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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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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得勒，美国公民，三三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得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艾得勒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艾得勒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厂主的罐头，我尽量把艾得勒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级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这样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艾得勒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艾得勒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得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艾得勒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艾得勒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说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得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态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来，被“终极解决”，呵呵呵……
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妖作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好的，没问题。
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
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过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
我忘了对面坐的是个温文尔雅的汉奸，什么都忘了，讲述起我祖父的故事来。我祖父乘坐着蒸汽船靠近美国西海岸（就从我和杰克布常常攀登的灯塔礁旁边驶过），停靠在旧金山东海湾的港口。还没站稳脚，就被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柱击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压水柱劈头盖脸而来，红色的高锰酸钾水柱把从大洋彼岸来的瘦小的中国佬冲得像决堤洪流中的鱼。褴褛的衣服被水注撕烂，从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剥下来。那是什么样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红色高锰酸钾液体活剥了人的衣服和体面。在异国做寄居客，就是从这里开始。从此他们就知道自己会被人家当成永远的异己。他们谁也不相信。就像犹太难民在上海，他们谁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风声不妙他们能干什么？当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垂死地争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汉奸还下贱。我对着部长垂泪，又对着他巧笑。部长问起我父亲，我心想，他正是为了不当你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过六个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了。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杰克布的美国公民身份，否则他就会直接从监狱去集中营。天色在部长身后暗了，我还在讲啊讲。“啪”的一声，办公桌一侧的台灯亮了，照亮了部长左边的腮帮。那腮帮细腻如膏脂，松弛得如同上岁数的女人乳房。我再求偷生者帮着杰克布偷生。保存下来的最终就是一点皮肉。我突然没劲了，低下头。
部长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等我被小刘送出大门，我才开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长的承诺，部长是否答应了我去帮着杰克布偷生。
然后我又跳上一辆黄包车东去。
进了温家的门厅，就听见小客厅里的洗牌声，自从我电话里通报世海健在的消息，温太太断了很久的搓牌声响又续上了。温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给彻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开出了一局。
温太太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来：阿玫来啦？然后向门外叫道：菲利浦，阿玫来哉！
菲利浦是从不跟他夫人的女友们一同玩儿牌的。他这时在大客厅里跟大儿子说话，一张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在留声机上转出醇美的声音。菲利浦听音乐和他收藏东西一样，生冷不忌，什么都爱，也什么都无所谓。温太太把我领进大客厅，嘴里对我一口一个谢字，粗粗的腰身还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让失踪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对世海施了还阳术。
温太太看着我在客厅里落座，就蹬着一双先裹后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厨子起来给我烧两碗点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军事、商业有染的浊物，所以我一开口讲到世海如何跟我见面，他便起身，两手插在裤袋里走了。
大家倒是给我行了个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单独谈话。我用英文把杰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诉了菲利浦。我的话从来没有如此的经济有效。菲利浦等我的句号一吐出口便说：这种事只有钞票和女人能派用场了。
趁温太太没回来，他说他的燃气公司也失踪了一个人，姓罗恩伯格，他和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俩和其他三个犹太人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了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既然希特勒不放过纳粹魔掌下余生的犹太难民，那么“终极解决”的巨额耗资就不该由日本负担。
看得出来，菲利浦很矛盾，他一张平展如蜡像的脸上一点都不动容，但心里却烦得厉害。这烦也有一分是冲我来的，我一个女人，年纪也不算太轻了，当嫁不嫁，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来做做。世海活转来，他为父的却后怕得要死，立刻想回归本分，养尊处优地做个老好上海人，因为做中国人显得太政治化，并且做中国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样不可，顾不过来，不如做上海人识时务合时宜，为一个亡了国家保存一份个体实力，未必不是一个大境界。再说，他尽管和十六铺码头的行帮有世交渊源，十六铺的人情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还的。这样的财力他也不具备。另外，他善于利用行帮间盘根错节的对立——协调关系，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占了，谁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俩是否还行得通，行不通的话，是不是会有恶果，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他现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别少了一块心头肉。
我们都听着梅兰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杨玉环知道几年后有条白绫子在马嵬坡等她，她就该花也好草也好地数数自己的福分了。
温太太吩咐了点心回来，往丈夫对面的沙发上一坐，问我世海胖了还是瘦了。这一句话她在电话上已经盘问我好几次，我说壮实多了。那是个用胖来夸奖人的时代。
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诉他们，世海现在多么自立，能吃苦，年轻人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什么苦都能吃。
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温太太眼睛在红红的眼泡里闪闪发光，看着菲利浦。
点心来了，温太太又问我，世海的牙疼有没有犯过。我笑笑说，他没有这么好的甜点，牙就不会疼了。我是说一句俏皮话，温太太却说看来抗日还能治好他一个顶要命的毛病。
菲利浦始终不语。我说到世海为了牵记他们流了泪，温太太又是一口一个“小讨债鬼”地哭起来。我本来不会劝人，这时简直如坐针毡，急忙想告辞。菲利浦帮忙或不帮忙，我再说都是多余，他心里有数得很。
我说：世海为了不连累你们，只好下这样的狠心，你们千万别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来，一手拉平裙子的皱褶，我心里再为杰克布着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浦突然说：事体一有眉目，我会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准备好这个。
走到温家的门厅里，身后好几座老爷钟都打起钟点来。它们音色不一，频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点。我没有菲利浦食指和拇指捻动的东西，连手表也当掉了。
我走在弄堂里，不知谁家的女佣还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里好空。
我带着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凯瑟琳和顾妈都睡了，否则我可就有了出气筒。
我不想上楼回到自己卧室，推开杰克布的房门。心事重重又无所事事，我拉开他书桌的抽屉。抽屉是个大杂货箱，西药片、剃须刀、笔记本、名片。名片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整个上海的外国人都在他这抽屉里。还有两张大光明电影院的票子。没有被用过的。显然他自作主张安排了跟我共度一个吃喝玩乐的夜晚，为我造了个好莱坞电影，但回到家没等着我（我一定和彼得约会去了）。他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也许他也早忘了。
我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净写着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发生的事。但我觉得我能读得懂一页页乱七八糟的记载。眼睛贪婪地梳篦下去。每页都有“May”出现，有时会出现几回。第一次记下“May”这个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日子我当然不会忘记，是我表姐的婚礼，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年轻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
一本笔记本快记满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页上频频跃出。“May”也被他写得越来越潦草，越来越飘舞，他写“May”的这一刹那是什么感觉？感觉把我抓住了？把我认识得淋漓尽致了？就像我心里一旦出现彼得这名字，就会想，这个名字我将呼唤多久？我此生会呼唤无数次吗？会呼唤着说：彼得，帮我晾一下衣服，我够不着！……或者：彼得，能不能请你把收音机开小声些？我还想睡一会儿呢！……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吗？……这名字我会一直呼唤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吗？
假如杰克布不再回来，我会不会保存他的日记？保存多久？这日记得在我和彼得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一个私密的位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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