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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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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又停工了。
渐渐热起来的天空偶尔会有几声枪响，把鸽哨和知了的声音压住。那种时候一切就会万籁俱寂，听枪声和回音迭起，又退去。现在的鸽子都晓得利害，只敢在各自主人的楼顶盘旋。
邻居们听说革委会的彭主任被对立的一派抓住了，权力归了对立派。又过几个月，彭主任那一派又救出了彭主任，大权又归回到彭主任手里。
军队派了一个师进驻到城市，军管了所有工厂，工厂再次复工。
刻字车间的新席棚终于搭建起来。多鹤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顶湛蓝的帐篷。复工后她一直盼望再次邂逅小彭的灰色伏尔加，但总不走运。
半年前楼顶上的两个夜晚一个白昼果真像小彭想象的那样，变成了两个人一生中的奇特经历，这种经历当然值得多鹤常常回想。只要她一个人面对工作台，她看见的就是小彭在夜色里的轮廓：他把她带到楼顶边沿，让他手下的人都转过脸，闭紧眼睛。小彭半蹲着，缩脖缩肩，替她撑开那件工作服，实际上跟她差不多狼狈。多鹤开始不敢回忆这样狼狈、窘迫的场面，但后来她开始享受对这场面的回忆。她好像记得，在朦胧的光亮中，小彭催促地对她虎了虎脸，又飞快地笑一笑。就像两个早已没了任何隐秘的男女，这一点不浪漫的生理必需只能由他或她一人来为其服务。她觉得那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连对方一直不断的喊话声都安静下来。只有她的排泄疾雨一样打在水泥上的声响。那声响离小彭最近，小彭甚至听到她由于释放而不由自主发出的长长叹息。他就那样替她撑开遮羞的工作服——谁的工作服？是他自己的吗？没法追究了。他闭紧了眼睛。闭紧了吗？要是没有呢？那他能看见什么？那么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真能看见多鹤也不在乎。她和小彭的关系一夜之间就已完全改变了。
每次小彭为她撑开工作服，半蹲在楼顶边沿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其实在受威胁。他的身体不在掩体后了，暴露给了偶然发射的冷枪。因此工事里背着脸、闭着眼的人们就会哑声催促他：“彭主任！危险！快回来！”
她现在觉得缩着身体和工作服为她搭建临时茅厕的小彭一点也不狼狈，非常浪漫。
小彭的伏尔加终于出现了。多鹤的工作台早已挪进了新席棚，正对一扇窗子，窗外一片荒草，草那边是通往大门的路，小彭的灰色伏尔加驶过来，减速，几乎就要停在跟多鹤的窗子平齐的地方。多鹤朝车子挥挥手。路基比这一排芦席棚高很多，车轮正抵到窗子顶框的位置，因此车里坐的人看不见她。
灰色伏尔加停了停，又开走了。不一会儿，车间主任对多鹤说：“刚才厂革委会的彭主任打电话来，叫你去一趟。”
多鹤仔细洗掉了手上的钢末，摘下帽子，想想，又把帽子戴回去。帽子戴了一天，里面的发式一定不怎么样，还是安安生生戴着帽子好。
彭主任一见到多鹤，马上对她说：“去后门外面的开水灶等我。我马上到。”
去开水灶约会，多鹤已经看过彭主任呼风唤雨，安排一场小小的约会肯定更加头头是道。多鹤打消了一刹那的犹豫，赶快往厂子的后门走。刚刚走到那家卖开水的店前，灰色伏尔加在她身边刹住。开车的是小彭自己。
他问她想去什么地方逛逛。
太受宠若惊了，她笑着摇摇头。
小彭开着车往田野的方向走。马路上的沥青渐渐薄了。半小时过去，沥青马路成了石子铺成的乡间大道。他告诉她公园都关闭了，只有把田野当公园。然后他又问，她是不是常去公园？她摇摇头，笑笑。去过几次？两次。和谁去的？和张俭。
他不再说话。这时车子进入一片林子，似乎是苗圃。由于树苗没被及时移走，死的比活的多。有一些长得很高大，快成年了。
“这两年没人买树苗栽。看看，都毁了。”他停了车，打开车门，先下去，多鹤跟着他也下了车。
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背上，顺着树苗中间的路往前走。多鹤跟上他，想和他走成一并排，路很窄，她不时给挤到路基下的苗圃里。
“你说这些树苗，它有的就死了，有的活下来，还长成了树，为啥呢？大概就是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强的，能把泥里那点养分给抢过来的。”小彭说。
多鹤用嘴唇默诵她吃不准的一些词。小彭越来越深奥，从进化论又讲到唯物论，又讲到自己如何是个唯物主义分子。多鹤听得更吃力，理解力越发落在后面。他突然发现她暗暗使劲的嘴唇。她一直有这习惯，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他二十岁，他被它迷住了。他突然在这苗圃深处明白，他从来都没有喜爱过她，而是为她着迷。着迷更可怕。
这天厂里的篮球场有一场比赛，是钢厂队对红卫兵队，他偶尔从那里经过，停下来，想看一会儿，刚刚和几个警卫员走上看台，下半场开始了，两方队员上场，红卫兵队的中锋大孩一看见他，脚不知怎么踏空一步，摔了一跤。把小腿、大腿的外侧都擦掉一层皮，一下子半条腿都红了。小彭球也不看了，走进球员休息室，见一个队员正在给大孩包扎，包扎得粗枝大叶。小彭走上去，换下那个队员，拆开绷带，重新包扎。
“小彭叔，我知道你为啥不来俺家了。是因为我小姨吧？”
现在已经叫做张铁的大孩把小彭惊着了，他没料到他会这样单刀直入地突袭他。
“你小姨？”他故作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
“因为你知道她的老底。”
“啥老底？”
“你知道还问。”
“我咋会知道？”他对这少年心虚地笑笑。
少年张铁沉默下来。小彭觉得他沉默得阴暗无比。他只好挑起话头说：“她到底有啥底细？”
张铁不直接回答，说了一句预言似的话：“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就是要搞清每个人的老底。谁也别想暗藏在阴暗角落里。”
钢厂革委会主任处理过多少复杂残酷的事情，这一会儿却没了主张。
“小彭叔，我愿意跟你干。”
“你是个学生。”
“革命不分老少。”
“你打算咋跟我干？”
“你那儿需要刻钢板的吗？我会刻钢板。”
“你愿意上报社来，欢迎啊。”
“我能有张铺吗？”
“你不打算回家了？”
“那个家乌七八糟的。居委会的人都写了调查信到我们东北老家去了，用不了多久，谁也甭想暗藏。”
小彭帮他包扎的手慢了下来。几天后，张铁的话一直让他惭愧。连十多岁的孩子都明白革命的崇高，在于不容各种私情，而他却着迷于一个敌人的女儿，着迷那种畸形的“美味”。他当然一直伺机品尝这道美味。他的机会来了，她终于全副身心地把自己奉到他的供台上，请吧，为这道美味你等了好多年，其实我也等了很多年，只是不愿迈过挡道的张俭。现在她显然迈过来了，或者，就是张俭不再挡道。再美的美味也有倒胃口的一天，美味在张俭那儿大概变成了秋天的茄子，怀了一肚子籽。皮如橡胶那样耐嚼。
小彭和多鹤在苗圃深处的土包上坐下来。小彭从行军壶里倒出一壶盖樱桃酒，递给多鹤，又举起行军壶在她手里的壶盖上碰了一下。画眉在叫，快落山的太阳把细溜溜的树苗拉出细线般的影子，不管活苗死苗，在开着野花的草地上打出美丽的格子。没有张铁那一番话，彭主任跟多鹤真的会享受这道美味。
彭主任的工作服口袋里装着一个油纸包，包着一包糖醋蒜头，工作服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一包花生米。樱桃酒的深红是假的，像水彩颜料，多鹤两片不断默诵的嘴唇不久就殷红如樱桃。小彭喝一口酒，赶紧用手背擦拭一下嘴唇，他要是也来个红樱桃小嘴，会让多鹤走神。他再次询问起代浪村和其他几个日本村庄的情景。
“你小的时候，父亲在家干农活吗？”
她说父亲在她出生不久就应征入伍了。中途回来过几次，因此她有了弟弟、妹妹。
“父亲当了个什么官？”
她回答好像是个军曹。
小彭心里一沉。假如多鹤的父亲是个中校或者少校，他亲手杀人的机会或许少一些。军曹却是在时时杀人，电影里最血腥的场面都有军曹，是不是？
“村子里的男人都被迫去当兵了？”
她说不是被迫的，假如谁家有个不愿当兵的男人，这家女人都没脸见她的女邻居。村里的男人个个都很英勇，从来没出过贪生怕死的败类。
多鹤的话间断很多，讲得也慢，但她比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强多了，话一遍讲下来，就能让人听懂百分之八十，也许百分之七十——对那些从来没接触过她的人而言。
酒像一根软绸带一样在小彭肚子里飘忽。呈螺旋形漫卷、上升，在头脑里慢慢卷出柔软的旋涡。感觉太妙了。他看看多鹤，也看出樱桃红的旋涡在她眼睛里，在眼睛后面的脑子里。
一个敌人的女儿。电影里的日本军曹是怎样屠杀中国老百姓的？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有可能就是他小彭的父母、祖父母，只不过他们比被杀害的老百姓们走运。
多鹤两片樱桃红的嘴唇只应该品尝亲吻。它们多娇嫩多甜蜜，它们就是亲吻本身，亲吻的全部含义。
他低下头，吻在那两片嘴唇上，酿成了酒的嘴唇。那根丝绸带子在小彭头脑里漫卷出越来越快的旋涡。
一只手伸进了小彭的衣服，凉凉的手掌搭在他肩与脖子相连的地方。小彭觉得它要是一把刀就好了，杀了他，他就没有了选择。杀不了他，他反手夺过了刀，她也没有了选择。
多鹤那软刀子一样的手在小彭赤裸的脖子上摸来抚去。这是个暗示吗？暗示她要他解开衣服？小彭满心都是热望，他想，去他姥姥的吧！他把她翻到自己身下。
大孩张铁投奔到小彭的司令部，从此跟家里一刀两断。不久居委会的干部们就会收到东北方面的回信，证实多鹤的女日本鬼子背景。这个女鬼子在张家隐藏了二十多年，究竟干了些什么？张俭和朱小环才不会那么傻，说多鹤二十多年干的事就是生养孩子。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他们也不会那样说。他们会说张家当年买她，是看她可怜，把她当一个劳力，用来脱煤坯、挑水、扫车站……就这些？那为什么把她带到南方，跟所有人都隐瞒了她的鬼子身份？那么，把她裹带了几千里路，为的就是把她永远隐瞒下来，隐瞒一个日本人在这个国防钢铁企业的城市，目的就是让她洗洗衣服、熨熨衣服、擦擦地板，到厂里来挣些小钱？这个钢厂生产的大部分钢都是派作大用场的。用场大得谁也不敢问。那么这女鬼子在钢厂里窜了几年，情报弄到多少？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多鹤在小彭最情急的时刻逃开了。她头上沾着碎草，瞪着大眼。他亲吻她的时候，似乎不是这感觉。感觉是在行动的进行中给置换的，偷偷地给换掉了。
“怎么了？”小彭问。
多鹤瞪着他，似乎这正是她想问的，你怎么了？
他向她靠近一步，胳膊肘支着上半身。天快黑尽，蚊子发出共鸣很好的嗡嗡声。一切花花草草都要被黑暗盖住，头脑里的旋涡一圈圈慢下来，无精打采，它们一停，他不会再有勇气享用这个敌人的女儿。
多鹤向后退了一步。又是楼顶上的光线了，恰恰只看见他的轮廓。这轮廓还是楼顶上的轮廓，但她似乎感觉得出来，所剩的也就是这个轮廓了。她又向后退了一步。
小彭遗憾地想，如果他不去看张铁赛球，不去休息室替他包扎，听他讲了那一番话，该多好。张铁早晚会把那些话讲给他听，但晚过今宵再讲就好了。小彭做不到一面与她敌对，一面享用她。那就太畜牲、太欺负人了。
他们路上都没说话。他开车把她送到张家楼下的路口，看她在路灯的光亮里孤单单地走去。她的步子总是那么稚拙可笑，有一点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她连路也走不利索，还能干什么了不起的坏事。
小彭回到革委会办公室，心已经完全康复。他把还在小报报社刻钢板的张铁找来，要他谈谈他从小到大家里的情况，他父亲和母亲与他小姨的关系。张铁说他听母亲和父亲争执的时候提到一件事，小姨曾经被父亲扔了出去，扔在江边，小姨周折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那时他和弟弟二孩还在吃奶。
这个黑夜成了一大团无法解决的矛盾。彭主任不知道是要消灭敌人的女儿多鹤，还是要消灭张俭为她伸张不平。不单为多鹤，也为小石。
他坐在秋天深夜的一九六八年里，两手捧着被樱桃酒膨胀起来，又被夜晚凉意冷缩的头颅。小石啊小石。那个跟他一块进工厂，带给他许多欢笑的猴子，那个为了给他欢笑，宁可不顾自己廉耻的小石。小石的姐姐送他到火车站时，对张俭和小环如同托孤那样泪眼涟涟地拜托。结果呢，张俭把石家的独苗齐根斩断。张俭开了那么多年的吊车，从来没让吊的东西脱过钩，偏偏脱钩就发生在小石走过的那一刻。
小彭但愿自己在场，能推小石一把。
就像小石把他从火车轨道上拉下来一样。
小彭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看着小石怎样跳上铁轨，把蒙头转向朝错误方向跑的自己拉回来。小石这一拉，拉回来了一个钢厂新领导彭主任。
小彭想着小石的大度，明明知道小彭在和他争夺多鹤，还是拉了他那一把。他自己呢，为了多鹤多少次明里暗里诅咒过他。
结果让他遭了张俭的暗算。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暗算吗？偏偏发生在他回老家去的时候。
这是一件命案。张俭这个凶手，居然还耽在法网之外，上班领工钱，下班赏鸽子，出门是工人阶级，进门是俩女人的男人。
小彭在三点多钟睡着了。早晨有人进来送开水，看见彭主任睡在沙发上，睡得十分香甜，都不敢叫他。他是被九点钟的第一批文件弄醒的。他盯着中央、省里、市里、厂里的一大摞文件，心里说：“小石，你兄弟对不住你。”
他把军代表请到自己办公室，关严了门，跟他谈起一个叫石惠财的工人的死亡，以及一个叫张俭的吊车工的历史。
张俭在吊车上看见车间的军代表走在前，几个警察走在后，走到了车间主任身边。是车间主任下意识的那个转身让张俭警觉的。他们刚和车间主任说了几句什么话，车间主任弹簧一样向后上方看去。也就是说，是往吊车的位置看去。
车间主任走到吊车下，向张俭招招手，突然主任想到了什么，慌忙地向一边退。
已经够了。够他判断什么临头了。他停了吊车，喘了口气，厂房的顶就在他的头顶，下面的人和物都很小。他从来没看到前方的铁轨是怎样绕在一起，又怎样绕出各自的头，分头延伸，这一刹那都看清了。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个位置看那些铁轨，看厂房顶部，看吊车下的人。车间主任怕他再玩一次阴谋，把他也砸成第二个小石。
张俭下来之后，意外地发现自己非常惧怕。他走在几个公安人员前面，看着一向和蔼的军代表的背影，心里对自己说：我是清白无辜的，我能把事情讲清楚，一旦讲清了，事情就都过去了。他马上发现，正因为他对“讲得清楚”抱有很大希望，他才惧怕。
他们把他带进更衣室，让他把所有东西从自己的储衣柜里取出来，取干净，然后交出锁和钥匙。有两个躲在更衣室打盹的工人一见这情形，把帽檐拉低，从他们旁边溜过去。他把柜子里的一双木拖板、一个肥皂盒、一把梳子、一套换洗衣服拿出来。假如他们不让他回家，直接拘留，这些东西很有用。他再次跟自己说：关不了多久，我会把事情从头到尾讲出来，讲清楚——从多鹤被买进家门那天开始。我们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家庭，父亲是老工人，只想救救一条快要饿死的性命。难道日本普通百姓就不该救，让她去饿死吗？我们附近屯子里的好心老百姓可不止张家一家，很多人把这些快饿死的日本小姑娘救回家了呀！你们可以去我们安平镇调查……
张俭把钥匙和锁交给车间主任时，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抱的希望越大就越惧怕。等他清理完柜子，他的手似乎对他们没用了，一个铁铐上来，把它们铐在了一块儿。
拘留所是公安局的干训宿舍。因为真正的拘留所不够用。干训队在城市的另一头，张俭记得和多鹤热恋的时候曾经来过这一带。宿舍是简易房，砖墙的缝隙长着小小的蘑菇。地上也铺着砖。一走上去，地面跟着脚板动。窗子是十足的铁窗，钉着钢板厂裁下的废钢条，一条胳膊也别想伸出去。
第一天张俭坐在自己铺席上熟悉着环境，心里对每一个可能的提问都振振有词。他寡言大半辈子，是懒得争辩而已。
第二天一早，提审开始。他被押解着穿过院子，走向第一排平房。隔着窗能看到每个屋都是六七个人合囚。突然他一转念，想到为什么人家有六七个狱友，自己却单独囚着，说明自己的罪行不是太重就是太轻。那么就是太重，他们把他当死囚囚着。小石的那条命是非得要他偿了。所有希望刹那间破灭。没了希望，他成了一条大胆的好汉。
几只黄鹂落在树上，你叫一声它叫一声。那些幽会多鹤躺在他怀里，两人听过各种鸟叫。这辈子再也没有跟她一块儿听鸟叫的时候了。
审讯室也是临时的，一头的墙面，靠着一个侧翻起来的乒乓球桌。审讯者三十来岁，张俭进来的时候他在读案卷，头也不抬地说：“坐那里。”
指的是他桌子对过的长板凳。
“问你的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审讯者说，“因为我们对你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他还在读那一摞案卷。
张俭一声不吭。他的一生虽然过了一大半，但做的就是那几桩事，还至于这么用功去读。
审讯者终于抬起脸。这张脸竟有点像小石，比小石大两号而已。你觉得他坐在这样的桌子后面是他自己在找乐子。他没有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样子，反而让张俭刚抓住的自我感觉又失去了。这不会是个业余审讯吧？这年头业余的人物很多：业余厂长、业余车间主任、业余战士、业余演出队，都是些外行们做起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张俭觉得业余是比较可怕的东西，它的自我弥补是把一切做得更过火，因此更业余。
“你出生在哪里？”
“黑龙江省，虎头镇。”
“……就完了？”
张俭的沉默是期待他开导，“就完了’”是什么意思？
“虎头镇就算交代清楚了？”
他还是沉默地等待对方启蒙。难道不清楚？请问你想要我们家的门牌号？街坊姓名。
“虎头镇是日本鬼子比中国人还多的镇子。这一点你为什么不主动交代？”
他觉得他更张不开口了。首先他没数过虎头镇的日本人口和中国人口，其次他刚刚两岁父亲就被调到了安平镇。假如审讯者用功读了卷宗，应该知道他离开虎头镇时的岁数。
“你父亲是伪满职工？”
“我父亲……”
“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张俭决定不理睬他。
“所以你所标榜的工人阶级出身是冒牌的！”
“旧满洲的铁路工人有几千，你都说他们是冒牌工人阶级？”张俭发现自己原来十分伶牙俐齿，一下子把该说的说了，免得说慢了叫他住嘴。
“可以这么说吧。”他倒不急眼，挺高兴有个吵嘴扯皮的对象。“那李玉和呢？”
“谁？”
“《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啊。”
“他是地下共产党员。地下共产党员不一样，国民党高官里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呢。”
张俭又沉默了，看来他要从张站长那一代的开始否定他张俭。这很有可能，他也许会追认张站长为日本走狗。
“你们搬到了安平镇之后，和日本人有没有密切来往？”
“没有。”
“我可以马上指出你在撒谎。”
张俭想，果然是业余的。
“你父亲在抗战以后窝藏在家里的女人竹内多鹤是不是日本人？她在你家一藏二十多年，和你们的关系算不算密切？”
“她当时只有十六岁……”
“只需要回答‘是’或‘否’！我再问你一次，你们家窝藏的这个女人是不是日本人？是不是？！”
“是。”
“她在这二十多年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对中国人有害的事情？”
“她没有干过任何有害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隐瞒她的身份？我们在东北调查过，确实有一些农民救了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结婚生孩子。不过他们没有隐瞒真相。当年东北解放的时候，就有肃清、惩处汉奸和日本间谍的组织，他们都在那里备了案。只有极个别的人没有备案。不备案，只能说明居心不良。你为什么把这个竹内多鹤带到鞍山，又带到这里，一直隐瞒她的身份？”
张俭想，这一瞒，的确是令人生疑的。当初父母只想平息小环，只想瞒住张家一夫两妻的事实，而开始了一场弥天大谎。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名副其实的一夫二妻关系就更得靠谎言隐瞒下去。新社会的新工人张俭怎么能背负重婚的罪责？何况三个成年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不隐瞒，最惨的肯定是多鹤，无论怎样把她从张家择开，她都是最惨的，因为她要和她亲生的三个孩子分开。而和三孩子分开，她和世上的一切都分开了。
“竹内多鹤去钢厂刻字，是你介绍的吗？”审讯者问道。
“是。”
“假冒中国人朱多鹤，混进中国的国防重地，就是这个日本女人含辛茹苦、隐姓埋名隐藏二十多年的目的吧？”
也许是不该隐姓埋名、瞒天过海。从一开始就不该瞒。让人家生了孩子，又想把这孩子变成自己的，完全不沾日本血缘，就向安平镇所有人隐瞒，撒谎。难道他们到鞍山不是想进一步隐瞒吗？难道他们拖着多鹤一块儿走，不是想让她继续生养，续上张家的香火吗？他们想一劳永逸地隐瞒，才从东北搬到江南。他们拖着多鹤一道南迁，也出于良心的不安，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个苦命的日本女子由于他们而更苦命。感谢这场审讯，它让他好好地把自己审明白了。他对于多鹤，是有罪的。
“其实怀疑竹内多鹤的人并不少。那个石惠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不是跟竹内多鹤当面对质过？”
“没有。”
“我有铁的证据。”
张俭知道，证据来自谁。无非是两个人，一个是小彭，一个是大孩张铁。小石过去肯定跟小彭谈过什么，张铁或许从家长们的争吵里判断出事情的大概。
“你抗拒也没用，我有证据。石惠财跟竹内多鹤私下对质过。现在我问你，是给你机会，不要自取灭亡。”“他俩对质的时候，我在场吗？”
审讯者一愣。一会儿，他恍悟过来，说：“据说你不在场。”
“我不在场，我怎么知道他俩对质过？”
审讯者又来了个停顿，然后他说：“你比我们想得狡猾多了。竹内多鹤事后告诉了你。她是你的姘头，什么不能睡在枕头上告诉你？”
张俭想他的一贯沉默正是让这类人逼的。这类人的话讲着讲着就不要体面，不成体统。
“因此，你就决心杀人灭口。”
张俭不做声。争辩不争辩一个毬样。
“你决定跟石惠财上同一个夜班的时候行凶杀了他，对不对？”张俭不反应，扯皮扯不起来不刺激，审讯者很不甘心。这就像吃了泻药的肚子，一路毫无阻力地泻下来，缺乏大小肠子厮杀一团、最后一阵阵痉挛带来的战栗的快感。“你掐准了时间，等待大多数人都吃夜餐的时候下手，是不是？”
张俭这一瞬间明白那些跳高炉的、上后山坡吊颈的都是怎样想通的。他们是经历了一连串皮肉麻烦和精神麻烦才想通的，张俭却这么快就想通了这个道理。给他们省事，也给自己省事。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省事。看看那张乒乓球台子，一个人打过去，抽得再狠，没人抽回来，台子就得靠边竖起来，游戏就得收摊。
“你必须回答问题！”他狠拍一下桌子。狠抽了一个空球。
张俭半睁的骆驼眼看着他心目中的远方。
“那你默认你的罪行喽？”
“什么罪行？”
“你杀害石惠财以达到灭口目的的罪行。”
“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石惠财不是你杀害的？”
“当然不是。”
“你假造事故，对不对？”
他又钻进了沉默的甲壳。
“你算好时间，正好跟石惠财上同一个夜班，对不对？”
他的眼帘又合上一点。虚掉这个世界吧，暗去所有的现实吧。原来自己从小爱耷拉眼皮就是要把世界虚化。这样好，这样就看不清那四条桌腿后的人腿，一条抖完抖另一条。这样一个由不安分的腿组成的世界还是虚化成一片灰色比较好。多鹤在多年前的一个八月天，和他去公墓附近的塘边过日本的“Obon”，点起纸灯笼，接她在另一个世界的父、母、兄、弟、妹回家过节。可她不能接他们回张家，就在塘边上搭起一个和张俭共有的家：插了荷花摆着酒和饭团的草棚。棚子是从农民那里买的芦席扎的。也许明年，她接回家的亲人里有张俭。他已经成功地错过了审讯者一连串提问。这场业余审讯的游戏该收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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