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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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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地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坏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惟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目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就地伏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钱——额数很大的钱？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员都有清白的信用记录，也希望他们的配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信用上的问题。信用对美国国家的官员极其重要。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没有信用记录，你这个人等于不存在。”
“我就没有信用记录。”跟我这么个不存在的人，你费什么事。
“你没有信用记录？”我打赌：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气，“可是，为什么呢？”
“你看，好几家信用卡公司动员我申请他们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请他们都回答我：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查到您的信用记录。”
“当然！换了我，我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但并不是我主动想要他们的信用卡，是他们找上门来，甜言蜜语硬拉我进他们的信用公司。”
“拉一个客户，他们得一笔佣金……”
“可我费半天劲，填完表格，他们马上说：对你这样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所以你必须建立信用记录。”
“没错——这得先贷款，然后按期偿还。”
“对，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还款。这样信用记录就建立起来了嘛！”
“为了证实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钱；可你跟任何人借钱，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信用。你看，没有信用记录你不能贷款，可不贷款你又没法建立信用记录。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
“啊。”
“你对这本书什么看法？”他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精神。
“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只记得读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么？”
“除了懂的那一点，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决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士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是碎裂后用胶黏合的，但是真正的古董），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茅。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到了交换脏话的地步，就等于知心了。他以一种哥们儿的口气说：“放心，你和戴维斯一点问题也没有；FBI瞎掺和，我的上司会给他们颜色看的。”
我眼里肯定浮现出狗一般的信赖目光。我拼命把这副目光留住，看着他不紧不慢将摊散的纸张归拢，在茶几上跺跺齐，塞进皮包。他要我看他多么烦这份差使，屎都快给烦出来了。他这样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烦，纯粹为了糊口。他还让我看出，他多么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烦够。他动作的松垮和疲乏还让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烦，好好的非闹出这么一场恋爱，害得多少人陪着烦。
我拿出移动电话，想跟牧师太太打个招呼：国务院安全部万一去她那儿打听我是否拖欠房租，请她撒个善良美好的谎。我拨到最后一个号码又忘了我刚刚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断电话，重新组织句子。可电话拨通我又觉得不妥，年轻的牧师太太祖祖辈辈纯真到今天，我怎么可以教唆这样的女人撒谎？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开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或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而我不能拖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让她为我的谎言做伴。我不能对她这样灌输：没有一份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亲和军代表之间那桩丑恶交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亲爱父亲爱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时我六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有关母亲深恋父亲的黑暗、温暖的秘密。六岁的我发誓说尽天下谎言，来杀死一个最凶残的真实。我想我比母亲自己更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对父亲的咬牙切齿、恨声恨气全是谎；她对刘先生的绵绵怀恋也全是谎。凶残的真实，就是她无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殊死爱情；它就发生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位李师长跟那个美丽的小看护目光头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光火颇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固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连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嘴唇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淬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
我想弄清什么“是的”。
“她跟我们相处得不错。作为房东和房客，我想我们这是相当不错的关系了。”
我一只脚在半高跟的靴子里，另一只脚在潮湿冰冷的袜子里，就那么一脚高一脚低，稳稳地跛立在那里，我的右手撑住墙，近一百磅的体重其实全在五个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对“听壁脚”这个词最准确的诠释。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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