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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我想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的提问一定是:她拖欠了房租?然后他立刻得到了证实——“没错”。

  “她的确不太富有……”

  我还差一大截才能争取做到“不太富有”。

  “如果你怀疑我的诚实程度,就请您中断对我的讯问。”

  听上去牧师太太眨眼间老成了二十岁。

  “您究竟想打听我的房客什么?!……那么好,我告诉你,她按时出门上学,按时回家,睡觉前总要检查一下房内房外的灯熄掉没有。即便她偶尔吃我冰箱里一点菠菜,她也会在黑板上给我留言,通知我一声她吃了菠菜……你不明白我在谈什么?哈,您听见这些细节时,脑子里是不是有了一个安分守己、诚恳负责的人格概念呢?……没有,她从来没拖欠过房租。”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牧师太太毫不含混的谎言。

  “……她总是按我们契约上规定的日子交纳房租、水、电、煤气费用。”

  我发现支撑自己分量的五根手指已经软下去了。现在是我半个脸颊紧靠在墙上,墙是热的,我却是冷的。接着,我听壁脚的姿势不再标准;我脊梁弓起,夹紧两个肩头,大致是挨了揍或正在躲接的姿势。诽谤可以揍你,不属实的夸赞一样可以揍你。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这样护我的短,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竟给她二十四年的诚实来了点谎言的污痕。怎么能祸害得连这样一份真善美都保全不了了呢?是我,还是FBI,或是这位调查员该对此负责?……我若是争气一些,没穷得如此彻底,也不至于把好端端一个牧师太太逼得满嘴谎言。即便是善良美好的初衷,谎言毕竟是谎言。对于是与非的黑白间从没有灰色过度的牧师太太,她为我的不争气所付的代价可谓惨重。这样想着,我顺着墙滑落到地板上。我对自己失望过度。

  “顺便告诉您一声——既然您对我的房客这么有兴趣。”牧师太太说到此处,孩子气又从声音里浮上来,“我们所有教友今天晚上在我先生任职的教堂里聚会。请您注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友聚会,因为它的主旨是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中国作家募捐。没错,就是她。……您如果也有钱要捐助她,欢迎您。您不觉得吗——我们所做的,正是弥补您这类人对她造成的损伤。……您不觉得这是损伤,那是您的事。……我怎么看?在我看,她是一个被放在箩筐里的孩子,大水把她冲到我们的岸。我想让她知道,我们这个岸上的人不都像您这样,狼犬似的对她吸鼻子。……您一点都没错,我的确对您缺乏正确认识,因为我丝毫不打算认识您。……对极啦——我们纯朴善良的美国大众对您这号人充满误解,可误解使您的形象好些;在误解里,您这号人至少可以像外星人一样,对我们有种神秘感。……您和FBI不一样?可能吧。不过我们都是门外汉。在门外汉眼里,FBI、CIA,还有您,区别不大。……那您可错了,我最喜欢动作片。”

  我得承认牧师太太口才非常棒。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连插嘴、冷笑、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说,祝你们今晚好运。他指教友们为我而发起的捐款。

  牧师太太说:“谢谢。也祝您的调查好运。”

  正在我陈述期终作业时,移动电话在我书包里响起来。我的英语马上变得十分口吃。铃响了七八遍,安静了,而我的口齿刚恢复流利,它又响了起来,这次它不屈不挠,跟我抬杠一样持续鸣叫。我只得停下,把它关闭。瞟一眼东倒西歪坐着的十七位同学,被电话铃分了神,越发东倒西歪。翰尼格教授本打算等我结巴着陈述完,他好出去抽烟,却只能狠狠憋着烟瘾,泪汪汪地坐在那儿颠膝盖。他想,你好好的非跑来学文学创作干吗?创作这口饭本来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青年都不够吃,就你这一口结巴英文也要来抢?……我对他歉意地赔了个笑脸,他用手里的烟斗在空中挥了两下,脸还是和气的,烟斗却极不耐烦。他的意思是:就别客气啦,已经是落花流水就凑合结束它吧。

  我不知道他会减我多少分。满心杂念全是关于奖学金,嘴还在硬撑着往下陈述。我突然感到绝望:我每讲一句话得花多少气力啊——发音、吐字、表述的逻辑,那些由十来个字母组成的大词是否能背诵齐全。……我干吗要去用那些吓人的大词?这些被美国人叫做“十圆大词”“百圆大词”的词,被我吃力地咬着、嚼着,被我精疲力竭地吞着、吐着……在我准备口头陈述的日子里,我上百遍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背诵着这些词,对着镜子,纠正自己唇舌齿的动作,希望它们被我千呼万唤之后,会在此刻同我亲熟,亲熟得成为我声带、唇齿、嗓音的一部分。这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些百脚虫一样长的词汇,在我口中将永远是些异物。我在翰尼格一个人的鼓掌声中结束了陈述。其他的手此刻也醒来,跟着拍起巴掌,一听就懂:谢天谢地,你可完了。

  我急速查看移动电话的记录,是“器官掮客”打来的。他说为我找到了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我说我的经济恐慌暂时得到缓解:教会一群好心人为我捐了八百六十元钱。捐客很不开心,说他为我费了那么多口舌,全部工作时加起来少说也有四十个钟点;就算他一个钟点挣十块钱,我也该赔偿他四百块。我说我刚得到的八百六十元捐助已变成了房租、水电和煤气费用,我现在又是不名一文。他说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你难道要我为你工作的四十个钟点算奴隶工作时?我说:错了,美国废除了奴隶制至今是一百三十八年。他说:好吧,算它一百三十八年。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付我这四百块钱?我说我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静默一阵,说:那行,就来个“命一条”吧。

  我把这话告诉里昂,里昂说:你完了,这位掮客最大优点是说话算数。倘若他真的来跟你要“命一条”,你怎么办?

  我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命一条”?

  里昂把浓黑的目光定在我脸上。半晌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大麻?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了大麻?

  算了。那小子卖给你什么价?

  我不吱声了。

  他走过去关掉音响组合,又走回来,同我面对面坐着。他卖给你什么价?

  他请客,我抽了几次。

  哦。味道好的话你再去找他买。他什么时候请你客的?

  早了。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当时我在跟他谈交易。我看着他在茶几上飞快动弹的右手,在弹奏他脑子里一个乐句。静默而疯狂的弹奏突然停止,里昂抓起电话。电话刚拨通,他又改了主意。他说:走,去一趟“无出路咖啡馆”。

  我问干吗去。

  那里人多,他不敢要你的“命一条”。

  他说着抓起我的大衣,替我穿上。我的头发掖在了大衣下面,他的手指冷飕飕地划过我后脖颈,将我的头发轻轻撩出来。里昂的爱抚爱怜一向这样漫不经意,这样随便和细腻。他这动作在上阿花那里做过多少遍呢?那清凉细风一般的触碰。有时我觉得那些触碰不是来自一具肉体,而是来自那肉体的知觉。而接受那些触碰的,也不再是实存的我,也是无形的那部分我,是水银一般不可捉摸的我的感知。他的手牵住我的手走进“无出路咖啡馆”,我突然很想明白我们的肌肤和知觉接触的意义。

  他看见了角落里坐着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器官掮客”。

  里昂大而化之地跟四个人打招呼:Hi。

  三个人都回了礼:Hi。

  只有掮客却闷下头,呷了一口玛格丽塔。他脸埋下去时眼并不闲着,盯着里昂和我握着的手。等他咽下那细长的一口玛格丽塔,他脸上有了讥笑的阴影:他明白了我特别想明白的——我和里昂两只手相握的意义。

  妈的里昂,要么四百块,要么命一条。想好了来告诉我。掮客说。

  你好好看看,里昂说,这女人的命不是她自个儿的。懂没懂?

  你是说,她是你的?

  没错,是我的。

  在你拿出四百块钱之前,她是我的。掮容看看我,他的不怀好意一点儿也不想瞒谁。

  你要把她怎样?

  别付那四百块,你很快就知道我要把她怎样。

  里昂又站在那里盯了他几秒钟,拉着我便走。我完全不知道该对里昂的所说所为怎样反应。

  我们刚走出咖啡馆,掮客追上来。

  里昂说:不是没商量吗?

  是没商量。除非你出四百块,或者两千毫升的血。

  里昂想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时候要血?

  下礼拜一,我一个客户要做手术,需要准备两千毫升的血。她信不过医院血库的血。换了我,我也信不过。这年头。

  她什么血型。

  O型。妈的,要是其它血型我用着你吗?这老巫婆六十九岁,得了乳腺癌,已经晚期了,所以下周一必须手术。一下子我哪儿去给她找活血库?还要三十岁以下的活血库。我凑到现在才凑到七百毫升。

  里昂说:老巫婆嫌三十岁以上的血有胆固醇?

  掮客说:你出个一千毫升该没问题。

  我马上拉紧里昂说:我可以想办法凑四百块给他!

  掮客不理我,直瞪着里昂。

  我又说:不就四百吗?!

  捐客对着我把一个惨白的巴掌摊开:那就拿来——今晚就要。我拿了钱马上去订另外一个小子的血。

  明天一早给你,行不行?我问掮客,眼里轻度地有了媚态。

  明天是礼拜六,我不上班。掮客说,我礼拜天要上教堂。他不吃我这不实惠的媚态。

  里昂这时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掮客向一边躲了躲,他什么劣迹都有,除了抽烟。

  里昂说:一千毫升也不止四百啊。

  掮客说:我可以找你钱。

  里昂你别发疯——一千毫升的血出去,你不瘪了?!我说。我转脸对掮客,一个兵痞笑容在我脸上泛起。这个笑我很少用。翰尼格教授吃我豆腐时,我用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我说:你装什么蒜哪——你上教堂?就算你上教堂也不需要花一整天吧?礼拜天,我肯定凑齐四百块。

  他振振有词:礼拜天是我的神圣日,我绝对不干这类勾当。要付四百块你现在就付。

  里昂说:这样吧,我出五百毫升的血,你也不必找钱给我。

  那我还得再去找个五百毫升。你知道的,人越多,血越杂,保险系数就越低。所以老巫婆才要我找熟人啊!不知底细的人的血,老巫婆宁可不要。

  我负责去找一个熟人。

  你那群熟人除了你没一个干净。不是疱疹就是淋病。

  你他妈的反正要给他验血,淋病疱疹又不是查不出来。你不要就拉倒!

  有些病在潜伏期验不出来!

  里昂的手把我一扯,说:实话告诉你,是病我都得过。他对我说:我们走,让他好好想去。

  我们走了十多步,掮客才悟过来似的,喊道:唉,还没谈完呢,你们上哪儿去?……

  里昂回转身,说:回去取枪去——万一咱们谈崩了双方都得有准备。

  他脊梁领路,倒退着迈步,一条胳膊不很认真地挡着我,似乎掮客真拿我当靶子似的。他这天没梳马尾辫,浓密的长发给风吹成一面黑旗。

  我说:里昂,你跟他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他问。

  我想他明白我指的是哪句话。他眉毛轻微扭曲,他在不情愿进入某种处境时,眉毛就会出来这个形状。他不愿我把他推入一个处境,在其中他必须去对自己一些话负责,去为那些话点题。

  哪句话?他追问。

  这回是我在回避。我放弃地微微一笑。像他的音乐那样抽象地一笑。

  是我对他说的“她的那条命”是我的——你是指这句话。

  我害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和里昂之间,拉手不意味着别的,拉手就是拉手。他搂在我肩头的臂膀就是臂膀,一条细而长的不完全到火候的男人臂膀。不追究意味,知觉就没有归宿,无法类属。

  他和我现在站在荒凉的地铁站。远近都是流浪者留下的尿的气味。这不悦人的气味似乎是惟一的证明:这是个属于活人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破旧皮夹克打开,将我裹在两扇衣襟里。这个动作他做得极好,裹王阿花裹惯了。一个芝加哥的情人特定的动作。多风的、寒冷的、叵测的芝加哥。

  他的脸和我的脸稍稍错着位。不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皮夹克里面只穿了件棉布衬衫,这个没什么体温的人竟很耐寒。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反正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我们之间的那点错位正在消失。我的样子是不懂他在说什么。然而我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天真;我当然懂他刚才的话。

  不对吗?他又说。

  这个晚上他很挑衅,我这样想。

  我不能开口。对,或不对,于我们眼下的姿势、距离都是极大讽刺。

  他说:这样你不冷了吧?

  芝加哥的情人可以在抗寒的幌子下进行多少真实节目。包括背叛。我想我是不是在走向背叛,对安德烈的背叛。我回答里昂:是的,好多了,不那么冷了。我的语言尽量随便、实事求是。我绝不能看透“御寒”这个幌子。

  他说:今年冬天特别冷。芝加哥一般不这样冷。

  我说:是吧?

  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合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