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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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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眼皮“啪嗒”一垂，表示默认，表示默然接受，表示她将温顺地接受他给她的一切。她刚才的张和现在的弛，她刚才的积极、主动和现在的消极、被动，她刚才的冲锋和现在的投降，搭配得好得不能再好，恰合李师长这样一个对摩登开放和封建古雅两种女性都梦寐以求的男性的理想。我母亲任他照料她，将她裹进大衣。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从来没照料过别人的人，这点更让我母亲怦然心动，他是个指挥千军万马，手一挥就有人去冲锋陷阵、去送命的男人啊。我母亲认为一旦男人有了这样的权力，这样的威风，他在女人心里才是个真丈夫、真汉子。其实我母亲对此缺乏实质性的认识。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使男人很性感。他将深橄榄绿的呢大衣，从我母亲的一个肩头兜到另一个肩头。军大衣足有十斤重。它是李师长沉甸甸的间接拥抱。我母亲给粗糙的呢子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这个男人和这个少女的雌雄电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迸溅。
“你父亲是在五十年代初离开军界的？”
“是的。”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治理淮河。”是为了我母亲。我母亲使李师长受了处罚。他的上级对抛弃原配妻子的军官们突然觉得有必要收拾收拾。我猜想那个收拾李师长的上级艳福太浅，假如我母亲那天在医院碰到的是他，那么抛弃妻室的天良沦丧的事就轮到他头上了；这是由不得他的，我母亲一旦进人了一个部落，首选必定是酋长。
“治理淮河是怎么回事呢？”便衣福茨拿不准这是不是个情报要点。
“治理淮河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说：一定要治好淮河。”
“毛泽东和你父亲够交情吗？”
“没交情。”父亲和毛泽东的合影一共有三张。后来它们就是我父亲政治生活的三个盾牌。我母亲把这些盾牌用得很好。放大了十倍尺寸，挂在父亲的办公室，她自己的办公室，她孩子们的校长和教师的办公室，她那潜藏五百两黄金的娘家的堂屋。因而她娘家的几栋大瓦房片瓦未损，继续包藏应家的黄金悬疑。“时间已经过了。”
“不会吧？”理查说。他忙看一眼表：“真的，不过只过了两分钟。”
“抱歉，我还得上班。你要付我的房钱饭钱管我的饭，我陪你审到底绝不会有意见。我已经好几次迟到了。”
理查看我已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挎包，弯腰去系一只鞋上松了扣的鞋带。马上追上一句：“最后一个提问。”
“问吧。”
“你父亲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当然信。他没办法。”
“你是说……”理查还没组织好他的脑筋，“他没办法有信仰的自由选择？”
“我和我父亲从来没谈过信仰什么的。我们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家庭。我可以走了吗？”
“哦，当然！”理查的歉意接近真实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和我们谈话。你完全是自由的；你要感到我干扰了你的自由，那可真对不起，因为我们本意不是如此。”
“谢谢。”
我走到门口，突然站住脚。
“理查，你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FBI在五六十年代把美国所有著名作家都列在黑名单上。连福克纳都在内。女作家赛珍珠在你们这儿的档案，一共有二百多页。是她言论、行动的记录。”专业名词，那叫“搜集黑材料”。
“是三百多页。”
“你们当时的头儿胡佛还是她的最热衷读者之一。”
理查瞪着眼，蓝蓝的目光。他想，她这样冒出一句鬼话是什么操蛋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操蛋意思。
“阿书要我问你好。”
“替我问她好。”他滴水不漏；难堪、意外、狼狈、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还是自己问她好吧。”反正你给她打长途电话既拿薪水又花国家的电话费。
我笑出一个颇厚颜的笑，想到阿书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他也回了个同样厚颜的笑，被同样的念头激发的：阿书特意换上风骚短裙，对他左一个眼风又一个眼风，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请他吃了一回豆腐。
下了课近十点钟。我把两封事先打印好的推荐信塞到格润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个大方格中的无数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着小极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顺序，按一个暗中被认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难找。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里所有学生，所有教、职员心目中确立，我选的这两位教授，都应该属于成就不显著，却也不是显著低能的。他们该被排列在中间地带。果然，我在非优非劣的一带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两封措词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是推荐我拿奖学金的。我跟两个教授事先商量过，他们都说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们会一个字也顾不上读，只在签名处签上他们的名字。
乘电梯下楼时，我对着电梯里的锃亮的不锈钢墙壁理头发，看见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大麻能让你放屁放出彩虹”。毫无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荐信上我把“精彩”、“杰出”这类词用在自己头上，是不是无耻了点？除了“精彩”“杰出”的学习成绩，还有“罕见的写作天分”。我罕见吗？在教授眼里，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女人操着时态混乱的语句在课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够罕见的。但“天分”呢？对这个时态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帮得上多大忙？电梯显示器的数字在一声声短促的鸣笛中下降，我突然浑身潮热，所有汗毛孔同时扩张，泌出汗珠。我发现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键上。电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却在第十层停了下来。门阴险地缓缓打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被塞进来，狭小空间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钟过去，电梯警铃响了，垃圾车仍是无所从属地拥塞在电梯门口。“罕见的文学写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这才明白这些教授们狡猾得可恶：他们让被推荐人自己写推荐信。人在自我吹嘘时的厚颜程度毕竟有限，否则就会像此刻的我一样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点可怜的奖学金额数不会造成学生之间太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教授们真油啊，他们把希望建筑在我们的廉耻心和自轻自贱上。我把两个掌心紧贴在冰凉的金属电梯壁上。却仍是无望将我浑身的燥热镇下去。这些流氓教授们就是要我为自己冠上的“杰出”和“精彩”无地自容；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词在此刻都会成为自我羞辱。
我从垃圾车旁边挤出去，跑到走廊末端，这里的一扇门通防火楼梯。我听着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阶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凉的回音。文学系在第十六层，系办公室的门十点钟关闭，我得赶在它关门前把两封推荐信收回，然后再到电脑上去删除“杰出”“精彩”之类的词汇。
上到第十六层，就见一盏盏灯正在熄灭：自动熄灯器在十点之后开始熄灯。我大张着嘴喘息，整根喉管干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来取信，系办公室九点开门，系里最早的课也是九点开始。无论如何，我得在格润和翰尼格到达之前把那两封信取回。
地铁站口关上了两扇朝北的门，为预防暴风雪。我小跑着往南边绕，白天被踏烂的雪这时冻结成冰，大片无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无数歪曲细碎的齿锋上。脚上这双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许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纤纤秀足在菲薄的鞋底与鞋面之间，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车内和着JOanBaez或CatlySimon（两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节奏踏动，那时的一双脚为活着的舒适感到幸运或无所谓；那时的一双秀足以它们的形状永远地把轻盈婀娜的步态留在这双靴子里，三十多年后为万里之外来的异国女人制定着步履；那优美婀娜的幽灵此刻同形状迥异的这双异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双秀丽皮靴的归宿；她绝想不到它们曾经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属性，它们引以为荣的华而不实之处，在三十年后终于被看透，被定罪为华而不实。她是否还活着？倘若活着她会在哪里？是坐在残喘的壁炉边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着这双靴子在爵士吧里强作痛苦地扭动甚然发现一束钟情的目光？还是躺在暖洋洋的鸭绒被里昏昏入梦，而在她无边无际的辽阔忘却中，藏纳着她对于这双皮靴的彻底忘却？……每一件来自旧货店的物品都如此的暧昧与丰富。劳拉却绝不会要这一份暧昧和丰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任何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这份暧昧、丰富。谁都宁愿要三十块钱一双的尼龙棉靴，带厚厚的防滑胶底。再要个性、再不愿牺牲风度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双优美婀娜的皮靴，而选择芸芸众生的尼龙棉靴。而我却没有选择。我拿不出三十块钱，只好忍痛优美婀娜下去。
我正要进入地铁入口，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晚上好。赏一个角子吧。”
我看看这个流浪汉，毫不减速地步下地铁阶梯。空气既温暖又肮脏，拐弯抹角处的尿被蒸发在空中，一股特殊的辛辣。
流浪汉跟着我下楼梯，坚持要我赏他一个角子。空气里的尿味有他一份贡献。我声音和他一样平板，透着同他一样的大度、超脱、顽韧，告诉他我今晚也缺一个角子。我们这样扯着皮便下到站台。他今晚喝得可真不少。很可能抄起什么给我一下。我只能让让他了，掏出个十分币，摁在他粉红色的掌心上。
他说，嗨，你怎么回事？我要的是一个角子。
我说我没有角子。我摊开两手，让他看看我就剩命一条了。
他果真看明白了，眨巴着眼，手指合拢在十分币上。他突然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买份晚餐。
我说：晚餐就免了吧。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你应该说：谢谢晚餐。
行。谢谢晚餐。
你要热狗还是要汉堡？
都行。
要我是你的话，就要热狗。因为可以在波兰香肠上加腌酸菜。这样的夜晚，烤热的波兰香肠加腌酸菜没治了。
没错，肯定没治了。
流浪汉最受不了的或许不是吃不饱喝不足，而是他们终日终年的沉默。人们会赏他们一两个角子，但从来不赏个面子站下脚，听他们说句话。
热狗上可以加到四种配菜：葱末、腌辣椒末、番茄酱和芥末酱，不超过四种，不必付额外的钱。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教育。
好的。那就来四种吧。
你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完全可以请你客。
从粗大的柱子后面突然闪出两个粗壮的警察。
一个警察对流浪汉说：哈，你可让我今天没白过。
另一个警察指着流浪汉问我：他怎么你了？
我说：没怎么我，就是打算清我吃一个热狗。
火车带着轻微地震进了站。我正要迈步上车，听见身后“咔嗒”一声金属砸击。回过头，见警察们已将流浪汉铐起来了，手铐的另一头留在警察甲手中，警察乙提着警棍随时打算抡出去。我立刻从车里回到站台上。
我说：他没怎样我，就是要给我买个热狗！
警察们不理会我的说情，将流浪汉半提半拖，向出口处走去。流浪汉在两个大象般的警察手里干瘪稀松，成了个漏掉大半填充物的布玩偶。
他真的没怎样我！……
我们看见了他胡闹的全过程。警察甲迈着大象般傲慢阔大的步子；并且，他没买地铁铜币，从门上翻过来的。
我继续跟着他们小跑，一面打听：你们这是要把他押到哪儿去呢？
押到一个很暖和的地方去，警察乙说。
流浪汉这时转过脸，两个大眼珠子在他污秽的脸上干净得如同两汪清水。他心情半点也没被损害，龇嘴朝我一乐。他觉得这晚上值了：竟然有人和他聊上了。他给尿憋急没事，地铁有不少拐弯抹角的方便地方；给话弊急了却只有一日日憋下去。这么深而广的孤独，借大的芝加哥是盛不下的，寒夜里有多少游魂般的流浪者，对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质疑或抒怀，诅咒或评点，永不停息生发着内心独白。
离得很远我就把钥匙准备好，找准开大门的那一把。这样屏声敛息，蹑手蹑足地进出这房子或在这房内活动，我已非常习惯。即使不是深更半夜，我的动作也极轻。我总是早早竖起耳朵来听：走廊没人了，厨房空出来了，我才尽量迅速而无声地穿过走廊，闪人厨房，为自己倒杯水，或泡碗麦片，或烤片面包。我还是习惯喝热水，常常接一杯自来水放到微波炉去加温。我盯准计时器上跃过的一秒又一秒，在它五声鸣笛之前将门拉开。一切声响都被我极端严密地控制着。房子不大，这样留心便使它有了独属于我的通道和空间。我和牧师太太已有很久没碰面，连房租、电话和水电以及煤气的费用，都以留言的方式过手。
我贼一样无声敏捷地进了大门，熄灭门厅里专门为我留的灯，然后溜进厨房。冰箱上有张便条。是牧师太太留给我的。她温雅和善地写道：“九月、十月的房租收到了。非常感谢！十一月的房租请不必着急，因为我了解你的困难，更了解你的人品。顺便提醒，麦片粥里放一根香蕉，营养会好一些。另外，长途电话铃响到第五遍就要挂断。因为铃声空响六遍，电话公司就要收你费用。”
在她的留言旁边，另一块磁石钉着几张账单。我一个个电话号码找下去，发现一些号码被柠檬色的荧光笔勾了下来。每个无人接听却空响了六遍铃的电话，都是按一分钟通话计价。我数了数，共有十七个这样的电话让电话公司敲了我一笔：共四块四角六分，相当我一小时工钱。一般情况下，我不拖欠电话费，因为我占据电话的时间长过牧师夫妇。
我从书包里拿出支票本，按牧师太太为我演算的数目写了支票，心里惦记我银行账户的形势。开出这张支票，我账户的钱大概又将低于银行规定的最低限额。曾有两次，牧师太太在留言中告诫我：注意！如果你的存款不到最低限额，银行就会罚你的款。不知什么让牧师太太对我的慢性经济危机洞察得如此清楚。我并不常开空头支票，大概我仅有的几回透支让她一直为我捏把汗：这样惨重的信用损伤是不堪多发生的。她和牧师都不忍心眼睁睁看银行为此敲我竹杠。他们也希望我在他们那儿的信用能尽快复好如初。年轻的牧师太太最近的留言大半都是在指导我如何去维持或改善我的信用。但我明白，我的信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我能做到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些陌生人的墙给我拆成什么样我顾不上，我只管在牧师夫妇的宅子里尽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经济纪录大致规矩的房客。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被这里长久地收留。
我听牧师太太松软暖和的脚步朝厨房这边来，便加快写支票的动作。
“嗨！”牧师太太出现在厨房门口。笑容将她的面颊向两边推开，直推到她竖起的软乎乎的白绒布浴袍领子上。她是我这些天来看到的最暖和最舒适的人。
我也“嗨”了一声，说：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她走进来，从大玻璃瓶里拿出几块她自己烘的饼干，一面对我说：我倒宁愿你吵一点。你静得有时让人担心。她斜靠着灶台边的小酒吧，毛茸茸的拖鞋一只架在另一只上。鞋面是古非狗的脸。
是不是我每天回来得太晚？”
不是的。有时我听见你出门、你进门心里比较踏实些。她暖洋洋、软乎乎地一笑：我的母亲就有这毛病——她不阻止我们做任何事，但她必须知道我们到底在做哪些事。她得听见我们进门、出门，听见我们在电话上和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废话。所以我晚上听不见你回来，就只能睡着一半。别误会我！我不是更正你，要你吵闹一点；我是在更正我自己。你是个没话说的好房客。
谢谢。
真的。你不会误认为我为你瞎操心吧？
她的确为我操了不少心。替我守着银行，守着电话公司，绝不让他们设圈套给我钻。我从支票本上往下撕支票，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拙劣——似乎同她面对面结清电话账这桩事是对她刚才的一番关怀的绝不领情，似乎在定义我和她的原则性关系。撕扯支票的声响撕裂了小厨房里的好气氛，使我和她都打了个哆嗦。我心里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失望透了。
你在写支票给我？她问道。出我意料地爽快，同时走到桌边，坐下。
是的。电话账。我干巴巴地说。
你看见我用笔勾画下来的号码了吗？我对着这些号码伤了半天脑筋——你干吗一口气连打几次电话到这个号码上，每次又只讲一分钟呢？她做了个苦思的姿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脑门上轻轻敲击，突然用力一弹，表示苦苦推敲终于找到了思路：啊哈——你是一直没打通，所以一直在打；每次都让电话铃响过了六次！她把带着重大发现的面孔朝向我，五官都静止着，要我看见它们的强调：你看，电话公司专门请你吃亏！
我说：没错，专门请我吃亏。
我顺势将支票推到她面前。她看一眼面额数字，大声说：不对！
我指给她看那些被柠檬黄色图画的数字：我把这些补交给你了。以后我懂了，电话响到第六声，就挂断……
响到第五声就挂，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牧师太太说：美国有许多服务行当给你使绊子。你这样问也不问就付账的人，最中他们的意。四块多钱，确实没什么了不得，但注意——你一个人被他们敲诈四块六角，十万个人呢？一百万个人呢？像你这样刚来美国不久的人肯定不止一百万个！他们都像你这样一天到晚地忙，上工、上学，一个月有一大堆账单要付，根本顾不上一笔笔的账来仔细过目，糊里糊涂就被坑走这一笔那一笔的钱，太不公道了：银行罚你的款，电话公司也占你便宜，你怎么吃得消？！
我点点头。我是吃不消。
牧师太太向我使了个年轻可爱的眼色，说：你有我呢——我才不答应那些人把你当个小可怜儿来欺负。今天下午，我决定和电话公司宣战！我打了个电话到“消费者保护热线”，他们说一定饶不了电话公司。我先告诉你结果：电话公司不仅答应退还你这月的四块六，上个月和上上个月，他们一共从你这儿坑走了十块零五分，他们都答应退还！她脸上出现了更年轻的神色：儿童得了奖状似的神采飞扬。
真棒！我说。我得到了如此年轻的保护，也年轻了许多，两个拳头在空中捅几下。这似乎是个很洋气的动作，但我一做就土到了家。不过我不能不做它，牧师太太等我这两下子等了一晚上，我做得何等洋泾浜她都不在乎。
她也同我一块捅捅拳头。同样的动作她一做就正宗了。它确实是个很洋气的动作。
她说：以后我更要替你提防这些不老实的家伙。她手指点着账单。她没见过我也会以肢体比划出开心来，因而她感到神圣而满足。
她拿出自制的苹果派和我分享。我们的欢庆一直延续到一点钟。躺到床上，我听着隔壁传来的熟悉的响动——床垫和床帮碰撞出的欢乐节奏：一二、一二、一二……心想，欢庆仍在延长，年轻的牧师也参加了进来。然后我听见节奏停在长长的休止符上。一分钟后，主卧室的门开了，牧师赤裸着脚走进浴室，水花四溅的舒畅。不久，牧师太太也进了浴室，戏水声大了一倍，伴掺着男声和女声压低音量的谈笑。这个幸福的巢穴并不对我见外；它纳我于内，让我占有一个温柔安全的角落。
便衣福茨出现在餐馆。
这天我本来不上班，但有两个人被辞退，老板拿我当救火队。两个被老板辞掉的工友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汉口人。俩人都是每天下午三点上班，但总是长沙人或者汉口人先来，替另一个到打卡机上准时敲上3：00。几乎是长沙人先来，将两张工卡打好，汉口人便可以迟到一个半小时，在老板到达餐馆之前，混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对老板的行动规律摸得很清楚：他每天下午去打球，五点差一刻才回餐馆。他俩的双簧玩了半年，才被老板戳穿。
我看见理查在门口找了个座儿。他见到我也有些意外，上嘴唇微微一掀。然后他向我小小地挥一下手。我正将这天的免费汤往保温煲里倒。滚烫黏稠的汤溅起花来，落到我脸上。在一双眼的盯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装模作样。我疼得抽口冷气，顺势把面颊在肩头上拭了拭。这动作在便衣福茨看来也欠缺真实，也是舞台化了的。
我决定不搭理他。他马上感觉到了我的不友善，有些无趣地东张西望，似乎店堂里拙劣透顶的几幅画和书法深奥得很，值当他在那里又眯眼又皱眉。我“砰”的一声放下盛汤的不锈钢大锅，老板也被惊动了，从正在点数的几柱硬币上抬起眼睛。
你没有吃饭吗？老板说。
我不作声。他骂人就拿吃饭这桩事来骂，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你没吃饭吗？”对这么个表达上过分贫穷的人，我从来就是姿态高一高。
没吃饱动作才这么重，是不是啊？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理查看看老板，看看我。我面孔上一阵清凉，所有表情去除得十分干净。这样可供便衣福茨看的便少了一些。店堂里只有五六个客人，稀落地坐在东南西北。还有一小时才是晚餐时间。现在的几位都是来混掉些多余时间，或受够了外面灰暗的寒冷，进来暖和暖和的。
理查当然不同。他是拿了厚俸来碍我的事。
他说：“今天我没吃早饭和午饭。”
我说：“噢。”
他说：“忙得没顾上。”
我说：“是吗？”我应着，扯出一条雪白的抹布，擦着半点污痕也没有的桌面。
他说：“所以我早些来吃晚饭。”
他的笑容带了一点儿理亏。
我继续擦没什么可擦的桌面。我在向他和老板表演忙碌和麻利以及心烦。我要理查看见，他拿着上好的薪水来和我过意不去是不公道的。
他说：“我不很打搅你吧？”
我笑笑说：“一点也不。”
“其实我一直是这个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海鲜什锦我特别喜欢，辣鸡翅也不错。”理查说。
我心想，随你便吧。有海鲜什锦作借口你可以麻烦我，没有海鲜什锦你照样可以来麻烦我。你挣的就是麻烦我的钱。
这时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窗“哗”的一声被扯开，老板大声问：是你给自己留的杏仁虾？！
我说：不是我……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老板凶狠的手指戳戳白色外卖饭盒上的名字。盒里盛着粉红的虾和焦黄的杏仁，这是禁止员工吃的高价菜。我知道什么都讲不清了。不时有人犯这类低级过失，又不想孤立，总是偷偷给别人饭盒里塞些赃物，在老板责罚下来时多些人分摊恶果。有次我来不及吃饭，便把饭盒带到学校，才发现里面的饭菜被油炸腰果取代了。腰果是招牌菜“腰果鸡丁”用的，也在禁吃之列。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最爱偷窃的东西。
偶尔吃一顿，我也供得起，天天吃——搞清楚点，我一家几口也是要吃饭的！老板说。他的嗓音竟是如此残破丑陋。
我一下子停了动作，在他眼前笔直地站立，笔直地瞅定他：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理查的目光意味十足，落在我左面一侧面颊上。
那是谁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谁的？！吃都吃到谁名字下去了？！老板手拍着饭盒盖子。他有一双穷苦而有力的手，肤色远远暗于他的面孔，永远是紧张地就绪着；即使两手闲置，它们似乎也紧抓着两把空气，或是时刻在预习着抓握的动作，一旦出现目标，它们便立刻出击。因而它们很少空着，不是抓起一个空菜盘，就是将某桌多出的一个调味架移到缺少调味架的桌上，再不然就是将移了位置的桌椅复原。这两只从不失业的手像是独立于他整个身心之外的，有它们自己的主张和动机，如同低等动物的触角，或伸或缩都是条件反射，毫不受他整个躯体的支配。这两双手若被剁下来，或许仍有它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仍会自作主张地抓这个握那个，擦这里抹那里，点数钞票和铜蹦儿，或抽谁一个大耳掴子。正如此刻这样；我敢说想抽我耳掴子的一定不是苦出身的老板，而是他那两只手。就是你把老板和他的手截开，手们仍是要完成它们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即便你不截开它们，它们将于的老板也无法对其负责。因而，作为低等动物的老板的手即使扇了我耳掴子，也不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老板的过错。
我看着老板穷凶极恶的手把写有我名字的饭盒一掼，里面滚烫的黏稠汤汁溅到了他手背上。老板的面孔毫不动容，我便更加确信老板和他的手是各忙各的。手在向我发着大脾气，不见得能代表老板本人。因而我完全可以不和低级动物的手们去一般见识。
我没有说话。我只对老板那两只全靠本能行动的低等生命的手小心提防。两只手仍在挥舞地告诫人们：再让它们逮着偷吃“什锦虾”的事，积攒在那里的大耳掴子可就积攒不下去了。我才知道人是可以一下子被扯到“偷吃”这类低等事务中去的。如此卑琐、低级、小得可怜的事，或许给了便衣福茨一个很不沉闷的冬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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