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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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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渡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他们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娆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她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住上半身，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她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袒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被买走了！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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