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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我关了电视,给舒茨打了个电话。这个时段他一般守在电话机附近,怕电话给他妻子接去。他说他一会给我打回来,因为他在听警方发言人对波莉绑架案的分析;他是想到他自己书房去跟我通话。我问他:你知道我在十一岁时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兴趣,草草挂了电话。

  马上、教授打电话回来,问我是不是独自。我笑了,问他:你要怎样?他说:我可以现在开车过来看你吗?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他来看我,没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

  不的,我一般只往他办公室打电话。

  他说:我要过来看你,决定了。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

  可能我什么也不想要。我说了晚安;他马上说,别把我挂断!我说,那行,早上好,可以了吧?他听出我困倦得与世无争了,也听出我笑眯眯的。可能他还听出我可以在不爱中爱他。

  你说的很逗。细想是很有趣的,你看,我可以很不爱地爱这老人。我可以很爱地不爱年轻男性。在年轻男人那儿的失望让我感到老人的温暖。跟一个老年男性,你不会失望,因为你是以失望开始接近他的。

  谁也没告诉,每天从公寓邮箱里拿出一沓回绝信,偶尔有一两封说:可能。我在加紧行动。

  不知道。不过他最终会知道。早早发警报会怎样?可能会激化我们关系的进展,若被彻底回绝,我还得与他共饮一江水:那时拿激进后的关系怎么办?也许我最终不想走,不想要那份永诀后的一股股油然想念?我怎么可能知道自己?

  好的,我们在游湖,和几个博士生谈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舒茨夫人来了。在这之前我竟没有意识到他们一块来的。教授刚才还和我们一起胡扯,这时回到夫人身旁,成了一形一影。素来要好的夫妇显出了那种对称。他们俩的衣服色彩和式样上都有一番商讨协议。干脆是同一个牌子,运动绒衣胸前都有细小的“考文·克兰,背后是大的“CK”。

  教授夫人跟准都慢条斯理地谈卡尔怎样,琳达怎样,凯瑟琳怎样。凯瑟琳今天要和爷爷换帽子。卡尔是个没话的父亲。从来没见过像琳达这祥易相处的儿媳。她随随便便就把这样一次社交活动变得极其非社交。甜蜜而琐碎。

  可以活在丈夫的和孩子的生活里,可以把公众生活变成她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让公众去过她的日子。半个小时我们吃她自制的螃蟹沙拉,都活在她的生活里。她对我格外照料,常说着说着,转向我:你知道的啊。风在湖心加强了,船颠起来。有几个人开始晕船,我是头一个开始吐的。开始我背着人吐,把自已关在厕所里。谁发现了,把门弄开,我的一部分知觉已飘走。只记得给人搬到甲板上,躺平。舒茨不知从哪里冲到我身边,我睁开眼,看见他平常所有对我的思虑和疼爱此刻都集中在脸上,仿佛只有他和我,其他三十来个人不存在了。他跪在那儿,把我上半身抱起。他夫人和同事、下属全失了语地看着他。这个一向正确,把人的敬意看得比爱戴重要的老人,什么也不要了。惊讶也好,鄙薄也好。他没有感觉了:随三十几个人纷纷对我和他关系急速分析,纷纷想拿分析结果去做各种用途。他夫人在事发的头一秒就找到了她与他长久为之咨询的解释。她却居个善良的女人,先吞咽下去。我想她一定含着泪。我看见教授白色的头发被风吹乱,显得那样稀薄。他的灰眼睛离我很近。他窃窃私语地说:多少次我叫你别乱吃安眠药。

  把我俩间的一个秘密招认了。所有人,他的妻子顿时明白他与我有过如此的气氛去讲如此的窃窃私语。一点隐瞒也没有了。明天就会有人去他办公室讨价还价,工资、教时或论文,以这一刻得到的供认。

  我为他难过。他已把一切都搭上了。

  他曾说老年在逼近,只有爱情能安慰。它远比权力和威信根本。

  他说的是真话。我没有想到。

  他这六十八岁的男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公布了他的感情和肉体的秘密活动。

  他的妻子越来越感到吞咽的艰难。她仍细声细语,说外面太冷,应该进去休息。

  她的丈夫反驳:外面的冷风会让她好受。

  他明显地让人们知道:他有权代我决定,并惯于把握我的感受。他了解他自己的孩子,这了解有他长期花费的心血。

  其实只有十来分钟,对我像是许多年。被人这样盯着。

  我爬起来,说已经没事了。想把舒茨推回原位,却知道他已不能真正回到原位了。我拉住一个年轻的女孩东拉西扯。她是一群人中惟一不管系主任舒茨是否给人落下把柄这样的事。她不介意我刚得到的新身份。

  事后人们对我依旧,但对舒茨夫人,添了些安慰和赞赏。

  我在那一刻爱上了教授,他一直离我不远,每次回头,他都在看我。他有种骄傲在脸上。什么都显得那么庄严。他当然知道他刚才的举动正在产生后果。那个礼拜六的下午一点四十,我爱上了这个男人。

  你看,中文说,爱上了;英文说:堕入、沦入爱情。

  一是上升,一是坠落。

  每一个上升或坠落都要背叛那么多东西。那些人和事被留在原地,建立起一片生活,你和他们都怀着美好的情谊相望,却再不能走到一起,像阳界和阴界相互会心着对方的存在。

  后来船靠岸了,舒茨走过来对我说:这个国家什么都可以学;健康也是要学的,你要学会它。

  是,我从那一刻开始,爱上了他。

  谢谢。

  是,心情很好。也许我和他去做一次短暂旅行。下礼拜我或许会取消就诊。

  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一九七四年。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可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

  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洪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枝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的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做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

  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

  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

  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说: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二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已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一边激昂陈词、她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

  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的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

  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

  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贺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过程。

  “嗨,你这家伙也住这儿!”

  贺叔叔就这么欢叫的。他没有把手伸给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头。那残缺的中指,就这样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后来我问过贺叔叔,那前前后后是不是一场戏——他和他妻子。他否认。说他的确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里,他也在头天住进旅馆时听见我爸爸的嗓门了,他却不愿缓和。缓和了也会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听着妻子的演讲,本不愿干涉,听她太过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见我爸爸,突然什么都过去了。他看见我爸爸眼里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们被磨砺得粗黑的脸,竟像孩子一样红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惊惧,微微缩着脖子。

  女书记停在半路,看这两个四十八九的汉子怎么可以如此稀里糊涂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对这局势的评价,她忽然发现她不熟识我。女书记窄起大眼睛来看这二十来岁的女子。那种对一切外表美好的东西的固有轻视。

  她看这年轻女子的白衬衫束在墨绿底子带白雏菊的裙子。

  裙子铺张的宽大下摆。她心里对我的公然打扮惊奇也鄙薄极了。她想知道如此胆敢的年轻女子是谁。居然不去看两个男人的好戏正演下去,她直冲我来了。

  她问:你是谁啊?

  她的逻辑重音放在“你”上:从下滑再上挑的第一声,鼻音为主。舌头紧挤上颚造成口腔狭窄,使鼻音形成了强烈张力。它本身就充满怀疑和排斤。

  你试试,这个中国字:你——。

  这套动作在鼻腔送出的气流和声音铸呀成这样一个形状:你——。

  妙不妙?整个口腔器官的动作已具有大量潜语。

  我怀疑“你”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最初最初,在先语言阶段,它就是用来指控的。它指出“你”是异类,是“我”的对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对“我”的敌意。“我”

  在称呼“你”时,是在接受你的敌意;在我们中国的古老戏剧舞台上,常见一个角色伸出两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着另一个角色说:“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词没有了。因为不必要了。这个“你”所具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谴责,排斥以及对于“你”所含的一切异己性的感叹,绝不是下面的词可以表达的。没有更准确更丰满的词填入那个省略。

  因此,当贺叔叔的女书记说“你是淮呀?”的时候,她不是真想知道这个“谁”。她当然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亲的脸容和神态,看一看我们时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痛苦站姿,就一目了然。她只想让我听见这个“你”,因此她把发音过程让我听见(看见)了。它很完满。它是发言,不是提问。它本身是个疑问到解答的起承转合。

  我正从衣柜里取毛衣,胳膊下夹了两本书,准备出去,让两个中年男人少些顾虑地表现他们的悲喜交集,表现破裂后重逢所特有的夸张。让他们去谈他们曾经的下棋、打猎和酒肉,小心避开谁欠谁的追究。墨绿底色开满白雏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离时十分地招展。女书记在此当口问我“你是谁呀?”

  她手背在身后,榆树叶儿形状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敌意,说:你不认识我啦?

  然后我转向我爸爸和贺叔叔,告辞。两个男人为他们意外中失而复得的友情正动心扉,眼睛温存地看看我,请我自便。我装着对所有因果毫不感兴趣。贺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还没开始。

  他对妻子说:你不认识了吧?你第一次见她她才这么点儿。他叫我陪女书记出去逛逛,一些改卖大众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复。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

  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待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

  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上一下狠点她脚边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

  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

  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惟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的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下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呐——你想想——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汇,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

  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而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看。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着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怒斥和嫌恶的语气,说女书记,吵吵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削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之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云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之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茬子;中上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

  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俩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

  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赚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艺,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又去看一块地面。我告诉她:俩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

  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

  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活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户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呐,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撒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拴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扣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艺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的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博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锻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他凑趣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