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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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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拔，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扭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么？！”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撅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她企图挑逗我伺候她玩游戏，我却老实巴交的怎么都行。穷到我这地步，也就没什么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谈遗产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钱是个丑字眼。穷成我这样，大概也能出来一种大气。能诚实地承认穷，诚恳地表达对于钱的兴趣，就是穷者的尊严。能够正面表示对于钱的进取心，是向文明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激简妮弗（加西卡）。
我说：谢谢你，简妮弗。
她说：不用谢。不过我的名字不是简妮弗。我叫玛伦达。不过没关系，千万别跟我道歉。她笑起来。
对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记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说“对不起”。
谢谢。
你“谢谢”也说得太多。
好的。
玛伦达拥抱了我。我们都属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拥抱起来显得特别紧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欢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就是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样的话我没什么意见。
她转身对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里捏着她给我的支票。所以我脱口说道：谢谢！
你看——又是“谢谢”！
我右脚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这姿势在玛伦达眼里是谦卑的，是形体的苦笑，有点像《茶馆》里王掌柜的“稍息”。
我想我这么个穷光蛋，又是在异国做穷光蛋，“谢谢”与“对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阵呢。
我揣着上千元钱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宝行赎我的钻戒。
我对老板笑了笑说：还认识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说；当然。
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戒指。
老板从腰里拖出一根镣铐般的粗链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钥匙。他看也不看就从那堆钥匙里拈出一把，打开一个柜台的门。取出一枚贼亮的玩艺儿。它被套在一根白丝绒的模拟手指上，贵重得我都不敢认。
老板伸出两根小泥肠手指头，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码签说：三千二百元。
我说：啊？！
三千二百元。
你只给了我七百块，就从我手上买走啦！我瞪着这张笑眯眯的脸。它看上去并不像这样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我当时是六百块从你手里买来，我这时候还得请你付三千二百。
怎么可以这样？！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还属于我的东西。
老板脖子一缩，两手朝两边一摊，黑眼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对上帝。
我也得吃饭啊。他说。
你是得吃饭，可你也不能顿顿吃龙虾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问题。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赚了两千五？
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圣诞节前的折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漂亮数字，三千元整。大过节的，那点零头也算我一份圣诞小礼物。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很残忍。
你如果有现钞的话，我不收你税。他的小泥肠食指在小计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数亮给我：你看，这是税钱，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诞礼，这一来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门。他还在我后面叫唤：你回来！咱们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来的话一定要弄只黑袜子套在脸上，弄支枪端在手里，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钥匙挨个使一遍，我得把五十个柜子全清理干净。
我只好戴着假钻石去见安德烈了。他给我的圣诞礼物竟是一大帮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继祖父，两个高中好友，三个大学友好，以及劳拉，都被他邀请到芝加哥来给我一个圣诞大团聚。
我来到密西根大道上的“联合大陆”酒店，见劳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巢上放了两杯黑马提尼。劳拉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黑马提尼，因为这个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游泳场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马提尼了。我说我反正一窍不通，还是来点吃的比较实惠。
劳拉马上说：喏，你看这个怎么样？生菠菜拌松子。要不来一客“卡威亚”？
我说：什么是“卡威亚”？
安德烈告诉我“卡威亚”是俄国鱼子。
我说：有炸薯条吗？
劳拉说：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对我说：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劳拉糟蹋自己的钱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钱更不眨眼。不过她确实是糟蹋钱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乐的学问。这个酒店的黑马提尼真的很棒。要不你尝尝我的？
我在他杯子里喝了一口。没喝懂什么。但我说：没错，很棒。
不一会儿，劳拉面前上了一小盘橙色透明的鱼子和切成小块的黑面包。东西摆设得极像珠宝行。
安德烈根据劳拉的推荐，要的也是这里的名牌：菠菜拌松子。菠菜一共十几片，贵重得不像泥里长出来的。安德烈给了我两片菠菜叶和五六颗松子，劳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鱼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条的盘子边上。我惟一吃得懂的还是炸薯条。他们这样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钱。
劳拉说：知道我为什么情愿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吗？
我说：犹太人不过圣诞。
安德烈说：那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闹翻了。
劳拉说：你怎么知道的？！
安德烈说：你告诉我的。
劳拉的脸转向我：不可能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安德烈说：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诉我的。他对我说：假如劳拉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闹翻了。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听她讲过任何人坏话，除了她父母。
劳拉两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麦当劳”符号。她说：我什么时候讲过他们坏话？我讲的全是实话。他们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说每月补贴我一千二。现在我把它租下来了，跟他们说：当时说我只出零头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能这么坑人——租房契约签了，钱呢？！他们还特有理，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你会提升，工资涨了一万多。你看，父母应该在孩子有成就的时候给奖励才是父母啊，我晋升了，他们不加钱反而连原来答应的都不算数了。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要是我母亲接的，我就说：请问大卫·艾德乐在家吗？我母亲说：劳拉看上帝份儿上别逼疯我！我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人要对犹太人许多坏名声负责。
劳拉往一小块黑面包上抹鱼子酱，手势优美。她抿紧嘴巴咀嚼，五官仍在继续刚才的愤怒陈述，瞪眼挑眉，嘴角下撇。她的肢体语言更丰富，缩肩扭头，意思是说：有这样的父母，你们也会疯。
侍应生送来账单。劳拉很快算出我们三人每人该摊多少。安德烈付了我和他俩人的，劳拉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说：找我十六块五。
安德烈和我都开始翻钱包，凑出十四块。
劳拉说：还欠我两块五。
安德烈笑嘻嘻地说：你点的东西最贵。
劳拉也笑嘻嘻地说：谁让你点便宜的？
安德烈乐出声来，说：那我先欠着账吧。
劳拉对我说：你帮我作证。
我说：行，我作证。
安德烈用中文跟我说：你说我会跟她恋爱吗？
劳拉说：他肯定用中文叫我“犹太公主”。
安德烈说：我用英文也叫你“犹太公主”。
劳拉想说什么，却嘿嘿笑着住了嘴。等安德烈去了洗手间，她说：知道我刚才想说他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揭他短儿。
噢。
不问问我想揭他什么短儿？
好吧。你想揭他什么短儿？我听上去是真有兴致。
他给你买这个订婚戒指的时候，是我陪他去的。我提议去Tiffany买，他说太贵。总算被我拉进Bloomingdale，我要他买一克拉的，他最后还是买了这个半克拉的。你要是跟犹太男人订婚，至少给你一克拉！我父亲送过我母亲十克拉的钻戒，信不信由你。
我信。
我母亲戴出门的十克拉是仿制的，同一个工匠做的，仿制得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要仿制吗？
为什么？
因为那么大的钻戒是不可以戴的！只能存在银行保险箱里。仿制的那个也要三千多块。说了你都不信。
是没法信。
后来我要安德烈去刻名字。他还是依了我。你喜欢这种字体吧，古老得接近沙勒梅羊皮书上的字了！
什么字体？
你没看见？！
劳拉问我要我手上的戒指，我把伪钻戒脱下来。她盯着戒指后面看了半天，然后又来看我。我心里想，全完了。
劳拉说：这后面刻了你们两人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她觉得我非常可疑。
我说：你真看不出来？
她越看我越可疑，一句话也讲不出。
我笑起来：我以为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呢。——这个是仿制品。
我这个大疑团在她眼前立刻化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她母亲的十克拉钻戒神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怎么敢把真的戴出来？我也把它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劳拉说：我说呢。——第一眼我就觉得它不像。不过圣诞节你该戴真的，因为安德烈家的三代人都来看你，你戴假戒指，可不够隆重。
原来局势仍不妙。我心里飞速盘算，去哪里弄到三千块，去把那个真玩艺儿买回来。看护刘先生我挣的一千来块钱倒是一分没动。可我上哪儿去找那两千呢？我的朋友全是艺术瘪三，榨干他们也别想榨出四位数借款。我突然想到那个“人类器官掮客”。我跟安德烈和劳拉告假，说我有个紧急电话要打，移动电话的电池又耗尽了。只得去找投币电话。安德烈从口袋抓出一把硬币，一手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将硬币放到我掌心上。他口袋永远装着停车或打投币电话用的硬币，一包纸中，一块折成四方的洁白手绢，还有一把瑞士十字军多用折叠小刀。他要万一做了罗宾逊，可以活得不错。用十字军刀上的小放大镜取火，用那上面的小锯条伐木。据劳拉说，他还在口袋里添了一样必备：抗胃酸药，因为我一吃好伙食就泛胃酸。看着安德烈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招他爱怜、惹他担忧的小可怜儿。
我在酒店大堂的角落找到公用电话，拨了掮客的呼机号，又把我正使用的这台公用电话号码输进去。刚挂下电话，一位老太太过来，请我躲开，因为她要打电话。我退后几步，她看我一眼，又说：劳驾，能请你再走远些吗？我从来不习惯我打电话的时候身边站个人。
我傻瞪着她，然后发出一个白痴一般的烂漫笑容，再硬起舌头说：不懂英文。
她把字吐得仔细至极：请、你、走、开。
我说：不、懂、英、文。
她瞪着我，我是她最近几天见到的最讨厌的一个人。大过节的，她不想见到任何惹她讨厌的人。
老太太说：那就回你的中国、日本、韩国去，反正你从哪儿来我不介意——反正哪儿来哪儿去。
我站在原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老太太心想，好好一个美国，一下子冒出这些亚洲穷光蛋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滚回你的亚洲去。
这时一个清朗的女声从我身后传来，说：滚回你的坟墓去。
我一看，是劳拉。她脸上没有拌嘴的意思，相反很温婉，只是下巴翘起来，眼皮耷拉得很低，嘴角勾出一个极酷的微笑。我从没见过比这更高雅的愤怒。
老太太像是要昏过去，白面孔成了银灰色。
劳拉把她房间的钥匙递给我，眼睛仍盯着老太太。她说：用我房间的电话。我得在这守着。万一这位老人家给我气出好歹来。
我到劳拉的房间，给“无出路咖啡馆”打了个电话。那边回答说，他今天还没来，不过可能马上会来。我把劳拉房间的号码告诉了他。
半小时过去，仍是没有消息。我想大过节他买卖可能不错，找他卖卵子的女艺术瘪三可能不少。
等了近一小时，劳拉回来了，说是替我列了张购货单。我不懂她说什么。她说明天是圣诞节早晨，大家要拆礼物，我必须给安德烈一家三代准备一些礼物去拆。她还告诉我，打听谁喜欢什么是门学问，她旁敲侧击替我打听到安德烈父母、祖父母喜欢什么。
她指着长长一列名称：他的祖母比较好办，收集水晶制品。祖父比较费事，喜欢收集四十年代的唱片封面，他用这些封面装饰他的私人图书室。你看，安德烈的妈妈兴趣很广，可送的东西就多，DavidKurk的首饰，印第安地毯，远足鞋，登山拐杖，LaAshlay的卧具和棉布乡村式连衣裙，各国邮票，各种艺术品——油画、水彩画、铜版画、木刻，抽象或者写实的雕塑。反正我全给你写下来了。最难办的是他父亲，他什么也不需要。
她指着那张购物单，面色严肃紧张。然后她抬起腕子看看表：你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
她说：两个半小时后，全部商店都关门了。圣诞节前夜提前停止营业。所以你必须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这些购买。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发呆。她去衣柜取大衣。
她说：我可以陪你去买。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说：啊？！
她说：你打算拿出多少钱来置办礼物？
我心里想，豁出去了。我说：一千，够吗？
她马上没劲了——我只有一千块请她帮我花。
她说：我得盯在这儿。在旅馆餐厅订了只烤鹅，我得确保他们在鹅肚子里塞的东西样样都对。你不盯着，鬼知道他们填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艺儿。
我拿着劳拉开的购物单走到大街上，先买了一只水晶天鹅，我兜里的身家性命已去掉了一个不小的百分比。我顺着密西根大道往前走，感觉总是过着人流。人流浮在以深红深绿为主的购物袋上。芝加哥的大街原本就吵闹，人们躲在噪音里打嗝、诅咒、放屁，却什么也不被听见。今天连乞丐的大声讲演，也被完全捂在噪音里。所有的人都在动嘴巴，都在张大嘴哈哈地乐，可你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声音失去了个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
我每花一笔钱就有一股燥热涌到脸上，在那里形成毛毛汗，霎时又冷下去，一股冰冷顺着我的后脑勺，沿着脊椎骨钻下去。
我只完成了购物单上的四项购买，所有商店就打烊了。
回到酒店，劳拉披着大衣在门口站着。见到我她小跑着上来，说她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她说：这家伙上来就问我，你想卖几颗卵子？
我做出不懂她在讲什么的表情。我的英文反应迟钝并不完全是弊端。有时我想蒙混过关，或多赢得一点时间来想对策，别人就把我这时的装傻看成真傻。所以我在劳拉眼里远比我本身憨厚。
她说：后来他说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把我当你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事，所以我特别好奇，问他：你买女人的卵子干吗？他说：我只不过是个经纪人，把卖方和买方的头牵好，我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说：都是谁是买方呢？他说：反正不是餐馆（英文中卵子和鸡蛋是一个词，都是egg）。我乐了，问他：一个卵子值多少钱？他说：从六百块到几千块，得看你是谁了。我说：如果我是克林顿夫人呢？他说：她的蛋早下完了，没下完也都不新鲜了，孵出的孩子不是蒙古症就是愚童症。我差点乐死。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卵子出售，我说我今年六十岁，你看我还有什么可出售的。他还当真了，说：眼睛角膜。
劳拉咯咯咯笑得直晃。
我也跟着笑。或者发出和笑声相仿的声音。
她说：这家伙说笑话自己一点儿都不笑！
我想，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在说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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