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5章
|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物，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精光四射，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交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的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四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之极的眼睛只看见世海。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干吗，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像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扫视。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儿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日本人通过一个翻译说，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学校里有反日分子，并且利用今天的音乐会进行反日宣传。现在他们的连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学校的所有出口。反日分子请不要连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们，请自己站出来吧。
美国人开始受不了了。请日本军人立刻滚出去，这里是美侨的领地，美侨好不容易开个音乐会乐呵乐呵，他们还要编借口来煞风景。
美国式大嗓门像美国牛排一样，这时特别解气。
打头的日本军曹说：好，没人站出来。我们就只好搜查了。
他们不一会儿就从礼拜堂的钟楼上押出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儿。就是先前满脸事关重大的那帮小男子汉。
他们的家长在客人之列，立刻站出来，质问日本兵是否有证据。
全城到处都是证据，日本军曹说。他们帮地下抗日分子到处张贴反日标语！其中一个日本兵“刷”的一声抖出一张“证据”：一条抗日标语连同寻人启示、租房启示、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一块被揭了下来。标语的大致内容说：俄国、英国、美国都将支援中国军队打回江南。
那你们怎么能确定是他们张贴的？一个相貌年轻的母亲说。要么你就抓贼捉赃，要么你就是胡乱栽赃！
翻译颇费了一会儿事才让日本兵明白了这两句话。
日本军曹说：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当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美国女教务长说：那好，他们是我学校的学生，假如他们真的犯有你们所指控的反日行为，我们先要以校纪整肃。
日本军曹一摆脑袋，手下们一下子端直了枪，几步冲到温世海面前，用枪头杵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胸口上。谁也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从挂衣服的衣架下面拽出几张卷起的长条纸，不用打开就知道它们的材质和那张标语一模一样。
世海显然是害怕搜身，想趁早把“证据”转移。却被那个三十来岁的日本兵抓个人赃俱在。
彼得一直到这一刻才完全醒了。他脸色灰白地看着日本兵的枪托一下一下落在世海头上，身上。一米七二的世海滚成了一个球。我上去拉他，又惹那日本人来了火气，一枪托朝我的肩膀夯下来，若不是我躲打躲得好，肩膀一定脱臼了。
彼得大大地睁着两只黑眼睛，似乎伤心和委屈同时涌上来：怎么走到哪里都躲不出残忍和暴力？！他原以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连厄运都可以降到零，可一回神，自己又在流血汩汩、狰狞面目的图景中了。
整个餐会起义了，各种语言在叫喊：“停止打人！停止行凶！……”
十多个日本兵从院子外赶进来，开着冷气的前厅刹那间一阵热烘烘的汗臭。
日本军曹打人打得他自己脸也煞白。他拎起被他打成一球的温世海，指着前面被搜捕出来的几个男学生，问谁是头头。
温世海鼻子以下一片血肉模糊。他避开日本兵的逼视，身子尽量躲到一下子打不着的地方，左肩斜出去。似乎他练过拳击，正采取防御姿态。
日本人连吼几遍，世海终于抬起眼，朝那几个男学生看去。这时一个母亲说话了：詹姆斯·温，你自己做事自己当，往阿拉凯文这里看啥看？！不作兴血口喷人的，阿拉凯文没证据被人家日本人捉牢！侬血口喷人也没用！……
世海是好样的，赶紧把眼光收回，快速眨巴着松松的眼皮。
日本人通过翻译对世海说，他若不交出头头，就得去宪兵队坐牢。
我用英文跟世海说：别怕，你父亲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不会让你吃太多苦头。我这就去通知你父母。
不少人开始拿包拿帽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多岁的日本兵却宣布，每个人想要离开，必须要经过搜身。女士们相互搜身，坤包交给士兵。
又是一片各种语言的抗议。日本兵像是没听见，严谨负责地把男宾女宾分开，又看着女宾结成双对，把手伸在对方仅裹着袒胸露背丝绸衣裙的身体上。亏他们想得出这样失体统的法子。
唐纳德医生嗓门最大，雪茄烟一样粗的手指点着日本兵说，他要让美领馆发抗议照会。
所有日本兵都是只忙自己的，你们说什么话解气就说什么，随便，请吧，只要你们按指令抬起两手，脱下皮鞋、解下裤腰带。
女宾们都穿着绢纱的鸡尾酒会小礼服，坤包里的东西也一目了然，除了粉盒、小手绢，就是易带的香水、檀香扇，无非如此。我是最后一个被搜查的女宾，日本兵叫了一个学生的母亲来搜我的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在男宾队列里的彼得吁出一口气。
出了礼拜堂，我向美国女教务长打听，能不能用她的电话跟詹姆斯·温的家长联络，女教务长叫我放心，她已经吩咐人去通知了。
这时，两个日本兵正把世海架到三点钟的酷日下。彼得冰凉的手按在了我那挨了一枪托的肩上。
我转过脸看着他。我心里在说，彼得，看见了吧？有国土也没用，人家找到你的国土上来作践你。
他的手在我受伤的肩头抚摸着。
彼得说：你的阳伞呢？他看见我在毒太阳下皱紧眉头。
我走回礼拜堂，七八个穿雪白制服的侍应生正在撤下餐盘。摆得像珠宝一样的俄国鱼子酱图案尚未被破坏。地狱中的天堂塌了个墙角，四五个日本兵仍在对那几个少年反日英雄盘问。他们的父母坐在一旁，母亲们不时擦着泪或汗。那个叫凯文的学生西装上全是污黑的尘垢，显然在钟楼上某个积了半世纪尘土的角落和日本兵捉迷藏。
我对日本兵比划着：阳伞。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
就在这一刻，我和面前的年轻日本兵脸对脸。我真该服一服软，舍弃那把舶来品阳伞掉头走去。可是我的病态自尊心大发作。“啪”的一声，我按了一下小包的搭扣，金属的包口像贝壳一样张开。我取出我的美国护照，给年轻的日本兵看了一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你占领国的公民，别跟我神气活现。
他翻了翻护照。我在他眼里太神气活现。他干脆一横心，枪杆子抵在我身上。
按说他这样耍横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正在盘问那些小嫌疑犯。
彼得不放心了，从院子那头跑过来，一面叫我：May！妹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喜欢叫我的乳名了！）不值得的！……
彼得，可怜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仍然落个斩尽杀绝的下场。那是我在心里说的。
彼得的规劝让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一闪，从步枪旁边绕了过去。我的伞就在那衣架下面搁着。我穿过日本兵的步枪射程向衣架走去。在租界打死一个美国身份的人，大概会有点后果，我正是依仗这一点。他们在三七年冬天攻占南京时假装误击，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上面载着大半个美国领事馆，但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误击”。
站住！日本兵喊道。（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语气我知道他一定勒令我“站住”。）
我已经到达了那个衣架前面，无所谓站住不站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指指挂靠墙斜倚的那个白色绸伞。伞是旧货店买的舶来品，用降落伞绸做的，十分牢固，晴雨两用。我的背现在是个好靶子，黑洞洞的枪口怎样发射命中率都会不错。
抗日小勇士们都不为自己担心，为我担心起来。
我从挂钩上取下伞。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地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
戏剧到这里可以完了——我已经跨出了礼拜堂，对站在碧桃树荫下的彼得笑了笑。日本兵对自己不精彩的收场也认了。你们知道当时舶来品里刚刚有自动伞：第一代自动伞。按钮一按，那一声“砰”，比现在的自动伞可响多了，伞就像点了捻儿炸出去的焰火，怒放在你的头顶。别忘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各种奇物。这把舶来的自动伞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买的不少舶来品是旧货商从犹太难民那里低价收来，包装一番，放在柜橱里，专供我这种女人去猎奇。）我已经走出礼拜堂的前门，可我又一次鬼使神差，抽下伞套。你发现没有，鬼使神差往往导致突然的灾祸和幸运。当我“砰”的一声按下自动伞的按钮，已经晚了：伞套中的纸片散落出来。日本兵们被那一声扬眉吐气的“砰”吸引了注意力，向我转过脸，看见的恰恰是这些散落的纸片。
只消一秒钟，我就明白它们是什么。是油印的小报。也许抗日小勇士们在危急中把它们藏进来的，也许是世海抬举我，想让我成为他们抗日主张的非自愿传播者（后来证实是后者）。
日本兵在门里就吼得震天介响：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了！（这些话都是我猜的，但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喊什么？）
当翻译的娘娘腔男子马上就让日本兵明白这都是些什么纸片。纸质很差，不比烟纸店包大头菜的纸好多少，油墨味极浓厚新鲜，我应该隔着伞套就闻出来的。现在晚了。
彼得向我走了两步，看着日本兵们把我两只手扭到背后，看着我连衣裙的领口被扯得成了绞索。
误会了！他用漂亮的伦敦英文大声说，嗓音大幅度抖颤：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事！……
全部日本兵都上来对付我，那些少年勇士们趁机在父母的掩护下匆匆奔出门，奔下台阶，眨眼间消失在一辆辆汽车里。
对不起，等一等，先生们误会了！彼得又向我的方向靠近几步。他的漂亮英文全白白漂亮，此刻没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日文的人做翻译。
我也在不断地跟娘娘腔汉奸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伞套成了抗日宣传品的储藏箱，对此我完全无辜。
汉奸心地倒不坏，为我没少着急，翻译得一头汗，还让日本人不要拧我胳膊，横竖我跑不了。女教务长带着一个学生跑来，那学生会日文和英文，她要他把意思转告日本兵：误会实在闹得太大，必须安安静静坐下来，请美国领事馆的二秘来听审。女教务长指着我：像她这样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姐，何苦卷到这种徒劳无益、聊胜于打嘴仗的反日文字宣传里去？明摆着是一场误会。
日本军曹烦透了这个美国女人，对翻译说，劳驾美国领事派人去日本宪兵队澄清误会吧。美国领事若自己去，更欢迎。
我看见彼得的大黑眼睛瞪着我，还是在向我讨主张：他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彼得，去找我爸爸！电话：4259！我用英文对彼得说。
果然他顿时有了主张，转身飞快地走去。
其实这时我已经非常后悔。女教务长的几句话提醒了我：徒劳无益。我闯进去取伞本来已经够蠢，还要把戏剧推向高潮：在自动伞上扣了一记扳机，为自己受辱的唐人街长辈和同辈爆炸一下吗？让中国同胞和彼得的同胞们的本性怒放一回吗？幼稚愚蠢啊。
我在拘留室里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拘留室是没有窗的，也没有灯。我的手表在进来之前被抹下去了。没抹下去我也不会看得见时间。不过有秒针细微的“嚓嚓”走动声要好过些。否则时间空间混成一个大黑砣子，实心的，我被铸在里头。
唯一可干的就是想念彼得。他这会儿已经见到我父亲了，肯定见到了。我父亲第一个感觉是：他看上去真像个难民啊。他们立刻让司机把他们载到美国领事馆。糟了，两人大眼瞪小眼；这是星期日啊！美国人在某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或者被沙逊请到他在虹桥的别墅骑马去了。他们所能求助的，是一个值班的中国雇员……
情况比我在拘留室里想象得还糟。彼得连我父亲也没找着。接待他的是我的小继母，她除了会说：“Charmed！”就是“My name is Kathrin”。他怎么费劲也无法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所以五分钟后，彼得就从我家出来，在往美国总领事馆的路上小跑。（彼得非常节省，只要能用两条腿，绝不乘车。）
我昏昏欲睡，听着上百只蚊子向我冲锋呐喊的时候，彼得到达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所有外交官们都消失在上海各种豪华娱乐中，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例，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儿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瘙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宠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儿，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我动也不动地坐在一个位置。我怕一动会碰到什么不悦人的东西。似乎只有我屁股下的一小块地方是被我坐干净的，因此也就是安全的。外面的汽车、马车过往，偶尔也听见驳船鸣叫。我的希望上升又下降。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帮了忙的是那个女教务长。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真不该，她是一个我应该记住的人。我记得她的姓是D打头的，不妨就叫她D女士吧。D女士其实一直在和宪兵队交涉。我在小黑屋里喂蚊子的时候，她就坐在拘留室外面的长椅子上。她很硬气，说假如宪兵们在没有证人前对我动刑，日本方面就要对下面的连锁国际反应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一时无人对我下毒手。
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D女士是那种美国的开明精英，那种极少数对有色人种同情的人。这种开明精英有先知的素质，知道种族偏见迟早作为人性弱点被克服掉。
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人为我不眠：D女士、彼得、我父亲。D女士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美领事馆的官员打电话来，她好向他们报告我的不幸。可她没有等来电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