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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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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伧的公寓里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逼着你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抄你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那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上面刻划，同时是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割划。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带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地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它，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他让我感到，他非常喜欢自己正做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叛卖了他？还是他叛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不很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样个角度，他的目光始终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的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出去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好。这就明确了。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的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呕。”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我给你错觉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他的肢体充满表达。“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他的中文怎么样？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国古文。”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回来，看着我。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从来没听过。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他大致不相信。“他当过兵！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哦，是说，你退伍的时候？”
我的心跳错了一个节拍。原来他在这儿埋伏我；他句句话都不是闲话。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的钱吧？”
“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他挖苦成功了，快乐变得明目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他无非让我明白，蒙骗他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一桩事。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跟他暗递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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