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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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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希望你能长期住在我们这里，牧师太太说。她细巧地为我斟茶，细巧地用小银勺搅搅她自己的茶杯。她说：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乖戾习惯，或者赖账、不讲卫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个月就辜负了他们。
这时我仔细做着加减法：电话七十六元，房租二百元，水费二十元，电费三十一元，煤气二十八元……得数仍是大于银行结算的三位数。我可以向餐馆预支两星期的工资，如果老板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园广告栏卖我上学期用过的书。可以卖出两百元来。不过这个交易过程很可能会长达三个星期。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会把我在牧师夫妇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弄砸。我估计下个礼拜我再出出进进绝口不提欠他们账的事，他们就会对我失望过度。我还能从自己这点儿家当里刮出什么油水？去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吗？……急剧的心算中，我下意识打量着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欢这四面乳黄色的墙，它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挂过画或相框的钉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经过细致地修补。屋内陈设简洁到了基本——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床边一把椅子在没有客人来访时便是床头柜，上面放一盏台灯。台灯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灯罩内衬的一层薄绫其实已是一层灰烬，似乎一点轻微触动就会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给了这座房子某种来历：一个正统的、有不少美德的，没出过败家子的家族的来历。它消除了我江湖过客的感觉，使我对自己这段很可能是暂时的生活，产生了类似归宿的幻觉。每当我从学校、从餐馆回来，这一簇暖色的灯火让我的心马上稳下来。它因为陈旧而显得更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这里；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纳了我；或者说通过它，一个朴实本分的家族容我趿身其中。这个家族重视传统，并以传统为骄傲。对此刻的我，有传统的东西显得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客厅里交映着冷调和暖调的光，那是电视和壁炉。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复加的光亮。我的脚起落无声无息，但这幢旧房的地板却能把我的动作传达到客厅。我听见夫妇俩人朦胧的对话停止了。我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牧师太太此刻借故走进餐室，就会逮我个正着我就躲不过去了。惟一的办法是再厚厚脸皮请她宽限几天。那将是他们给我的第四回宽限。尽管牧师太太每回都说：没关系，等你有钱再说。我知道我在飞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师夫妇一定在暗中给我标了极限，他们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无度挥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厨房的门了。进了厨房便登了安全岛，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牧师坐在沙发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只沙发靠枕上，脸枕着丈夫长长的腿。这样一个宅子，安全实惠，似乎人世间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浓缩在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没有惊动他们。
我决定明天再同牧师太太谈宽限房租的事。我这样拖延一部分也为他们着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晚上，他们对一切都如此放心，连灯都不必开一盏，却突然闯来一个异国女人，谈起她尴尬的穷困。穷得连二百块的房租也对她形成致命压力。我不忍心让他们意识到，有一份赤贫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紧挨着他们的安全温馨，威胁着他们年轻幸运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的饭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为每过去的一天就给牧师夫妇多一份证明，他们当初瞎了眼。我知道惟一的补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厅去，走到他们相依相偎的恩爱造型面前，赔上大大一个笑脸和我不坏的仪态，请他们谅解，再给一次宽限。这是办得到的。这比装聋作哑、浑浑噩噩地硬赖下去要好些。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打开冰箱，想为自己倒一杯果汁，却看见冰箱里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鲜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块糕饼，都是用保鲜膜细细包好，打算下回接着吃或饮。房东们还不宽裕啊。他们或许指望我付的房租水电费，好用去支配他们柴米油盐。我对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许久。
把碗轻轻放进柜子时，我听见有脚步朝厨房走来。我赶紧再打开水龙头，开始专注地洗手。在最难堪的时刻，千万得给自己找桩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厨房天花板上的大灯亮了。光天化日，我这下可没处躲了。
牧师太太出现在门口：怎么不开灯？她微笑地责怪非常温柔。
我看得见。我说，省点儿电，我大概像个乡下亲戚。
年轻的牧师太太大概也认为我的确像个乡下亲戚。咯咯地笑起来说：美国电便宜啊，哪里省得出钱来？又不是中国！
我说电便宜省省也没坏处。
她马上说：你从来不看电视，不会也为了省电吧？
要读的书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的，读文学的人，都做好读死在书堆里的准备。
她说：超饱和地读，反正是记不住的。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看电视吧。下面有个很不错的电视剧。
我说：我一般只看早上七点的新闻。
她说：来吧来吧，你不来，斯迪夫怪我不尽女主人的职，弄得你很紧张。刚才就是斯迪夫要我来邀请你的。
斯迪夫是牧师的名字。他们的目的或许在于套出我的真话：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什么缘由。他们或许要以盛情来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炉边电视前的一片惬意中会如坐针毡，他们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房东一个不缺席，再厚颜的房客也会被提醒：什么是他们和你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太多谢了。我真的没空，还得赶一篇读书报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尽量把动作弄得很匆忙，尽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实。我想牧师太太或许听出了我托辞中的真话：别逼我——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叹了口气。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来。
你太客气了，她说。
哪里。我说。
还帮我熨衣服。她说，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帮我熨了！
我是一顺手就把它们全熨了，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熨。我心里想，她可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以苦力抵房钱的意思。我究竟有没有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连电视也不看，倒舍得花费两个小时帮我熨衣服。牧师太太说。
就是一顺手的事，我说。那可不止两小时，而是四小时。熨那些衣服，需要一个笨手笨脚、缺乏技术的中国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时。而我撒谎眼都不眨：你知道吗？我喜欢熨衣服，我可以一边熨一边打腹稿。我的教授说我的文章结构不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多花些时间在打腹稿上。
是吗？我以为熨衣服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变成白痴！反正它让我烦得要疯！
我非常警惕，她的东拉西扯里随时可能扯出正题来，有关我踏踏实实拖欠房租的正题。
噢，对了，我想起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我这脑子！
你看，来了吧。我抓起抹布卖力地擦着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们正好开车路过你打工的餐馆，想到你万一早下班，可以坐我们的车回来。他们说你请了假。
啊，我是请了假。我得到图书馆查资料。我信口说道。有没有替便衣福茨隐瞒实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瞒，是怕吓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她若知道她家里窝藏着一个FBI正在找别扭的人，说不定她会给吓着。你看她看上去多么安全。那场审讯敲掉我本可以赚到手的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无论如何缩短一点儿我和债务间的距离。
对了！她两手一拍，活活一个孩子。我又差点忘了！今天晚饭前收到一个电话，找你的！牧师太太轻盈地转身，跑到书房，眨眼间又回到我面前，手里拈一张黄颜色的小纸签。
我接过纸签，见上面是牧师太太孩子气的大头大脑的笔迹：请在晚上十点等电话。我问她此人叫什么名字，难道不留个回电号码？
牧师太太说：他今天下午五点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从五点到六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我问他姓名，他说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维斯先生。对了，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来近两个月，只有同学、工友、教授、房东，尚没有朋友。我把黄颜色小纸签粘在掌心上，对牧师太太说：谢谢你。
哪里的话。真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
我抿嘴笑笑，摇摇头。我没钱，廉耻还是有的。一个人光剩了廉耻其余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你别去理她。你这样厚待她只让她受洋罪。
房东太太讲述起电视剧的情节来，一个劲儿说：我可不想露底给你！其实她不断地露底给我。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得设法尽快挣钱。如果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唐·吉珂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做爱。那场做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儿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透迤、枫树密集的小路。我听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安德烈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答一对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质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特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闪闪现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件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之声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看去都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根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的操蛋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色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俩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至他明目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以那敏捷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蠕动我读出“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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