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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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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就是在话剧上演的夜里。我原先和彼得约好，十一点在他办公室见面，可我被杰克布绊住，只能让他空等。回浦东的渡船已经停了，杰克布提议在汇山路一个小客栈住宿。这家客栈的老板是苏州人，对犹太难民很照顾，一些刚到的难民还没租到房子，他提供低价客房，所以德文、英文都能说几句。老板用英文说房费涨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杰克布说那是应该的，米价涨了那么多，老板也是天天要吃大米饭的。老板说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现在天天吃大米粥就是福气，偶尔还要吃珍珠米粥。一边说闲话，老板问道：有证件吗？
杰克布掏出他的假难民身份证时，碰响了他衣袋里的钥匙。没有比这天夜里更好的机会了。我可以很容易就拿到钥匙。最迟后天，我和彼得就可以离开上海。
老板找出许多话来聊天，其实是想细看身份证上模糊的字迹和照片。杰克布抱歉说，洗衣服不当心，证件在肥皂水里稍微泡了泡。老板转身把身份证放进了柜台内一个办公桌的抽屉里。
杰克布对我的耳朵悄声用英文说：怕我们夜里偷偷跑了，赖掉房钱。
老板听懂了，笑着说并不怕我们赖账，而是怕违反日本人刚定的新住店规矩。一旦日本人来查夜，会首先在柜台查看住店人的证件。
常常有犹太难民来住宿？杰克布问道。看他的样子他又要热情搭讪了。
老板回答了几句英文。我慢了半拍的理解力翻译出来的是这样：对呀，难民营一屋子几百人，小夫妇们没法过夫妻生活。老夫妇偶尔也会来的。有时他们住店的钱不够，他就给他们打很大的折扣。
老板从一大串钥匙里取出一把，尾巴上拴的布条上写有房间号，又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条毛巾，两双木拖鞋，一只便盆，说：喏，都消过毒的。
我们刚要走，他又说：不过像你们一对这样，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我第一次接待。
我们没听明白，请他再讲一遍。
他刚说完第二遍，杰克布哈哈大笑，说：我妻子怎么惹你了，你要中伤她？把她说成日本人。
然后他搂紧我的腰，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不用告诉你，我再一次做了长长的、大汗淋漓的牺牲。然后我躺在熟睡的杰克布旁边，感觉到时间在我太阳穴里敲打，一分一分，微微疼痛地过去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牺牲太大了，把这个杰克布带到危险的上海，让他陷在他那些不可告人的危险活动里，也是牺牲。还有彼得。我的小彼得。不得不去冒囚禁杀头的危险去偷贩盘尼西林，囤粮欺市，多好的一份品行，也给牺牲了，我不成功对得起谁？
杰克布听见我悄悄起床问我干吗。我说我受不了便盆，要去走廊尽头的厕所。他说当心一点，谨防厕所没有灯。后面两个字在他嘴里含混了，再一听，呼吸又扯得很长。我站在那里，黑暗渐渐淡了，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家具的轮廓浮现出来。杰克布的喘息声又深又长，气息从嘴唇吐出时，轻微地爆破一下，类似活门的声响。世界上竟有如此酣熟的睡眠。下面的一切，我做得近乎完美。就是换了彼得来做，水平也不会更高。
我在走廊辨认杰克布那串钥匙环上的每一把钥匙，然后摘下那把半圆形匙头的。等我把钥匙轻轻放回杰克布的裤袋，海关大钟敲了十一下。一桩长达十分钟的偷窃终于完成。杰克布睡得还是那么好。我再次走出门，在走廊里扣好纽扣，系上鞋带。快要到楼梯口时，我用手指把头发理整齐，又从皮包里掏出口红，抹了抹，一边在想，这个钟点抹口红真不是个东西。
走到柜台时，看见守夜的是个年轻男人。我留了张纸条，写了几句话给杰克布，大意是告诉他我回家了，怕我继母担心我。
我皮包里剩下的钱只够付黄包车夫。我不知道心急火燎往家里奔是奔什么？也许预兆这东西是存在的，但当时我只想快快回家，快快洗个澡，把麦秸上的一夜，客栈里的半夜，通通洗下去，把自己再洗成彼得的。不洗，我自己都没法和自己相处。
那个夜晚是必须清清楚楚告诉你的。那时上海还没有这么热，离现在热门话题所说的环球暖化还早。所以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日的夜风一阵一阵过来时，凉得激人。我到家刚洗了澡，电话铃就响了。午夜的电话都是不能接的，一接肯定没好事。果然，世海万分紧急地请我立刻去找彼得，有个受重伤的垂危的人急需救护。
我问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他的声音和萨克斯管混在一起。
他在我家附近一个舞厅里，用的是公用电话，趁着红男绿女的笑声把消息传递过来。我们的英文对话让凯瑟琳和顾妈听去，大概是小两口的无聊斗气。
我说我疯了吗？半夜十二点去把彼得叫出来。
接下去温世海拿出了另一种腔调。他说彼得不敢不救这个人，因为他就是盘尼西林的买主。彼得从他手里赚过多少钱，好几个人都清楚。
我说他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搞讹诈算什么抗日好汉？！
我把电话一挂就上楼睡觉去了。五分钟左右，我卧室的窗户被一颗小石子击了一记。我怕凯瑟琳和顾妈听见，在第二颗小石子打上来的时候，匆匆套上衣服。
温世海一见我便用英文说：May姐姐，你不愿被牵连进去，就把彼得·寇恩家的地址告诉我好了。
你去见鬼！我怕什么牵连？你不是早就牵连了我？！
我们是迫不得已来求助你的。
这时我才看见马路对面还站着一个人，身后停着两辆黄包车，车夫当然是他们的同志。我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你们为什么不送他去急救室？任何医院都有急救室！
如果能送他去急救室，我会来这里求你吗？
你这是求？你在绑架我！
那是你的理解。
我只好跟他们一块往虹口去。两辆黄包车开始飞奔，温家小少爷坐在我左边，眼睛看着我。好像说只要我狗胆够大，敢跳车，他会露出好汉本色，对我拔出手枪。
快要到外白渡桥了，世海把手枪往身子下面的坐垫里一塞，伸手搂住我的腰。日本兵搜身时，世海和他的那位同志的鞠躬和日语都非常正宗。日本人眼里，我们一行无非是上海滩的纨绔男女，对此类男女，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可以做我们的主，谁来了谁去了都不碍我们的事，一样的夜夜笙箫。
过了桥我们的英文对话又续起来。他说这个伤员是日方通缉的新四军军官，在上海领导地下党为新四军搞募捐，买药买兵工设备。十点左右他们正从苏州河起航，被鬼子的巡逻艇发现。牺牲了两个新四军，那个军官也负了重伤，但在几个同志掩护下逃了出来。两船的药品和枪械修理机床，以及一些初步实验成功的特殊武器，落到了敌人手里。局势非常严重，也许紧接着而来的是全城范围的大搜查，因为日本人发现居然有人在上海开抗日兵工厂。
这事杰克布知道吗？我问。
我们找不着他。世海答道。
整个事端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头绪。温世海这个小抗日英雄把杰克布拉入了抗日武器的秘密制造。他们用了犹太难民的精华，比如罗恩伯格的技术发明，艾得勒的社交周旋能力，把相当先进的军工产品输送给了抗日力量。所以下面我不是用提问而是用推断把细节侦察出来的。
那种燃烧油膏做的燃烧弹摧毁力很有限。我说。
如果一个班的鬼子在睡觉，扔一颗进去，能烧伤一多半。他说。
主要是烧仓库，停泊的飞机，比较好用。我说。
那倒不见得。袭击火车、运士兵和军械的卡车，都很好用。他说。
我心想，原来杰克布整天就在忙这个。
罗恩伯格在你爹地的公司搞出这项发明，看来是间接地反法西斯了。
罗恩伯格和我爹地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派了什么用场。
真不知道？
我爹地是真不知道。罗恩伯格是不愿意知道。所以请你帮着隐瞒。
我也不愿意知道，所以等于不知道。
温少爷呵呵地乐，一派久违的顽童感出来了。借着路灯一看，他上下眼皮那些未老先衰的皱纹全没了。过去他只是没找到有劲的事做，才会没长大先长老。
凌晨的路好走，我们很快已经到了彼得家的弄堂口。
温世海把烟纸店的窗子敲开，说是要付双倍的钱打电话。
我拨通了彼得家房东的电话号码，用英文堵住他的啰唆，请他务必叫彼得·寇恩来听电话。三分钟后，睡意蒙眬的彼得来了。
我说：听着，彼得，我被绑架了。
什么？！他下了夜班，刚睡了一小时，一定以为噩梦成真。
你马上到弄堂口来。
……要我给巡捕房打电话吗？
彼得呀彼得，这种时刻还向我讨主张。
你到弄堂口来，什么都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把枪口顶在我脊梁上的是温世海。他们需要你的救护。
……伤在哪里？！
我看了一眼世海，他飞快地指指肝部。我对着电话筒说：肝。
叫他把能堵塞上去的东西立刻堵塞！衬衫、棉衣里抽出的棉花什么的，压住！以免失血过多！我这就下来……
我鼻腔酸胀，两眼泪水滚烫：彼得这么在乎我。他上了钩，就因为在乎我。
世海的那个同志始终没吭过一声，此时说：你俩别动！他不是本地人，听上去带常州口音。看不清他的年纪，但从他动作的敏捷程度看，惯于非侠即盗的生活。他横着身曲着腿，紧贴楼房的一溜门洞跑过去，跑得比我这样的人正常短跑还快。然后，他脊梁贴在彼得家门洞的旁边，身体贴得又薄又扁，都贴没了。他两手都拿着手枪，枪口一只明一只暗，明的对准即将出现的彼得，暗的把可能发生的突变都罩在里面。
我和温世海等在弄堂口的黑影里。世海那支枪对着我。我耳语说他别一慌神走了火，真把我毙了。他耳语安慰我说不会的，枪保险关着呢。
门一响，彼得走出来，正在愣神，双枪大侠已把右手的手枪抵在他后腰上。我在黑影里看得清清楚楚，彼得的双手飞快地举过头。
我用上海话骂了温世海一句：下作坯，求人家救命动枪做啥？！
我的一声骂让那位大侠火了，一支枪口马上指向我。
彼得两手举在耳边，头半耷拉着。他已明白温世海并没有受伤，而他们挟持我和他，想必有更危险的目的。
他们把我们押到里弄口，我还是跟世海乘一辆黄包车，彼得旁边坐着那个双枪好汉。
车跑起来后，世海的手在口袋里弄出一声响。是金属的碰击声。我用英文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关上手枪保险。
我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释说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们同志之间也不敢完全信任。现在他真的把枪保险关上了。
也就是说，刚才在弄堂口，他对准我的枪口，果真卧了一颗充满杀机的子弹。假如我朝还没出门的彼得喊了一句：别出来，这是个圈套！……那颗子弹也许已经在我正冷却的身体里了。世界上刹那间转变的敌与友、亲与仇、生与死还少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那个犹太青年在法国向德国领事开枪的刹那，给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实，导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温家小少爷的一颗子弹，险些划时代地改变了我们的亲、仇关系。
到了毕勋路，我看见一辆马车停在犹太医院门外不远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把另一个人抱下来。彼得动作也飞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脉搏，检查他的枪伤。
他对温世海说：要手术。我没办法手术。没有执照。
温世海跟那个双枪大侠小声嘀咕了一句，又回过头对彼得用英文说：有没有执照我们不在乎。
彼得说：我在乎。没有执照，就是技术不过关。
温世海又从大侠那里讨来了指示：过不过关都得做。
然后彼得改口说了一句德语。世海犹豫了一下，让彼得再说一遍。他听德语的时候脸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这样就可以离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说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强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简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门铃被按响了。门房是个中国汉子，把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打开，问道：啥人啊？……
双枪大侠右手的手枪已经捅进那个方洞。常州话被他一说，毫不软弱：出一声就打死你！
大门被拉开，常州人先进去把门房绑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后把我们放进去。穿过冬青树通道，就是主楼。楼上只有每层的医护值班室亮着灯。虽然在枪口的逼视下，彼得依然冷静地向这一行人打手势，让他们闭住嘴，放轻脚步。
就在我们进入一扇大门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语问了世海一句话。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话。
温世海这次是用德语回答他的。俩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得轻轻地推开门，下巴向里面一摆。人们一点声响也没有，飞快地沿着走廊小跑。
我赶到彼得旁边，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这样就好了许多。我们非得这样定定神，压压惊。
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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