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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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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书马上把四分之三的脸对着我：这小子说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转脸盯着他的侧影：肯定吹牛。说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他突然从后视镜里瞅我一眼，说：业余情妇，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业余爱好？
我说：我刚到美国才几个月，我这位朋友来了五年了。我暗中检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处小错，一处大错。这是由于紧张，可我不知自己紧张什么。很可能我在打这个美国男人的主意，不然我这句答非所问、通体毛病的话算什么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给人露一手就变得很没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地沉默下来。
阿书突然觉得事情有了疑点。
你把我们往哪儿开？！她问他。
你们饿不饿？他说：我特别饿。
过了两个加油站了！阿书揭露性地说。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声音都是笑的：过了四个加油站了。
阿书用中文说：坏了！她声音压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我说我看见她把所有破烂和他的破烂一块锁进后备厢了。她让我把我的皮靴脱下来；那鞋跟不够尖利，不过比赤手空拳强。我说我可不想动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谁的？她说，好，那你把靴子递给我——别从这边！从右边偷偷递给我！
前面灯光稠密起来。阿书催促我快脱靴子。我说我可就这一双过冬的鞋。她不耐烦了，顶我一句：不就是两块钱在旧货店买的吗？我说那么大个旧货店我在里面开矿开了一下午，开出一双凑合能穿的鞋是容易的吗？她简直像吵嘴一样说：打又打不坏！打完他你再接着穿呗！听我不吱声她又说：前面好像是个大住宅区，我叫他停车，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后脑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够沉。我说：不是说好你拍吗？她说：我怕你舍不得你的破皮靴！我说，那你凑合用你的鞋拍吧。阿书说：谁让你坐后面？我要坐后面我就拍！……
他突然说：以后可别随便搭陌生男人的车。你们常搭陌生人的车吗？
我正要说我们从来不搭陌生人的车，阿书却抢先开了口。她大声说，对呀，我们最喜欢搭陌生人的车，陌生人才礼貌客气。这个鬼国家，一成了熟人，才没人来理你！
他说，听说年轻女孩失踪的事吗？
那是年轻女孩！阿书说，我们又不是年轻女孩。真比划起来，吃亏的还不定是谁呢！一般带大武器太累赘，随身揣把微型手枪、催泪瓦斯什么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他说：噢。然后他转脸问阿书：你叫什么名字？
阿书抬杠一样反问：你叫什么名字？！
车进入了人烟旺盛的地带。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顺手向过往的汽车上扔雪团。阿书紧急向我布置：现在车速才三十迈，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车我就喊一二三，你跟着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车！叫你停车！
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车平滑地飘过极光润的马路，两岸的公寓满是温暖的灯火。
停啊！她对他叫道，同时气急败坏地对我用中文说：你怎么回事？！拍呀！怎么这么饭桶？！……
我说：你不饭桶你来。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车！阿书要吓哭了：停车！她吼得肺腑震动。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马上就停。他答应着，一点儿也没听出阿书声音里的哭腔。他的脚在油门上加了一把劲，车速平稳地上去了。阿书说：完了，跳车也没法跳了。他倏地笑出声来，轻打一下方向盘，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闹市区。车子不动声色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口。
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映射中，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唉，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她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一样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给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戳：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最难看的一个层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颈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更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给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去非常正色。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马上摁一下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因此轻微摇颤的头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的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离现代生活远远的，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整天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站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们视而不见地任凭无数双脚溅起细小的一蓬蓬泥浆走过去，走过来。我这双两块钱买来的旧靴子亦混迹其中。抽烟的人们心情被难看的街景弄得坏透了。他们在痛苦地想，该拿这心情怎么办，拿这难看的芝加哥怎么办，拿我这个入侵的另类怎么办。他们吸一大口烟，再吐出来，和着午餐的洋葱、大蒜气味吐出来，同时任其自然地恶毒，任其自然地绝望和痛苦。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楼阴影中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
我一边切菜一边对着电话复述审讯的过程。安德烈最初的惊讶渐渐缓解，他开始以一种被逗坏了的口气插一两句话，或像啦啦队那样叫喊一两声。再听下去，他实在觉得这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六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你不得不粗率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至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把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限额拿出来，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他从机场乘地铁到我打工的餐馆时，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我见他两颊潮红，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严重地缺觉，并有同我长谈的紧急必需。我笑笑说：你在飞机上刮的胡子？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没给我打电话的三天里没睡觉，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来开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们在一个酒吧坐下时，已半夜十一点半。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从他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员安全核审表”。他表情正式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问他对不起我什么。他说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它内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两只极大的手捂住大半张纸，以免在我这里泄露了他国家的秘密。
我笑笑，说：我对你的国家的秘密完全无所谓，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讨厌秘密。
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好，都不关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对不起。
别对不起呀。
谢谢你的理解。
别客气。
我看见纸上仅有的两英寸空间中，那三项仅有的选择。①打算中断此关系；②打算将此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关系；③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我们都沉默着，他慢慢从西装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圆珠笔。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个选择花掉他一千四百块，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后的信用。他开始落笔了。他连夜飞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这个简单的笔触：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个钩打在第三选择上：“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
飞机起飞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后向机舱走去。在他半个身体已进入甬道时，他回身向我挥挥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满绝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劲儿，却没笑出来。我突然发现他那身深灰色西装看起来非常昂贵。他稳稳向甬道深处走去，深灰西装合体极了，一派高档的朴素使安德烈很神气、很男人了。
我用下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浦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他们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稀里糊涂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面无声无息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也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
我趴在书桌上放开音量吃面条。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开伙。其实我挺渴望这样的晚上，宁静伴随低劣食品。我总是边吃边找些东西来阅读：报纸、杂志，要不就是减价广告。有时会有些彩票组织的来信。尽管知道字里行间布置得十面埋伏，我还是读得很认真。他们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在吃方便面的时候读，还是给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当，一个巨大的甜头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后面。这些骗子们一般都以一个疯疯癫癫的狂喜口吻开始骗局——恭喜！万分荣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已进入了最后一轮淘汰赛，五千万美金正向您微笑！……紧接着，骗子们开始替你操心如何开销这五千万；他们认为先去乘一个月的豪华邮轮，再去买一幢带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买几辆波沙或本茨车。为如此的财富我必须做的贡献很简单，往往只是在一百来种无聊杂志中选订五到十种。
我推开那个超大信封，上面印的两张脸诚挚热烈，一点儿也不像骗子。其中一张脸有六十多岁了，跟真正的阔佬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辈子，到这把岁数总算有了副阔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张脸大约二十多岁，这个劝人上当的行业倒也前赴后继，新人辈出。这一老一少两个家伙最多一个月前刚给我寄过一模一样的“贺信”，这么快就又回来了。
我把最难看的东西放到最后来读。几份账单被我放在书桌角落上，不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绝不碰它们。此刻我喝完最后一口味精比例过大的面汤，把账单拿到面前。我翻着学费账单、图书馆押金账单……我看着一笔笔数目字，心里检讨：该取消课间那杯咖啡；该跑远些去买九角九一打的鸡蛋；该记住收藏好各种减价券，一张减价券能让你在买洗头香波时省五角钱。账单下面是银行的月终结算。它是我最怕看的东西。一般我会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壮着胆将它扯开。果然那三位数的存款又缩小了。我的存款从没上升为四位数。搬进来做牧师夫妇的房客，我交纳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一天年轻的牧师太太对我说：真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惟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划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再敢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哪里。她说着把空头支票递到我手里。然后眼皮一垂，迅速走开。当初他们在挑选房客时花费了两个星期，接见了总共五十来个候选房客。从五十来个男女老少中选定我，是他们认为我看上去体面，负责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开空头支票之类的事。年轻的牧师夫妇在我搬进来那天大松一口气，几乎动了感情地告诉我，他们头一眼就相中了我，对我所具备的优秀房客的素质极有信心。他们甚至搞了一套近乎仪式的午茶会：在正式餐厅摆了一盘饼干，一盘奶酪，一壶红茶和牛奶。我吃着年轻的牧师太太自制的饼干，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们的友善和信赖，一定不祸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帮助他们保持一个体面、负责的房客形象，尽管这个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实之处；它大部分基于他们的美好主观愿望。我在那个九月的午后坐在烘烤饼干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气中，看出这对牧师夫妇动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节日用的银器，餐纸是深蓝色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们一再表示能找到我这样的房客是他们的幸运。我一再说，哪里、哪里。他们说：真的真的，在芝加哥这类住宅区，找个人品端庄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听惊天动地的摇滚不在电话上一吊两小时或对着电话一口一个“我操”就已经不易。他们曾经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烟不喝酒，安安静静，但后来发现他不声不响原来是在卧室里养蛇和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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