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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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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在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宇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溶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我脑子里给我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四个用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白夜》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溶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他又说：还有不少书，不晓得你需不需要。
她说：别说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见了似的。
他心里说：可不是不见了吗。
他口上说：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么多书的话，先放在魏小姐那里。
她点点头。原来他不带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说：其它东西，不知你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她的军用雨衣“哗啦哗啦”，走一步响一步。
我只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后可能用得着的，都留下来。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么这么不浪漫，最后几句话就讲这些俗事俗物。
她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物质恐慌了那么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大家都是疯了一样抢购东西。一个人要是想买双过冬的靴子，他必须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记，冬天来了货如果他不及时去商店，那双靴子就是别人的了。粮食更是缺得厉害。我是怕你吃苦头。
她一阵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稳，在大上海没慌过没感到心里无底过，说到底，是因为大上海存在这个刘先生。
她说：你出国样样要从头来，要比我难，东西能变卖的，就卖掉，多折些钱，胆子不是壮些？
他也一阵想哭。她这样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达理，他此生不会再碰到了。
菁妹，你还是同我一起去美国吧。
他完全不懂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老实话来。他老实是他毫不遮掩他深深的恳求。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呆在这里呢？……你的英文程度已经相当好了，去了美国可以……他停下来，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这样绝望很没面子，大概给她看成死皮赖脸了。
其实刘先生读错了殷恬菁的表情。我母亲告诉我，她一听说刘先生是去美国，对他几乎旧情复发。她和他一同看过那么多好莱坞电影，她心里一直向往那个充满俊男靓女和财富的国度。她所在的英文夜校，每一个女孩都为美国梦想而忍受枯燥的学舌。不然她们不去搓麻将逛马路而在教室里一熬三小时图的是什么？
我母亲对我说：想想看，我图的是什么？……就是那天夜晚刘先生告诉我他要去美国，而不是去香港，我才一下明白，我图的是什么。
殷恬菁说：噢，你下礼拜五走。
她这句话的逻辑不怎么样。她其实是把脑子闪过的一道演算读出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到下礼拜五还有六天。六天够把一笔三角情债结清了——够吗？她还可以造访一次李师长，如果他还是没有同他乡下媳妇了断的意思，还是为他的马团长驴团长乱拉皮条，她就在星期四的晚上给刘先生打个电话；我决定和你去美国。美国在我无知的母亲心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宪法中两度遭遇的“排华法案”，没有芝加哥满街影影绰绰的流浪者，没有给我找麻烦的FBI。她脑子里的美国是好莱坞华丽的布景，画在天幕上的明媚天空，将有色人种拦在外面的拍摄地海滩。在她无知的向往中，美国是华尔兹和香滨酒。云淡风轻的翩翩男女，舞来歌去不食人间烟火。她宽阔深邃的无知里，美国不存在那种火车、轮船、飞机、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上面一律有这样的标识：“有色人种——这边；白人——那边”。她更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白人士兵，他们宁死也不愿输入有色人种的血液。我十九岁的年轻的母亲首先要同美国恋爱其次才是去爱刘先生。
菁妹，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去找魏小姐。她人很好，况且……她是自己人。
殷恬菁听出那言下之意：对那个解放军高级军官，你知道多少？他能让我放心吗？
你刚才要我跟你一同走？菁妹问。
刘先生哑在那里，希望使他浑身发颤。刘先生不属于文人无形那种文人，像这样目光瘫痪，嘴角瘫痪以至整个面容都出来一种不雅的呆相——这类时候极少。只发生在他看自己编写的剧目搬上舞台或银幕的时候。
跟我一同走吧。他说。说完，自我意识才麻酥酥地回到脸上、身上。
菁妹别开眼睛。睫毛低垂，盖住飞快转动的念头。
几秒钟后，她才不太情愿地点点头。她心里想，是好事就先答应下来再说。
刘先生一下子抡起菁妹，抢得她双脚悬空，黑色高帮学生皮鞋丁零当嘟像两只布娃娃的脚。刘先生激情发作也是气力很大的，菁妹想，提前就做起浪漫的美国人来了。半夜阴湿凋零的上海，就给他狂热的一个拥抱而抱成了好莱坞海滩。
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我想那是我母亲得到的第一个跟性有关的吻。
刘先生在机场见我时，也在我面额上吻了一下。那只是“说来话长”的一个回避，抑或封闭。他在我去睡觉后，拿出所有相册，给自己调了杯鸡尾酒，坐在这里淡远地翻看。他眼里的我大致就是他心目中的菁妹。其实我相貌上更多地取了父亲的，但刘先生认为我的懂道理，识大体是我母亲的翻版。我坚持自己提行李，麻利劲儿也是我母亲的。他还认为我有一点我母亲的世故，恰到好处，不招他讨厌。完全不世故的女人拿不上台面，在上海生活了不少年的刘先生对此早有结论。比如魏小姐，一把岁数还是天真烂漫，活泼讨厌，做她的男人时常吃不消，处处难为情。
那些相册有不少刘先生和我母亲的合影。有四张正式的订婚照，现在看看是又傻又土。要我被迫去摆那些佳人才子的造型，我非笑得昏死过去。那时我妈可真是佳人。面粉做的一样，两条柳叶眉一张樱桃嘴，全是照相馆的化妆师把她好好的脸糟蹋成了这样。她穿一件浅色洋装，不是粉红就是天蓝，朝阳格子，腰里系根裙带。裙带下面，她的小身段尚欠最后成型，但体内却一应俱全，那些带出娘胎的卵中，有一枚在多年后孵化成了我。那些卵就在朝阳格子纺的连衫裙下面，正一只接一只地成熟。这真是件很奇异，很怪诞的事，我看着相片十八岁半的小小母亲心里胡思乱想。她命中注定了数目的这些卵在朝阳格子纺下面，在那时，有可能给孵化成别的人——不是我大哥、二哥、我，而是一些陌生人。
刘先生很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人的生命起源插足。他险些进入那些卵，从而启开一些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每次在和刘先生通电话的时候，总会有些不恭敬的闪念出来。这些闪念使他对于我变成了一个身份、辈分都暧昧的人。我从一开始就老三老四地称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就像招呼里昂之类的艺术瘪三朋友，或者预料艺术瘪三的同学们。我说：嗨，托尼！你怎么样？
刘先生每星期都会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每个星期也会和他的女儿通电话。他的女儿长着黄面孔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美国人。
你还好吧？刘先生用纯正的国语说。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对，房东太太告诉我了。我还好，你呢？
很好。谢谢！芝加哥冷得要死，我看了天气预报。你下礼拜会收到一个包裹，我寄了一些衣服给你……你先别谢我，都是我女儿穿过的衣服。原先她尺码跟你一样，生孩子后胖了。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随便怎么处理好了。
我会喜欢的！
那些衣服是她出去滑雪的时候穿的。不过她一共滑过三次雪。每次都买全套新的！
太好了！
她这个孩子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
我听着刘先生用抱怨来表现溺爱。那个女人的荣华富贵或许是占了我的，至少有我一半。我在穷困得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抚摸和拥抱，而我妈的旧日相好却跟我讲他女儿一掷千金。“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亲那时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来个小时！你可不要像她那样。她没得肺痨是万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他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像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疼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绝交书容易。
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慌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我说；很好。这时我发现牧师已迈着长腿捧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围脖，摘掉帽子，脱掉靴子。我和他们仍在进行礼貌废话。比如说：天气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后我穿着又冷又湿的棉袜，跟他们夫妻俩面面相对站在门厅里。双方都客套得累坏了。我想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下礼拜保证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么保证都说明问题。我还想说：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会想这人看上去挺谦谦君子，其实是个泼皮无赖——白住房白用水电，在房东和房客之间还能出比这更坏的事？
牧师太太又急速看牧师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说我可不客气了。
牧师终于开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触？
怎么了，他们找你们麻烦了？
不是。是这样，今天下午一点钟，我妻子在留言机上听到一段很可疑的声音。你来听听就知道了。
我被他们领到起居室。牧师伸出修长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机的倒带键上。俩人以一模一样的表情听着机器沙沙沙响起来，不久出来一个喉音极重的男低音。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然后是个年轻些的男声说：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找到。你听我怎么样？男低音说：还行。你听我呢？年轻男声说：不怎么样……机器“咔哒”一声停住。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牧师太太说：大概在它发生二十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问我你的作息时间，夜里一般是不是都住在这里。
牧师说：他还问你有没有把朋友和熟人带到这所房子里来过……
我告诉他我们的房客跟我们一向有契约的，都不会违背契约带人回来。牧师太太显然对这场莫名奇妙的事有些不高兴。很可能她在我进门前正发我的牢骚，连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开了炉子没关，把炉于上面橡木吊柜的底子都烤得发了黄。小半辈子没讲过人坏话的年轻牧师太太把所有的恶声恶气攒足，全用在我这儿。
我说：那这留言机上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呢？
夫妇俩一模一样地耸耸肩。
牧师说：从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们正在调试窃听器。就是说，他们已经听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对话。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权益。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里，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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