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6节
|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就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系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偏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从打那时候，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而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它的画面里。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人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市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优长处正在对我形成的全面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融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
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常”。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什么原因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