了。病得老重。”
“谁？”
“回去你就知道了。”
少勇盯着她看。看出来了，那人是和他也和她有秘密关系的。是他们的孩子？是，肯定是。她一直把挺藏在什么地方养着，这个叫葡萄的女子干得出那种好事来。
少勇从衣架上拽下围脖、绵大衣。又从抽屉里拿了些钱。他一扬下巴，叫葡萄先走。
出门后葡萄才想起来问：“没和你媳妇说一声呀。”
少勇只管闷头往前走。他到大门口的公用电话拨了号，不一会接通了，他说他得出趟急差，老家人病重，得用医院的车。他说他按标准付车钱和司机的夜班费。
少勇和葡萄是乘一辆破旧的救护车回史屯的。救护车已退了役，但年长日久的清毒水气味还浓得很。它就是少勇身上的气味葡萄早先觉着他清洁得刺鼻醒脑的那股气味。
少勇上车半小时才说话。他说：“孩子啥症状？”
葡萄嘴一张，没出声。他以为病的是他儿子。他到现在也相信他和葡萄有个儿子，正在哪个他瞧不见的地方一天天长成个小少勇。为了这儿子他连他媳妇也不顾了，半夜三更出远门连个话也不丢下。
他又问：“是饥坏了？”
葡萄又张了一下嘴，没出声。他捏住她手，呲牙咧嘴地说：“咋不说话？死了？！”
“一身发黄，眼睛成猫眼了。脸可肿，老吓人。”葡萄说着，眼泪卟嗒卟嗒掉下来。
他甩下她的手。
“你老狠呐，葡萄。”
她明白他是说她做得太绝，把个孩子独占着，不到他病死她不叫他见。
少勇叫司机把车开回医院。他把病状也弄明了一大半，回去取针取药，顺便取白糖、黄豆。他们又上路时，他直催司机开快些。
路上他问葡萄：“挺长得像我不。”
“嗯。”她想到最后一次见到挺时，他齐她高了，会吹口琴、拾柴了。
“哪儿象我？”少勇问道。
“哪儿都象。”
“眼睛像谁？”
“吃奶的时候，看着象我。大了看看，又不像了。再长长，长成咱爹的那双眼了，老厉害。”
少勇随着车颠晃着。他的儿子可不敢死，他就这一个儿子。朱云雁整年忙得顾不上家，不是下乡蹲点就是上调学习。他慢慢发现成了干部的女人实际上不是女人，把她当个女人疼爱，她会屈得慌；把她当个女人使唤，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少勇敬重朱云雁，可一男一女光剩了敬重怎么过成好日子？朱云雁一到他想要孩子就说：再缓缓吧，眼下大事多少啊？再逼，她就翻脸了，说少勇是什么干部，医生？和落后农民有啥两样？少勇靠让着她敬着她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他也凉了，就把朱云雁当个合法睡一床的女同志，反正睡下去、站起来，说的都是一种话。再后来睡下去话也不用说了，背靠背，各扯各的鼾。一个床上两床被，常常只剩一床。她的被老是用麻绳捆上，让她背去这儿蹲点，去那么访察。
“挺有多高了？”少勇又问。
“高。象咱爹的个头。比你和铁脑都能长得高。”葡萄说。
“你到底把他搁哪儿养的？”
“世界恁大，挺才多大点？”葡萄说。
“你说他看见我，会认我不会？”
葡萄看着车窗外头黑色的电线杆一根根往后退。她笑笑：“谁知道。他好就行，活着就好。认不认我，随他。”
“挺不认识你？”
“认识不认识，只要他活蹦乱跳，我就可高兴。”
“他离你远不远？”
“远。挺都不说咱的话了。他说人家的话。”
少勇看着葡萄。葡萄看着窗外。车子一蹦老高，把她扔起来，他把她扶住。他想，既然葡萄把挺给了很远的人家，怎么又把他往史屯带？
车已经进了村，葡萄让他和司机说，叫他把车就停在村口。她和少勇往她家走时，她说：“生病的这个人不是你儿子。”
少勇站在一棵槐树下，月光把槐枝的影子洒在他脸上。“是谁的儿子？”他问。
“是你爹。”葡萄知道他会给惊坏，上来搂住他肩。
少勇把她的话当疯话听。葡萄常有说疯话的时候。她的额头和太阳穴上的绒毛碰在他腮帮上，多年前那个葡萄又回来了。他每一寸皮肉都认得那个葡萄。“为啥你总说剜人心的事，葡萄？”他情话绵绵地说，个个字都进到她头发里。
“二哥，提到爹真剜你心吗？”
她的脸仰向他，月亮把她照得又成了十四岁、十六岁，两眼还是那么不晓事，只有七岁。
“你不懂，葡萄。那时候我年轻。现在想，心是跟剜了一样。”
她点点头，承认她是不懂。
“二哥，你别怕。”
少勇看着她。她把他的手拉着，往前走。走两步，她把他两手夹进自己的胳膊窝。她又说：“你啥也别怕，有葡萄呢。”
前面就是葡萄的窑院了。少勇的手给她焐得发烧。一声狗叫也没有。不远的坟院里蹲蹲站站的，是夜夜到坟院碰运气的野狗。少勇不用看，也知道这不再是曾经的史屯了，他熟悉的村子给饥荒变野了，生了，不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它。
葡萄是怎么度过近三年的饥饿时光的？他心里骂着自己，见葡萄打开了门锁。花狗倒还活着，瘦得尾巴也摇不动，它早就听出了葡萄的脚步，门一开，它已上到最高的台阶上。
少勇一进院子就屏着气四下听，眼睛也闪过来闪过去地看。他实在猜不透葡萄的把戏。
葡萄上了门，又扛了根碗口粗的棒子抵在门上。她还没转过身，就说：“二哥，你是医生，你只管治你的病人。啥也别怕。”
他觉得她不是在说疯话了。事情一定不是闹着玩的，不然她为什么哄他到现在，叫他“别怕”？他也不再问，反正什么都该有分晓了。葡萄往屋里走，他跟进去，见她在点灯。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照片。他凑上去，这就是他儿子。八岁的挺戴着红领巾，呆呆地瞪着眼前。他也像少勇小时一样爱板脸，见了生人就板脸。
他四下看一眼。床空空的。柜子油得雪白，上面的花描成绿色。他一边看一边问：“孩子在哪儿？”
“孩子在陕西。”
他怕问下去她会说“已经病死了”。所以他什么话也不问。
“孩子啥病没有。病的是咱爹，二哥。”
“谁爹？！”
“咱爹呀。咱有几个爹？”
“孙……怀清？”
“你先别问他咋活到现在。你只管把他当你的病人，给他治病下药。”
“葡萄……？！”
“多问没啥用。二哥，这时叫你把咱爹供出去，让人再毙一回，你供不供？”
少勇看着葡萄。她让他钻进一个恶梦里来了。
“你不会供了。我知道你不会了。要是供的话，挺就没了，你一辈子别再想见他。”
他还是看着这个女妖葡萄。
“你记着，你要再做一回逆子，你就当你没那个儿子。你杀你爹，我就杀你儿子，现世现报。”葡萄说着，抓起他的包，里面有药和针管，领他往院里去。
孙少勇没有想到他见了父亲会哭。当葡萄点上灯，照在奄奄一息的父亲脸上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要是父亲被抬到医院，躺在急诊床上，求他来抢救的话，他肯定以为他自己救了条陌生的性命。他不断侧脸，把泪擦在两个肩头上，把针剂打了下去。十八年前，父亲和母亲一块去西安看他，那时他刚刚毕业。父亲打哈哈地说老了不怕病了，儿子成洋大夫了。
父亲已经昏迷不醒。少勇直庆幸父亲饶了他，不给他来一场最难堪的父子相认。西安大街上，父亲领他走进一家商店，给他买了一支金帕克钢笔。他直说买那么贵的笔弄啥？
父亲只管往外掏大洋，说他我养得起马，难道配不起鞍吗？医生做成了，还掏不出一支排场钢笔给人开方子？母亲也噘嘴，说那笔够家里买粮吃半年了。二十二岁的少勇挑了一支笔便宜，说他中意它。父亲说它太轻，说给人开药方，手上得掂个重东西。
孙少勇给父亲查了心、肺，看父亲两个厚厚的眼泡明晃晃的，他想，三分人、七分鬼的老父亲要能活过来，不知会不会问起那支金笔。父亲和母亲前脚离开西安，他后脚就把那笔给典了。典的钱和父亲给他留下的三十块大洋一块，交到了地下党组织手里。他已记不太清当时父亲给他钱时他有没有推让。按说他是会推让的，因为他知道父亲的积攒都给他哥俩求学了。正因为父亲只是能写几个字算算账的半文盲，他才巴望他的儿子们成大学问。
不过父亲可能再不会醒了。
一连几天的输液，他明白那场过堂一般的父子相认他妄想躲过了。父亲身上和脸上的黄胆已退了下去。眼睛的黄胆也浅了。这天晚上，他下到地窑，见煤油灯的火苗捻得老高，小桌上摆了两个怀子一个茶壶。父亲躺在灯光那一面，头发、胡子已剃去。虽然还不是活人的脸色，至少不像鬼了。他知道父亲闭着眼却是醒在那里。他的下一步，就是跨进油锅受熬炼。
这时忽听父亲说：“葡萄，医生来了？”
葡萄嗯一声。少勇看着她：难道父亲一直不知道治他病救他命的是他的逆子少勇？
父亲说：“给医生沏茶了没？”
“沏了。”葡萄的脸上有一点诡秘的笑，把他拽到板凳前，捺他坐下。
父亲的嗓音气多声少：“那你告诉他，我就不陪了。我得闭上眼，睁眼老费气呀。请医生该咋诊病就咋诊。跟他赔个不是，说我怠慢他了。”
葡萄又诡秘地朝他笑笑，说：“爹，哪儿有医生跟病人一般见识的？不想睁眼，不睁呗。”她把茶杯塞到他手上。他僵得手也动不了，茶杯险些打碎。她的手把杯子递到他嘴边，他木木地、乖乖地喝了一口被父亲叫成茶的白开水。开水一直烫到心里。
他问诊时，父亲也不直接回答，都是说：“葡萄，告诉医生，我肚里的水象下去不少。”或者：“问问医生，咋吃啥都跟药似的，那么苦？白糖水也苦着哩。”
少勇收了听诊器，血压器，父亲说：“跟医生说，葡萄，明天他不用来。六十里地，跑着老累人呐。”
少勇也不知说话还是不说话。他张几次口，那个“爹”字生涩得厉害，怎么也吐不出来。父亲为他行方便，不让他过那场父子相认的大刑，他只好把一再把“爹”字苦辣地吞咽回去。他朝葡萄使个眼色，叫她跟他上去。葡萄把纳鞋底的麻线往鞋底上一缠，站起身来。
“告诉医生，我就不跟他道别了。”父亲说。声音更弱，已半入睡了。
两人站在桐树下。一个好月亮。少勇两眼云雾，飘到这飘到那。葡萄不说话，等他魂魄落定。他嘴动了几次，都摇摇头，不说也罢地叹口气。葡萄知道他想问她怎样把他们的爹救回来，一藏十年。见他眼睛沉稳了，不再发飘，她想，他魂回来了。她只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就像讲她去赶集卖鞋底、赶会赛秋千，若她和他真做成寻常恩爱夫妻，晚上闲下来，她都会和他这样说说话似的。
少勇觉得这就够了，不能多听，听这点已经够痛了。葡萄讲得淡，他的痛便钝些，她讲得简略，他痛得便短些。这样猛的痛，他得慢慢来，一次受一点。他每次来看父亲，都从葡萄那里听到这十年中的一节儿，一段儿。葡萄讲到他们爷儿俩如何做鱼吃，又怎样咽不下带刺儿的鱼肉。她每次都是三言两语，好象哪件事的由头，让她想起十年中的一个小插曲儿。假如少勇问她：这样藏下去是个事不是？她会说：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问她万一给发现咋办，她会傻一会眼，好象从来没想过那么远。要是说：藏到啥时是个头呢，葡萄？她会说：咳，这不都藏这些年了。
每回少勇来，都睡在堂屋的旧门板上。这天夜里听见花狗叫起来，又听见葡萄的屋门开了，她穿过院子去开门。不久就听见葡萄和一个男人在院里说话。听着听着，男的嗓音厉害起来，象是责问葡萄什么。葡萄可不吃谁厉害，马上凶几句，过了一会，手也动上了。那男人动起粗来。
少勇把自己屋的门一拉，问：“谁？！”
男人马上不动了。葡萄趁机又上去搔了他一把。男人转身就往门外走。少勇又叫：“我认出你来了，跑啥跑？！”其实他什么也看不清。
男人给少勇一咋唬，心虚了，便站在台阶下说：“和嫂子说昨天出工的事呢……”
少勇说：“几点了，说出工的事？明明就是你见不得寡妇家门下太清静！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其实少勇只是怀疑来的这个男人是谁，但还不敢确定。
男人说：“那二哥你咋会在这儿？六十里地都不嫌路远，隔两天往这儿来一趟？“他说着人已经走过来，迈着穿皮靴的大步，一边把肩上披的军衣往上颠。
少勇想，果然是这小子。最后一次见春喜的时候，他还是个青愣小子，这时一脸骄横，人五人六的成公社公记了。
葡萄抬着两个胳膊把头发往脑后拢，看看这个男人，又看看那个男人。
“我来咋着？”少勇说。
“来了好，欢迎。是吧，嫂子？给二哥配了大门钥匙了吧？”
少勇不知怎么拳头已出去了。他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恨春喜，而且也不止是为了葡萄恨他。春喜从几年前就把这个史屯闹得闻名全省，眼下的饥馑也全省闻名。春喜没想到会挨少勇这一拳，手抹一把鼻子淌出的血，借月光看一眼，突然向少勇扑过去。少勇年纪毕竟大了，打架也打得差劲，马上给打得满院子飞。花狗跑过去跑过来，想给人们腾场子，好让他们好好地打。
葡萄突然大叫：“来人呐，出人命啦！快来人呐！……”；
她声音欢快明亮，在水底一样黑暗安静的村庄里传得很远，先是在麦苗上滚动，又上了刚结绒绒果实的桃、杏树，慢慢落进一个个几丈深的窑院。
春喜不动了，站直身到处找他打架时落在地上的旧军衣。
少勇觉得胁巴已给他捶断了，抄起地上劈柴的木墩子时，疼得他“哎哟”一声。他突然觉得父亲给他的那支金笔，他是交给了春喜了。是给了春喜这样的人。春喜不明不白地把那贵重的笔弄得没了下落。他忍着疼，把木墩子砸过去，砸在春喜的腿上。
春喜得亏穿着日本大皮靴，腿没给砸折。他军衣也不找了，操着军人的小跑步伐往窑院的台阶上跑。李秀梅正一手掩着怀从家门跑出来，见春喜便问：“是史书记不是？”
春喜不答话，撒开两只一顺跑儿的皮靴，“跨跨跨”地往村里跑。这时葡萄的喊声才煞住。
第二天葡萄在春喜的军衣口袋里发现一块女人用的方头巾，桃红和黑格的，里面包了一封信。信只有几个字：葡萄，你叫我想死吗？我天天去林子里等你，等了一个月了。信还有个老老实实的落款，葡萄抱着围巾和信笑了：这货，上了心哩！她葡萄和他不一样，动的不是心，是身子。她葡萄能把身子和心分得好清楚。要是她的心能喜欢上春喜，她就不会把他的信和军衣收起来，防备着哪一天，她用得上它们。她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自己，她到底不喜欢春喜哪一点。
麦收扬场的时候，春喜见了葡萄，她头上扎的正是那条桃红色头巾。他抓起一个大铁锨，一边笑呵呵地叫着“大爷”“大娘”，一面接近了葡萄。看两人能说上悄悄话了，他问她要他那件军衣。
葡萄大声说：“啥军衣？”
春喜赶紧把麦子一扬，走开了。再瞅个机会过来，他说：“把衣裳还给我。”
葡萄：“你衣裳借给我了？”
他见她狐眉狐眼地笑，明白她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又走开了。
这是三年来葡萄头一次吃上白面馍。她把馍从笼里拿出来，拌了一盘腌香椿。她给了花狗两个馍一盆汤，挎着篮子把饭送下地窖，在窖口就叫道：“爹，新面蒸的馍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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