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8章
|
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在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嗞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磨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嗞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嗞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
结果我们都点了热狗。
我问我父亲，去内地的事情怎么和他小夫人谈妥的。他说他本来早就要走，可凯瑟琳怀孕了。后来她承认是为了拦住他编出的谎言。俩人吵到离婚边缘，凯瑟琳求饶了。我父亲先去那边安置下来，再设法把凯瑟琳接过去。
马上就走吗？我开始讲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国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国，就和我一块儿去内地。
我父亲很少有这种时候，果断独裁，不容置疑。一旦这种时候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我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答复。
父亲说：给你两个星期。
我说：谢谢。
他说：但你最好别动歪脑筋，逃走什么的。
我说：彼得怎么办？
他说：这跟你去美国并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给他，到美国以后正好催促你伯伯。总不会三个伯伯两个姑母都不帮你忙。你是真要嫁给他？
我明白了。父亲请求给彼得担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绝。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纳税上都经不起推敲。担保书要求纳税清楚，并对所有动产不动产要如实呈报。伯父们心想，我疯了吗？向美国政府露富？
还有原因。一定还有。大伯父大概对我根本不想认了。难道没给鬼佬欺够？还要请个鬼佬回家？美国的白鬼佬都不请他进门，何况是个连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犹太鬼佬！
这些我没有向父亲证实。证实了更刺痛自己。
我们离开美国总会时，海关大钟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点燃了蜡烛，烛光四周，出现了低声细语的客人。我和父亲刚才谈话声调还是过响，因而我们走过一张张餐桌时，让蓝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划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楼我们往黄浦江边走。就是想走走。
一队日本兵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哇哇地叫喊着“站住！浑蛋！……”我们不懂日语，但这两句话从一九三七年年底之后，就是日语盲也听懂了。
我父亲朝他们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悲剧，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如何度过离别彼得前的两个星期。这一走可就是阔别。
父亲用英语骂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知觉已经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顺着他走去的方向张望，汇丰银行对面，传来人类在猎杀时从喉底和脏腑中发出的声响。就是那种平时绝对发不出来的声音。路灯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团长有拳脚的黑影。不久，一大团黑影上方出现了一把长军刀，只在灯光里划动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亲已走到离那一团暴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烧身，叫了一声：“Dad！”在此期间那把窄长军刀又是几个上下劈砍。
请问阁下们出什么事了？父亲用英文问道。他还算晓得厉害，没有再往刀刃上凑。
一个骑马的英国警察跑来，对父亲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要他少管闲事，同时飞快地说：可怜的家伙偷错了人，他不知道那艘游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几个钱！我父亲说。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听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广东话为母语的人每个英文吐字都咬断最后一点尾音，尤其在他恼怒的时候，这种口音更重。
英国警察不加评论。来租界服务的警卫人员都是在英国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伤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其他种族间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杀人放火，管不过来。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开，一面在地面上搓着鞋底板。刚刚趟在血里，总得把鞋底擦干净。我和父亲都没有再上前去。不用凑上前了。从我们站的地方就能看见地上那堆形骸一动不动，暗色的血从马路牙子上倾泻。一个小小的暗色瀑布，从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国骑警没有下马，从鞍子上向我们转过身，耸耸肩。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动作！中国人，死了。就这么回事。或者：你们瞧，五分钟前还惦着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呢。或者：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连叫都没叫一声。
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黄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黄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的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暴露了。必要的时候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
第二天我去唐纳德的诊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现。值班的是另一个医生，一个上海人。他自我介绍姓文，文天祥的文。文医生告诉我彼得家有急事，这个周末改成他值班。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说谢谢了，他已经帮了我忙。这种对话很奇怪，无论我怎样用上海话答对，文医生就是不屈不挠地讲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脑子里记录下的对话——
侬晓得彼得屋里出了啥事体？
I think they are moving。（我想他们在搬家。）
搬到啥地方？
彼得终于如愿以偿，攒出了那个颇可观的数目，把全家从大宿舍里搬出来了。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待，想马上见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几条街。
这时一个中国男人扶着一个中国女人走进诊所，东张西望，就是没把我和文医生望到眼里。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一定走错门了，怎么没见那个洋医生？
文医生迎上去：May I help you？
男人马上说：噢，没走错门。
文医生不屈不挠的英文原来很有用。我想给彼得写一张字条，但怕它先落到唐纳德的粉红的手里，让我的字迹和心迹失去贞操，也怕唐纳德给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诊所就往外白渡桥方向走。冬天偶尔有这么几个好天，可以称它阳光明媚。远处的船鸣呜咽一般。
穿过外白渡桥，汇山路上停泊了几辆旧汽车。看见衣着摩登样的人，车主就上来拉生意。这种短途出租车的车主都是犹太难民，几人合伙买下一辆破车，再偷梁换柱把它修理得返老还童，然后便和黄包车抢起生意来。他们对虹口每一家餐馆、酒吧、咖啡馆、小客栈——所有犹太难民经营的生意都了如指掌，他们介绍每个客人给餐馆或客栈，都能从店主那里得一份微小的抽头，同时再从乘客手里赚一笔车费。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你把他们种在钢筋水泥里，他们都会生根发芽。
那个叫莱茵河咖啡馆的店面漆了个新门面，做成了假欧式门面。里面的顾客一看就是那种一杯咖啡坐一上午的人。他们跟老板聊粮价，聊正在演出的业余剧社。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留在欧洲的亲属。每个人都留了一些亲属在身后，不知亲属们是否收到上海发去的收入证明了。笑话！不是吗？纳粹要看到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才肯发护照，才肯给他们出境许可！好像不大放心他们，怕他们到上海温饱无着落！好像他们到了上海流离失所会让他们于心不忍！……
难民们把手上的报纸传来传去。只买得起一份《纽约时报》，传到读烂为止。他们都在等美国政府心软，对他们敞开门扉，因此他们关切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事物的动向。美国一定会心软的，你们看，只有美国才有宽大的胸襟和气魄，拿出钱给他们一天开两顿饭。饭不是好饭，但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国救助犹太难民基金会”已经开出了几万顿饭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寄居地。
我想象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会在人们提到美国时心跳异常吗？肯定会的。对他来说，他和美国只有一张担保书和一张船票的距离。彼得会不会提醒这些咖啡桌上的难友们，美国已经表现了它的冷酷？一九三七年罗斯福提出接受欧洲的犹太难民，被国会否了。有没有必要让这一张张苍白瘦削的脸梦醒，告诉他们美国对犹太人只比对华人温和那么一丁点。美国人编排了多少有关犹太佬的笑话？犹太人求职求学，往往会改掉自己的犹太姓氏。彼得从我这里听了足够的故事，足以告诉他们：歧视和迫害到处都有。迫害别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个犹太人和碎裂的几千扇窗玻璃给人们带来多大快感，简直不能想象！正如一八六九年火烧唐人街、追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了快感。
我面前放着一小杯醇香的咖啡，从热到冷。这么好的东西没一个人分享，我宁可不碰它。一个小时过去了，现在进来的人是吃午饭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济餐去喂的人。
这里能尝到地道的欧洲甜食。深秋的烂苹果和梨在犹太店主这里可是好东西，做成苹果排和梨排，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归。人们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样绕舌，都静静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静静地重归故里。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门口，但那里没有出现彼得。
我朝侍应生招一下手。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宠物商店，来上海前被迫处死了他所有的宠物。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眼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看了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身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口，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种小纸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地绪文同时写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着这张纸条，瞪着瞪着，眼泪瞪出来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纸条，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纸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性娟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点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痒的温和面孔。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
全是我的过错。我从诊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两截木桩子，载着我向前走。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出了没体统没体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物价？他那双总是在讨主张的大黑眼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阴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他的形体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见了。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一个念头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头，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变了个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镜，个头也高了。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色接待他。
他说：上次的事体让你吃苦头，都是日本鬼子挑拨的！他说着，看了看身后身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子说你已经把我供出来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有崇高感。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台阶。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其实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小伙子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就是那次美侨学校冷餐会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里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称洋派的上海人圈子，稍微多拐个弯，大家都沾亲带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我实在看不出他笑眯眯地冒出来是什么企图。有几个老师从楼上下来。这是下班时分，教师们包裹上围巾大衣，露手指的手套捧着带回家圈改的学生功课，另一只手里拎着半袋米。我领着温世海下到一楼。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新年你有空吗？我父亲想请你用个便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脱口就会说“谢谢，不了”，他赶紧补一句：也请了寇恩先生。
我说：你怎么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脚趾上的冻疮一阵刺疼。
他说他们家和彼得从来没断过联系。他不久前还跟彼得谈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见到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的事，对谁也不是个秘密。
你看，我很没用的，马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请。少年抗日分子出卖我的事实，我马上忽略不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