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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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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在下头耽了好些年了。你们工作队不来，他还能上来见个太阳、看个月亮、听个画眉叫。”她凑到灯下去引针。
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
“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
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是我爹呀。”
“可……可是他是个犯死罪的人！”
“他没杀人没放火，犯的是谁的死罪？你心里可明白了，他不是犯死罪的人。”
朴同志愣了：“我心里怎么明白？”
“你明白。”葡萄把这三个字咬得很痛。
“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死罪。”
“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朴同志真不知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拿出烟来抽，两手浑身乱摸。“啪”的一声，他的打火机过来了。他看看葡萄大大的手，长长的手指把打火机往他面前又推一下。他可让她害苦了，把一个生死闸把交在他手心。他不知自己下一秒钟会不会跳起脚冲出屋，站到院子里大喊：“来人呐！抓逃犯呐！……”
他又清楚自己是多么没用的人，假如刚听到她说这事的时候没趁着意外、刺激、惊吓跳起来去喊，往后喊是很难的。他一喊不仅出卖一条性命；他要出卖两条——这个浑头浑脑的王葡萄不久他就看不见了。
他是不能看不见她的。三个月他在外头开会、调查、斗争，回来见到她，就感觉安全了。外面总是凶险，斗来斗去，一句话说得大意，就会给斗进去。他是个马虎惯了的人，常说马虎话，只想博人一场哄堂大笑，可是人们笑过之后他觉出不妙来，觉出紧张来。他变成一个每句话说三遍的人：头一遍在心里说，第二遍用嘴说，第三遍是用记忆说，检查嘴巴说出去的哪个字不妥。说了三遍的一句话，落在人群里，他还是发现不妥。就像他走路行事，无论他怎样仔细，天天挂烂衣服踩湿鞋，天天看见身上有碰伤的绿紫青蓝，想不起什么时候碰痛过。
每回他惊心动魄地回到葡萄的院里，看见她拉开门栓，淡笑一下就扭头下台阶，让他跟在后面下来，免得又踩错哪一脚，他就觉得安全了。葡萄这里全是见惯不惊的，大事化小的。她三十四岁，像个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怕，也像个几百岁的老人，没什么值得她怕。只要把门栓一插，她这院子就是她的，就安全。
这下她的院子不安全了。她揣着一颗定时炸弹哩。
揣着一个定时炸弹，她还能这样安全，他实在懂不了她是怎么回事。她讲着他公爹如何生病，她怎样给他求医，而他听一小半漏一大半。等她停了，不讲了，他又来追问那些漏听的。他太魂飞魄散了。有一点他弄明白了：叫挺的男孩是这桩事情的牺牲。
他突然问：“你和你儿子的父亲，很相爱吗？感情很深吗？”
葡萄看着他。这是什么话呢？这成唱歌了。她的笑把他打趣了。
他想那一定是很象歌的。他发现有头有尾的男女故事全一模一样，至少结尾一样。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
他和葡萄当然是没事的。他又不疯，去和一个乡下女人有什么事。
他想总有一天葡萄的一生要成一个大故事。也许是很短的一生，只有三十来岁。这故事他不写也会有人写。就是只写到她三十四岁，也够大了。这么好的三十四岁，谁来了结它？是他？他趁她回屋去睡觉，悄悄走过院子，摸黑爬上台阶，贼似的拉开门栓，跑到四清工作队长家，让他赶快领人来包围这个让他舒适、安全的小院子，捉走他喜爱的葡萄和地窖里的逃犯？
他不行。干不了这事。
朴同志不知道葡萄比他更早明白他干不了这事。从他一进这院子，你来我去的几句碎话儿瞥眼光，她就知道他是谁了。再就是从他的书，他的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作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干鱼。你拿上吧。”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听说养人哩。”；她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拿出煎得焦黄的咸鱼，上面撒了干辣椒末儿。”
“这么多？”
“你在人家家里吃派饭，没赶上派到我家哩。给你带上，吃呗。”她看他一眼，“昨天晚上给你做下的。”
他看着她。她的话他是这样听的：昨天就知道你会走的。和你说了那事，你还不吓跑？
“好吃这鱼，再给你多做。”她眼睛说：你走也没用，你已经知情了。
“别做了。”他眼睛说：我胆小，再多的秘密我就承受不住了。
她找了张旧报纸，把鱼包起来。一会油就透过来了。她说：“为啥不做？只要你好吃它。”
“我好吃它。”
两人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说：不知为啥，我就是信赖你；另一个答：被你信赖上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一时间他觉着把她孤单单撇下了。他想也不敢想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
朴同志告诉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他参加不了了，他胃出血。工作队的人一点也不怀疑朴同志，因为大伙知道他有慢性胃病。就在葡萄把二大的早饭和洗脸水用篮子挎下地窖时，朴同志坐上史屯公社的“轿车”——那台奖来的手扶拖拉机去了火车站。朴同志一头蓬得老大的浓黑头发给风吹成了个大背头，成了他一生中最规整的发型。他已经把葡萄想成了他的书中人物。一直到他老了，他都在等待机会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老了之后，说话也不莽撞动作也不莽撞了，所以他觉得写葡萄的故事是妄为，时机太不成熟。
老了的朴同志常常想再去遥远的史屯，看看老了的葡萄。看看她身子脸蛋都老了眼睛还是不是只有六、七岁。可他总是没去。老了的人对许多事都是一想而已。到那时朴同志一头压不平展梳不驯服的黑发也平展了，因为差不多只有贴在头顶的一层薄了。他觉得葡萄这个故事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写。包括他对葡萄，也老是认识得不成熟。已经是二千零四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熟过了头：学校里的孩子谁还愿意知道“土改”、“反右”、“四清”？孩子们一听说“文革”就说：哎呀早听了一百遍了！他们听一百遍都没听懂，所以不懂也罢了。
不过朴同志还是把写葡萄的故事当成他一生最壮大一个事。想到这些，他也难免想想他和葡萄有过的机遇，有些不成气候，有些错过了。他到老才不羞于承认自己就是喜爱这一个乡下女人。他想到自己从四清工作队跑回城之后，压了半年的惊，写出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小说来。那里头全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他连一本书都没留在自己书架上，太丢丑了。不过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轻的妻子。
那时的老朴同志想到多年前的自己，不可一世，全省唯一一家用冷气、暖。夏天家里冷气一开，就成了俱乐部，来聊天、下棋、喝茶的人从早到晚热闹在客厅里。一个死了老婆的同事天天带儿子来做暑假作业。那时他是人王，随便把客厅里的人差成店小二；去，买两包烟，去，弄几瓶啤酒，冰镇的！……
人到老年坦然了，朴同志想到自己最张狂的时候搂着妻子时，他也没老实过，他把妻子搂着搂着就想歪了，想到他半生中搂过的无数女人中谁让他搂得最舒服。他想到了乡下女人王葡萄。他一搂就知道，葡萄的身子和他是有答有应。他在第二次搂葡萄时，告诉她他的美妻是怎么回事。美人是头一个斗争他的人。葡萄听他说，说完她淡淡地来了一句：“她也是斗斗就完了。人都斗，她不斗，不中。叫她斗斗，完了就完了。”
他在最红的时候连史屯的人都知道他。史屯的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之外，谁也不知道，倒是把朴同志和他的书给知道了，一说就显摆得很：就是“四清”来咱村的朴同志嘛，衣服老扣错扣子，掏根烟出来准掉下几分钱到地上去的那个朴同志！就是住在王葡萄家的朴同志嘛！
朴同志在头发全白的岁数想起他回到史屯的那天。他在村口就被人围上了。他对人群外的小孩说：“去，叫王葡萄来！”人把他堵得走不动，他掏出多少烟天女散花地散还是走不动。朴同志的名声只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之下了。人群轰隆隆地向前滚，越滚越大，路哪里够走？都踩到旁边地里去了，踩倒两大溜麦苗。不过老了的朴同志记不清那是几月，踩倒的是麦苗还是豌豆苗。豌苗淡紫的花铺成路，朴同志和人边走边开玩笑，开那种领袖和老百姓开的玩笑。
葡萄来的时候身上扎个黑胶皮围裙，身上穿着短袖印花衫。朴同志脾气挺大地叫人“让开让开”。葡萄两肩一松，笑起来说：“我说谁呢，叫我快点快点！是你呀！”
他从口袋摸出那本让他大红大紫的书。葡萄接过书时，旁边的人说：“哟王葡萄，还得现学认字吧？”
葡萄随随便便把书往胳膊下一夹，对朴同志说：“我得把猪娃子洗洗，天太热。你闲着不闲着？闲着就来猪场，咱说说话。”
大伙都笑起来，对朴同志说：“就她一人不知道你朴同志老有名。”
葡萄看看他们，又看朴同志。
朴同志说：“行，我帮你剁菜去。我这笨手也只能干那个。”
他替她剁菜的时候，猪场拦马墙上几层人脸。史屯公社有了中学，中学语文课本里都有朴同志的文章。中学老师听说朴同志到了，马上下课，叫学生们跟他去看朴同志。朴同志拿把烂菜刀剁老菜帮子也是好看的，中学生们一排一排轮流扒到墙头上看。朴同志一边剁一边向上头的脸们招手，菜剁得横飞。
葡萄奇怪地问他：“他们看啥哩？”
朴同志笑笑。她真不明白他有多著名。
晚上公社史书记设宴招待他。他说：“上回和四清工作队来，天天各家吃派饭，葡萄的饭我都没尝过，这回我空下肚子专门来吃她的饭。”
史书记对干部们说：“那就把酒和肉都补贴给王葡萄，晚上咱一块在她家陪朴同志吃饭。”她对葡萄说：“王葡萄你给好好做，洛城宣传部长、地区书记一会都要来看朴同志，陪他吃晚饭。用多少油，只管报账，该炸就炸！该煎就煎！”
朴同志说：“酒肉我不欠。我专门来吃葡萄做的面汤、干鱼。吃过了再接受领导们的接见。跟领导说，我想和他们吃饭，我肠胃不想，就代我肠胃向各位领导道歉。”
二○○四年的朴同志记不清一九六五年的朴同志在葡萄家吃的是什么饭。那时他不是图吃。他想和葡萄单独坐一会儿，说说话，或者不说话。好日子更让他不安全，他想在她身边找点安全。老年的朴同志还想起来，他那时去看葡萄，心怀一个目：想看看她是不是还把一切都好好藏着。他一进村就大声喊葡萄，是因为他一直为葡萄提着心。
他和她好象没说什么话。他一个字也没提她地窖里的爹。她好象说了一句：“吃胖了。”
那是他最胖的时候。再去史屯他不胖了，头发剃成了黑白花狗。马虎了一辈子的人这时也觉得花狗头见不得人，所以他一见到葡萄眼泪差点流出来。葡萄多大？三十六？三十七？对，三十七。还是紧绷绷的背、腰，还是一副自己乐自己的样子。她从猪场的门里出来，见到一个花狗头的朴同志，对旁边的人说：“谁把你糟蹋成这样了？”
旁边是押他来的红卫兵。都是惹不起的人，连军人都不惹他们。朴同志坐了半年监又给他放出来，找个苦地方叫他吃苦去。朴同志在晚年时很佩服中年朴同志的机智，他一听要送他下乡监督劳动马上就叫：你们送我去哪儿都行，就别送我去史屯那鬼地方！那鬼地方饿死过多少人呐！叫完他心里就踏实下来。不几天红卫兵果然扔给他一个被包，叫他滚起来，他们要送他去他最仇恨的史屯。
现在葡萄对剃着花狗头的他，问他闲着手不，闲着帮她扯风箱去。她已从他手里拎过那打得象油酥卷一样松软的铺盖。
红卫兵们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看着陪来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史春喜。史春喜说：“那也中，先让他在猪场累累、臭臭！”
红卫兵们反应过来了，举着白生生的小拳头喊口号，要打倒朴同志，要朴同志永世不得翻身。
葡萄说：“又打上了。过一两年换个人打打。”
朴同志生怕红卫兵把她的话给听见，赶紧推推她，自己顺着猪场台阶往窑院下。脚又乱了，一出溜坐在了台阶上。屁股跌碎了，他见到葡萄时憋在眼里的泪，这下子完了，全淌下来。围墙头上还是几层人脸，还是中学生们，还要轮流爬上墙看。葡萄对他笑着说的话他一点听不见，因为几层人脸都在喊打倒他的口号。葡萄拿出一块白羊肚手巾，叫他擦擦泪。见他拿起刀来剁菜，她一把把刀夺下，搬了个椅子，又把他捺下去坐。
中学生们看不下去了。一会猪场里全是戴红袖章的胳膊。在他头顶挥动，又对他鼻尖指点。葡萄拿了根扁担上来，叫他们出去。他们说：“红卫兵你都敢撵？！”
“红卫兵是啥军？十四军我都撵过！”葡萄说。
看热闹的成年人见红卫兵们不明白，告诉他们十四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红卫兵们一听，是打过国民党的女英雄呢！也不把她当敌人了，只是围着朴同志喊口号。
葡萄把扁担一横，往红卫兵们腿上扫，红卫兵们双腿蹦着躲。她变成带他们玩了。葡萄撵不走红卫兵们，扔了扁担，回到灶台前剁菜，剁得是“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的高桡鼓点子。她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眼风，叫他扯风箱。
红卫兵们把灶台围成了个小炮楼，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磨，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们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道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糟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具备人共有的那种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像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顶重要的是有没有脸面见自己。所以给害得最惨、受最多侮辱的人，最不记仇。朴同志给人叫了八年“反党老朴”，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拳头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出几十个拳头，竖在他和葡萄四周。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在就在拳头中间把自己扯得象风箱一样又深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他扯得经络通畅，性情平和。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点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葡萄的手。她的手插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洞给他做屋。洞顶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肉顶棚，火光一照，一个顶棚都在拱动。她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洞马上兹兹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两人都戴了破草帽，只听虫子砸在帽子上，下雨一样。她在晃动的火光里笑得像个陌生人。像个野人。
他们两人都笑得止不住，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虫！顶棚干净了，地上又满了。他们忙到深夜才把床支好。窑洞已经是一股红薯面的甜香，葡萄用红薯面打了浆子把撕下的大标语糊了墙和顶棚。大标语的字给拆开，又重拼，拼成了天书。她说过两天去公社革委会偷点白纸再糊上，就漂亮了。她走时在窑洞门口站下了，看看他的这个新屋，愁愁地笑着说：“哎呀，这敢住人不敢？”
他明白她是不能把他带回家的。因为她知道朴同志不想给扯到她那个可怕的秘密中去。他和她处下来，说话行事全绕开那个大秘密。他们多亲近她也不能让他成个同谋。他和葡萄的亲近是早就开始的，谁也不碰谁就亲近得很了。老了的朴同志想，可能是他头一次住进葡萄的院子，她说起她的儿子，他就和她亲近起来了。可能还更早，从她斗争会在台下流泪，让他看见，他心里出现个不干不净的快乐念想——从那时就开始了。他们的亲近发展得比种一棵樱桃还慢。突然樱桃满树是花了，他才明白两人谁也没闲着，都在偷偷上肥浇水。花季是给天天来斗争他的人催来的。他们不是拖着他上街去游着斗，就是拖他到中学的戏台上去站着、跪着斗。每次学生们穿军装的绿影子遮天瞥日地一来，葡萄就对他说：“歇歇也好，不用你打草去了。”见红卫兵们拖他，她说：“他腿好使，你们用拖他吗？”有几次斗争会她陪了他去，站在台下呼啦呼啦地纳鞋底。一个红卫兵干部上去讲家史，掉了泪，指着朴同志说：“这个反党作家，就是要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葡萄在台下看着看着，对红卫兵干部说：“等等，你那牙上又是红辣椒又是绿韭菜，不剔干净就上这儿来发言。”
下面看大戏的人哄笑起来。葡萄瞪眼看着笑的人们，又说：“笑啥？这叫不爱国。”
红卫兵干部气愤了，问她说谁不爱国。
“还能说谁？你呗——爱国卫生，都不懂？”葡萄把麻线在手上绕了几圈，用力一紧针脚。
朴同志都憋不住要笑了。他看看红卫兵们，也没话可回，葡萄说得正确呀。回到猪场他对葡萄说：“你以后别陪着去了。”
葡萄说：“这里常斗人。过一阵换个人斗斗。台上的换到台下，台下的换到台上。前一阵把个老嬷嬷斗了一阵，老嬷嬷又聋又哑，不知人家都说她啥了，后来斗别人了，老嬷嬷又站在台下看，还是又聋又哑，见人举拳头她也举举。过一阵，你也该到台下去了。也跟着举举拳头，弄个啥口号喊喊。”
她是认真说的，朴同志却笑起来。
朴同志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笑完猛地把葡萄搂住了。他搂着她说：“我不会了。从这回之后，再不会去跟人瞎举拳头了。”
那是朴同志第二次搂葡萄。第一次是他离开四清工作队的清早。那一次的搂不成熟。好也好在它的青和涩，他们都有个盼头。盼头其实是后来他硬编排上去的，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是在有暖气、冷气的客厅里养食客，也养自己的一身肉，他才不会盼着再次搂住乡下女人王葡萄呢。放着一个细瓷般的美妻给他搂，他想葡萄干嘛？人到老年坦然了，朴同志想到自己最张狂的时候搂着妻子时，他也没老实过，他把妻子搂着搂着就想歪了，想到他半生中搂过的无数女人中谁让他搂得最舒服。他想到了乡下女人王葡萄。他一搂就知道，葡萄的身子和他是有答有应。他在第二次搂葡萄时，告诉她他的美妻是怎么回事。美人是头一个斗争他的人。葡萄听他说，说完她淡淡地来了一句：“她也是斗斗就完了。人都斗，她不斗，不中。叫她斗斗，完了就完了。”
朴同志活到老这几十年，老想葡萄的这句话，乍听是混乱的，细想很有趣。果然是她说的那样，妻子斗斗就过去了，过了两年还来史屯看他。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只是那时他还年轻，认真，很多事没象葡萄那样看开，就是不理妻子。妻子再来把两个孩子一块带来，非要和他一块落户在史屯。那个时候他身子已不认识妻子的身子了，两人脱光了他起一层鸡皮疙瘩，他怎么会和这样一个冷冰冰的身子搂了几年，搂出了两个孩子？他的身子从一开始就和葡萄的身子熟，两个身子是失散了又聚拢的。他从葡萄身上明白，原来身子给身子的，也都是懂得。人们大概把他妻子那样的人叫尤物，男女门道很精的朴同志明白，真正的尤物是葡萄。
老年的朴同志想，不知尤物葡萄还活着不。不知她和儿子挺认了母子没有。不知她还上不上高高的秋千去和闺女、媳妇们赛了。
后来史屯人说起来就说：那是反党老朴来的那年；那是“反党老朴”来的第二年……史屯人把文革就记成了个这：“反党老朴”来的那些年。第二年谁都把“反党老朴”叫顺嘴叫热乎了。家里的孩子做作业做不成，也拖到“反党老朴”的猪场窑洞去，让老朴给说说课文、应用题。学文件写批判文章，团支部的小青年也来找老朴出新词。村里要嫁闺女娶媳妇，都要叫老朴给写喜讯，贴在公社的宣传栏里。史屯人识字断文的人越来越少，中学生毕了业连报上的字也念不全。爹妈们想，不如撵到地里挣工分去。老朴乐呵呵地做全村人的“代写书信”先生，也做他们的春联撰写人。村里没什么文化人，原先的谢哲学、孙克贤、史修阳们都死了，有些年头不贴春联了，老朴来的第二年，家家窑洞前又贴起了春联。
到“反党老朴”来的第三年，村里来了城市的学生，叫作“知识青年”，他们看不懂老朴写的春联啥意思，说这些春联在城里早不叫贴了，全是“封资修”。他们把话说给了公社革委会的史主任，史主任挨家挨户地走，念着春联：“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叫金蹲空对月”，象旧戏台上的戏文。他找到老朴，和他商量，是不是能写新春联。老朴什么都好商量，马上就写“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写多了，这类歌里零拆下句子也用完了，他就写“西哈努克走访新疆自治区，周恩来总理接见宾努亲王”，“毛主席会见马科斯夫人、陈永贵同志参观四季青公社”，横批不是“人民日报”就是“红旗杂志”。史春喜觉得不太带劲，觉得老朴有点作弄史屯人。他又把老朴找到，说：“老朴啊，可以写写‘梅花欢喜漫天雪’，‘雄关漫道真如铁’嘛。”老朴说他已经给几十家写“梅花”“雄关”了，不能几百户人家贴两种春联吧？史春喜搔搔又粗又硬的头发，从猪场走了出去。他顾不上春联的事了。
叫春喜看愁人的事多着呢。城里来的“知青”祸害得整个公社不得清静，一会儿打群架，一会偷庄稼，一会儿泡病假。更让他愁的是两年大旱，眼看又要闹饥荒。马上要过年，集上没什么生意，一个卖馄饨的摊子飘起的油荤气把上学下学的孩子们都引过去。孩子们像看捏面人一样看卖馄饨的用一个窄木片把馅子挑起，搁在黑黑的馄饨皮上。来吃馄饨的，多半是那批从城里来的知青。他们吃完说唉，刚才吃的馄饨是空心儿的。卖馄饨的说明明包了肉进去。知青们说他们来时就见这半碗馅，包了那么多馄饨还是半碗馅。卖馄饨的说有这就不赖——现在老母猪放个屁就是大油荤。学生们和当年十四军的官兵一样，钱也不给就跑了。
这天反党老朴走到集上，想买点什么过年。他怎么也得给葡萄买点什么，葡萄是他暗地里、实际上的妻子。他转到长途汽车站，见一个人的面前搁着一个土灰色的东西，有锅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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