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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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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怎么会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难民会成为他惨淡经营的征兆，客人们会看破它。老板让所有考生吃完面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让我回去等他的电话。我在霞飞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诉了他，弹钢琴这碗饭对于我来说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岁的前律师）都对那巨大无形的面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后两秒钟，不甘地陆续站起来。忍了半天不去抓浑身的痒，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几下。他们几百人住一个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虫在夜间从一具肉体逛到另一具肉体上去尝鲜。
好吧，我对年轻的瘦子说。
你是指当教练这事吗？他问道。他的英语相当伦敦味。
我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指“A角”。这个钢琴手的A角理所当然该是他的。但我暂时急需这位置。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再帮着找几个比我还没音乐天分的学生。因为他们学不出来，所以他可以永远教下去，永远有收入。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张口就这么玩世不恭。但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不会正经八百的人。
我说：怎么样？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过你要做好捶胸顿足的打算。他们比我还没指望。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你就放弃吧。我岂止是小指头的毛病？
他说：我是问，那么好的挣钱机会，你为什么不去？
他朝我侧转脸，钢琴上的蜡烛映在他眉弓下两泓深深的潭水里。
我突然感到了我们肌肤的接触。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挤着我，我贴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里突然有了什么，肌肤厮磨才发生意义。所以一切都是心灵作怪。我马上向旁边移了一点。没有用，他的体温和气息与我的仍在交融。一阵燥热来了。我的避让反而使我们更敏感。
也许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十二年（虽然成长在洗衣坊的后院），让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容易接受。也许是从小让我母亲的戒尺抽着学芭蕾，弄出了个优雅的假象。也许很简单，我就是那种让男人们认为很好上手的女人。后来彼得·寇恩说：你一进来，我就被你的优雅美丽征服了。陈词滥调，是不是？不过那时候我们都看惯了好莱坞的浪漫故事，对类似浪漫的陈词滥调充满期待。别出心裁的浪漫语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边弹奏，一边告诉年轻的瘦子（要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才会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选择这个餐馆，因为这一带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是我父亲常来的。我堕落到做餐馆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显然没听懂，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我要我父亲看到他女儿自食其力的场面。这可是经典场面，多有戏剧性？
不用告诉你了，我当晚就被半法国老板留下来，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几个陈词滥调。现在，年轻的瘦子开始打听我的姓名。
你叫什么名字？小姐？
你呢？我问他。
现在他不用给我翻谱了。那些调调太熟，自己找到路，从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键上。我希望他紧挨着我坐在同一个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结束这一晚的工作。
他说他叫什么、姓什么。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个常见的犹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诉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谐音。五月的女儿，所以就叫五月。我们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图省事。但我在家里叫“妹妹”，因为我伯父、姑姑们的孩子都年长于我，我是所有晚辈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欢这个名字。彼得说。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对号。我怀疑彼得是表面消极、被动，实际上颇有攻击力的小伙子。他马上问我，结束工作后能不能一块儿出去走走。去哪里走走？你说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桥宵禁之前，过到桥那边就成。一点钟宵禁吗？嗯，所以还会有不少时间。来了上海我哪里都没去过，这个招聘广告还是我在一张犹太人的免费报纸上看来的……你看，我卖琴艺不妨碍我和彼得闲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说。
我心跳了，手指头也开始乱。他那么想把这个夜晚变成我们俩的，却又那么六神无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对我的邀请变成我对他的邀请。不知怎么，这一点特别打动我。走走有什么不好？它是最没有后果，最不需花费的温馨时光。这是一片沦亡的国土，周围全是亡国的人们，和这个清秀优美、祖上就没有任何国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点点头。
餐馆在十一点就基本没什么客人了。到底是个新餐馆，来这儿的人都是为了赶饭，不是图享乐。名牌餐馆到凌晨天蒙蒙亮，还会有新到达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总是会在那几个餐馆照上面。
就像现在一样，你去上海的几家名餐馆名酒吧，常常看见的就是那几帮人。
我们在十一点十分走出餐馆。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微微缩着脖子。才当几个月的难民，就有了难民的仓皇寒酸的姿态。可以想见我祖父他们走到旧金山金融街（注：旧金山的金融街和唐人街几乎相连）的样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对我讲起他的家庭。
我们走在法国梧桐的影子里。十二月初的树叶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缩了，卷起边，风从树里过去，发出纸张的声响。我一边听一边想象那个维也纳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几个合伙人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做得勤勉之极，放在一九九○年代的中国，就是个优秀企业家。经理太太和其他犹太妻子一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理财方面无师自通。家里没有任何事情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包括这次逃离奥地利。母亲和父亲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干了起来，把房产出手，银行兑现，向十多个国家申请移民签证（不久是三十多个国家，一年后是五十多个国家），而要去的所有国家都拒绝了他们的移民申请。美国的领事对他们说，不服的话，欢迎他们半年后再次申请。
美国也是个排挤歧视犹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吗？！彼得停下讲述，朝我睁圆巨大的黑眼睛，讨公道地摊着两只苍白的巴掌。美国给犹太人的签证定额并不因为纳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儿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儿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
彼得接着往下讲。
彼得的母亲可没闲着，在丈夫被五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拒签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地址。中国总领事馆的地址。不少犹太人开始传递这个地址，说是那里可以签发去中国上海的签证。母亲告诉全家，中国领事馆里有个何总领事，所有在总领事馆门口大排长龙的犹太人都是等何先生开恩的。何先生一开恩可以让全家到中国上海。上海？那是个什么鬼地方？太远了，彼得的父亲反对。太远？彼得的母亲反问：离哪里太远？！母亲这句话使全家苦笑了。对于从来没国土的寄居者来说，哪里算是太远？！“far from where？（离哪里太远？）”问这话的似乎不止母亲。寄居者们几千年来都会这样苦笑着玩味这句诘问。
就像母亲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样，办理去中国的签证也是她的留一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水晶之夜”爆发了。父亲的一个合作伙伴被打死了。父亲并不晓得厉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响想跟一个在政界的熟人“谈一谈”。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带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内衣内裤、降压药片、安眠药片、床边书籍追了两条街，不知怎么一回事，负责逮人的男子一顺手把彼得连同包裹一块儿拎上了囚车。
母亲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贝多芬广场边的中国领事馆对于彼得母亲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经来过两次，每次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而放弃。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领事馆的大门上贴了纳粹的封条，说是“此建筑为犹太人产业，已被政府没收”。而在不远处的约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犹太人。彼得的母亲在这里听说，纳粹封了中国领事馆之后，何先生自己花钱租了一间私人公寓，挂出了领事馆牌子，继续办公，给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等候签证的人攻城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围着领事馆的院墙。一片窃窃私语，说不知谁告发了何领事，何领事的上司派了调查员来，看看何领事到底一张签证卖多少钱。人们开始对小公寓内大声说话：我们可以作证啊，何先生一分钱的贿赂也没收过；假如何先生可以贿赂，我们宁愿让他发财，也不愿把带不走的动产不动产留给纳粹啊！……
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闸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动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个时候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总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才想到，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座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的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儿。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不是情侣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叽叽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了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的，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失望。
我说：我等你都等老了。
他明白这意思。我是指自己等待这场天定的缘分。他把我搂得紧紧的。
海关大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我叫了一部黄包车，跟他挤在车座上。车先送他去外白渡桥，还有二十分钟就要戒严了。然后车再送我回我那十平方米的橡木地板亭子间。这样就免了彼得掏车钱。可我到达自己亭子间楼下，车夫告诉我彼得偷偷地把俩人的车钱全付了。他已经开始预支我随口许诺的那些工作的工钱了。
这时我猛地想到，我无法兑现我的诺言。荡外滩荡得俩人忘了人间烟火，最后该交换住址电话时交换的是长长的一个注视。那么急需工作和工钱的犹太小伙子应该现实一些啊！而正是他对现实的短暂疏忽令我感动。什么都挡不住恋爱，饥饿、前途渺茫都挡不住。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我并不着急，因为我相信彼得能够在莫里埃餐厅找到我（就是我们相遇的那家法国餐厅）。
每天下午五点，我去莫里埃餐厅上班，穿着老板指定的黑旗袍。从侧面看，旗袍开衩是一个完整的“7”，几乎裂到我三角内裤的底边。黑丝绒上攀爬着龙和凤，以及祥瑞云朵。
我每天晚上一面弹琴一面等待彼得。等到第六个晚上，等来了我父亲。他是一个人来的，一看就知道在图书馆躲清静，读书读得忘了午饭，五点半就饿得头晕眼花，跨进图书馆外面第一家看上去干净的餐馆。
他被引往一个火车座餐桌。他一进来我就认出他了。
我四下张望不仅是由于无聊，也因为我在等待彼得。在刚刚开始的恋爱中，恋人们的自尊非常娇弱，生怕自己过分主动，前一次约会流露过多而吓着对方。六十年前，坐在一个叫做“莫里埃”餐厅把琴弹得油腔滑调的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在外滩一定流露过分了，傻话说多了。可是我多么不甘心做个轻浮的年轻女郎让彼得·寇恩记住或忘掉。其实我掉进了那种男女游戏的圈套：因为想证实自己没有被轻视而对于彼得更加死心眼儿，或者为了扳回自己尊严的得分而更执著地要等到他。彼得那么需要我要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怎么会不出现？他要养活一家五口，看在这份工钱的份上他也会利用一下我的痴情来把工作拿到手。我宁可给他利用，我顾不上那么多。彼得招呼也不打就消失了，这悬疑在我心里上迅速形成压力，压力迅速上升。我搞不清自己更爱彼得还是更爱自己那被轻贱的尊严。
好，这就是我父亲在角落餐桌坐下时的我。他来得可真是时候，我正有气没处撒。假如不是他那个俗媚的、跟狗都发嗲的小夫人把好好一个家弄得俗不可耐，我会落到这地步，到假模假式的法国餐厅来当女琴手？若不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到彼得，让他付了我的黄包车钱一去不回头？我一晚上的柔情诗意就值那点车钱？
我父亲桌上的蜡烛亮了。他居然不转过脸来看看，谁把《献给艾莉丝》弹得心急火燎，毫无真诚。他什么都不关注，什么都没给他看到眼里。他的漠视真彻底啊，朝我转了一下脸都没认出我。小夫人凯瑟琳鸡零狗碎、唠唠叨叨的幸福让他偶尔气闷，来一次短暂的离家出走，到这种地方来发发呆，对天下每天爆发的大灾难回回神。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他那一阵在打一个大主意，想独自去内地。因为他的小夫人绝不离开上海，他准备给她留一笔钱就悄悄离开。他将会把联系方式也留给她，假如她有兴趣，可以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路线到内地和他相聚。
假如彼得这时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父亲：喏，这是彼得·寇恩，我离家后的第一个“Date”。（注：幽会人或艳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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