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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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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了电视，给舒茨打了个电话。这个时段他一般守在电话机附近，怕电话给他妻子接去。他说他一会给我打回来，因为他在听警方发言人对波莉绑架案的分析；他是想到他自己书房去跟我通话。我问他：你知道我在十一岁时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兴趣，草草挂了电话。
马上、教授打电话回来，问我是不是独自。我笑了，问他：你要怎样？他说：我可以现在开车过来看你吗？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他来看我，没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
不的，我一般只往他办公室打电话。
他说：我要过来看你，决定了。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
可能我什么也不想要。我说了晚安；他马上说，别把我挂断！我说，那行，早上好，可以了吧？他听出我困倦得与世无争了，也听出我笑眯眯的。可能他还听出我可以在不爱中爱他。
你说的很逗。细想是很有趣的，你看，我可以很不爱地爱这老人。我可以很爱地不爱年轻男性。在年轻男人那儿的失望让我感到老人的温暖。跟一个老年男性，你不会失望，因为你是以失望开始接近他的。
谁也没告诉，每天从公寓邮箱里拿出一沓回绝信，偶尔有一两封说：可能。我在加紧行动。
不知道。不过他最终会知道。早早发警报会怎样？可能会激化我们关系的进展，若被彻底回绝，我还得与他共饮一江水：那时拿激进后的关系怎么办？也许我最终不想走，不想要那份永诀后的一股股油然想念？我怎么可能知道自己？
好的，我们在游湖，和几个博士生谈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舒茨夫人来了。在这之前我竟没有意识到他们一块来的。教授刚才还和我们一起胡扯，这时回到夫人身旁，成了一形一影。素来要好的夫妇显出了那种对称。他们俩的衣服色彩和式样上都有一番商讨协议。干脆是同一个牌子，运动绒衣胸前都有细小的“考文·克兰，背后是大的“CK”。
教授夫人跟准都慢条斯理地谈卡尔怎样，琳达怎样，凯瑟琳怎样。凯瑟琳今天要和爷爷换帽子。卡尔是个没话的父亲。从来没见过像琳达这祥易相处的儿媳。她随随便便就把这样一次社交活动变得极其非社交。甜蜜而琐碎。
可以活在丈夫的和孩子的生活里，可以把公众生活变成她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让公众去过她的日子。半个小时我们吃她自制的螃蟹沙拉，都活在她的生活里。她对我格外照料，常说着说着，转向我：你知道的啊。风在湖心加强了，船颠起来。有几个人开始晕船，我是头一个开始吐的。开始我背着人吐，把自已关在厕所里。谁发现了，把门弄开，我的一部分知觉已飘走。只记得给人搬到甲板上，躺平。舒茨不知从哪里冲到我身边，我睁开眼，看见他平常所有对我的思虑和疼爱此刻都集中在脸上，仿佛只有他和我，其他三十来个人不存在了。他跪在那儿，把我上半身抱起。他夫人和同事、下属全失了语地看着他。这个一向正确，把人的敬意看得比爱戴重要的老人，什么也不要了。惊讶也好，鄙薄也好。他没有感觉了：随三十几个人纷纷对我和他关系急速分析，纷纷想拿分析结果去做各种用途。他夫人在事发的头一秒就找到了她与他长久为之咨询的解释。她却居个善良的女人，先吞咽下去。我想她一定含着泪。我看见教授白色的头发被风吹乱，显得那样稀薄。他的灰眼睛离我很近。他窃窃私语地说：多少次我叫你别乱吃安眠药。
把我俩间的一个秘密招认了。所有人，他的妻子顿时明白他与我有过如此的气氛去讲如此的窃窃私语。一点隐瞒也没有了。明天就会有人去他办公室讨价还价，工资、教时或论文，以这一刻得到的供认。
我为他难过。他已把一切都搭上了。
他曾说老年在逼近，只有爱情能安慰。它远比权力和威信根本。
他说的是真话。我没有想到。
他这六十八岁的男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公布了他的感情和肉体的秘密活动。
他的妻子越来越感到吞咽的艰难。她仍细声细语，说外面太冷，应该进去休息。
她的丈夫反驳：外面的冷风会让她好受。
他明显地让人们知道：他有权代我决定，并惯于把握我的感受。他了解他自己的孩子，这了解有他长期花费的心血。
其实只有十来分钟，对我像是许多年。被人这样盯着。
我爬起来，说已经没事了。想把舒茨推回原位，却知道他已不能真正回到原位了。我拉住一个年轻的女孩东拉西扯。她是一群人中惟一不管系主任舒茨是否给人落下把柄这样的事。她不介意我刚得到的新身份。
事后人们对我依旧，但对舒茨夫人，添了些安慰和赞赏。
我在那一刻爱上了教授，他一直离我不远，每次回头，他都在看我。他有种骄傲在脸上。什么都显得那么庄严。他当然知道他刚才的举动正在产生后果。那个礼拜六的下午一点四十，我爱上了这个男人。
你看，中文说，爱上了；英文说：堕入、沦入爱情。
一是上升，一是坠落。
每一个上升或坠落都要背叛那么多东西。那些人和事被留在原地，建立起一片生活，你和他们都怀着美好的情谊相望，却再不能走到一起，像阳界和阴界相互会心着对方的存在。
后来船靠岸了，舒茨走过来对我说：这个国家什么都可以学；健康也是要学的，你要学会它。
是，我从那一刻开始，爱上了他。
谢谢。
是，心情很好。也许我和他去做一次短暂旅行。下礼拜我或许会取消就诊。
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一九七四年。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可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
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洪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枝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的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做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
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
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
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说：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二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已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一边激昂陈词、她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
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的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
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
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贺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过程。
“嗨，你这家伙也住这儿！”
贺叔叔就这么欢叫的。他没有把手伸给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头。那残缺的中指，就这样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后来我问过贺叔叔，那前前后后是不是一场戏——他和他妻子。他否认。说他的确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里，他也在头天住进旅馆时听见我爸爸的嗓门了，他却不愿缓和。缓和了也会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听着妻子的演讲，本不愿干涉，听她太过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见我爸爸，突然什么都过去了。他看见我爸爸眼里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们被磨砺得粗黑的脸，竟像孩子一样红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惊惧，微微缩着脖子。
女书记停在半路，看这两个四十八九的汉子怎么可以如此稀里糊涂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对这局势的评价，她忽然发现她不熟识我。女书记窄起大眼睛来看这二十来岁的女子。那种对一切外表美好的东西的固有轻视。
她看这年轻女子的白衬衫束在墨绿底子带白雏菊的裙子。
裙子铺张的宽大下摆。她心里对我的公然打扮惊奇也鄙薄极了。她想知道如此胆敢的年轻女子是谁。居然不去看两个男人的好戏正演下去，她直冲我来了。
她问：你是谁啊？
她的逻辑重音放在“你”上：从下滑再上挑的第一声，鼻音为主。舌头紧挤上颚造成口腔狭窄，使鼻音形成了强烈张力。它本身就充满怀疑和排斤。
你试试，这个中国字：你——。
这套动作在鼻腔送出的气流和声音铸呀成这样一个形状：你——。
妙不妙？整个口腔器官的动作已具有大量潜语。
我怀疑“你”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最初最初，在先语言阶段，它就是用来指控的。它指出“你”是异类，是“我”的对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对“我”的敌意。“我”
在称呼“你”时，是在接受你的敌意；在我们中国的古老戏剧舞台上，常见一个角色伸出两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着另一个角色说：“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词没有了。因为不必要了。这个“你”所具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谴责，排斥以及对于“你”所含的一切异己性的感叹，绝不是下面的词可以表达的。没有更准确更丰满的词填入那个省略。
因此，当贺叔叔的女书记说“你是淮呀？”的时候，她不是真想知道这个“谁”。她当然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亲的脸容和神态，看一看我们时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痛苦站姿，就一目了然。她只想让我听见这个“你”，因此她把发音过程让我听见（看见）了。它很完满。它是发言，不是提问。它本身是个疑问到解答的起承转合。
我正从衣柜里取毛衣，胳膊下夹了两本书，准备出去，让两个中年男人少些顾虑地表现他们的悲喜交集，表现破裂后重逢所特有的夸张。让他们去谈他们曾经的下棋、打猎和酒肉，小心避开谁欠谁的追究。墨绿底色开满白雏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离时十分地招展。女书记在此当口问我“你是谁呀？”
她手背在身后，榆树叶儿形状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敌意，说：你不认识我啦？
然后我转向我爸爸和贺叔叔，告辞。两个男人为他们意外中失而复得的友情正动心扉，眼睛温存地看看我，请我自便。我装着对所有因果毫不感兴趣。贺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还没开始。
他对妻子说：你不认识了吧？你第一次见她她才这么点儿。他叫我陪女书记出去逛逛，一些改卖大众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复。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
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待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
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上一下狠点她脚边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
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
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惟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的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下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呐——你想想——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汇，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
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而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看。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着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怒斥和嫌恶的语气，说女书记，吵吵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削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之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云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之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茬子；中上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
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俩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
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赚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艺，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又去看一块地面。我告诉她：俩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
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
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活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户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呐，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撒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拴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扣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艺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的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博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锻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他凑趣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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