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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告别油库工地那天,工程部队举行宴会酬谢演出队。“宴会”是相对此地的日常伙食而言,其实并不丰盛,但已看出主人竭心尽力了。

  吃过饭,班长孙煤问陶小童:“刚才首长让你喝酒,你说了什么话?”

  旁边几个女兵叽喳直笑。

  “我没说什么呀!……”

  孙煤说:“什么深情不深情的,部队不兴说这种话。”

  “我吗?我说:‘感谢首长的盛情……’我没说深情吗?”

  “什么呀,你明明讲的是‘深情’!你一贯来这些词儿……”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说。

  彭沙沙眉飞色舞地说:“‘深情’是那种意思,真肉麻!”

  “我明明没说‘深情’,是盛情!”她愤怒了,南方舌头卷得越发错误。

  可所有人都证明她们听见的是“深情”。

  她吵不过她们,说道:“好好好,就深情,又怎么啦?不能讲吗?”

  “咦,你说你没说过呀!”

  “说了又怎样?”

  “说了就别赖呀。”

  “……我就是没说嘛!”她简直要捶胸顿足。团支书这时突然冒出来,表情很严肃。

  “你说了,我证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陶小童想不通她们何苦在这两个词上斤斤计较。女兵们嘻哈着在她身上拍打,说:“我们大老粗,不懂你那个意思哟!反正你就喜欢那意思呗!”混到如今,她还没混成个“大老粗”?她真羡慕她们在讲“大老粗”时,那种自豪感和空前的团结。

  在团支书看来,陶小童这人仍是改造得不够彻底。要能知道她那小脑瓜里整天转什么念头就好了。但根本办不到,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她每天虽然和大家干着同样的事情,但脑子里却有另一套想法。她从不参加别人无意义的聊天和打闹,总是呆呆地想自己的心事,有时还会悄悄地一笑。

  团支书很喜欢看陶小童那种悄悄的笑容。她像是对着一片空白在笑,又似乎在空白里看见了某种意境,而这意境只是她个人的秘密,她是为此而笑。她笑得很特别,甚至有点古怪,但除了团支书,没一个人注意过她这种一闪即逝的笑。只有一刻不停地关注她的人,才能捕捉到她这种笑。

  团支书随时随地可以拿大顶。他视拿大顶为一种享受。巡回演出途中,坐车坐乏了,他总是在停车休息时拿把大顶,他倒竖在那儿,一边舒坦地大声喘气。那是种发自肺腑的舒坦,他能让每节脊椎骨换着个响一遍。

  拿大顶不妨碍他观察任何事物,而且观察起来更加客观、冷静。他就常在拿大顶时观察到陶小童的笑。有次陶小童碰到一个逃荒的,一下子给了人家五块钱。这事让孙煤大大渲染,所有人都把她嘲笑一通:陶小童是个傻瓜!她不知道这种人全是懒汉,不愿在家学大寨,逃出来骗饭吃的!大家认为这事简直可笑透了,荒唐透了。陶小童却在人们笑声的围攻里沉默着,带着一点难为情。事后,她仰起脸来发了好一阵呆,随后便无声地笑了。笑得有点凄楚又有点傻气。她对自己的行为是赞许还是否定,从这笑里得不到解释。

  尽管团支书也认为她那慷慨施舍是种幼稚的表现,但他由此发现,这个姑娘有着难得的同情心。同情心这东西是好是坏,他搞不清,但他决不伙同众人嘲笑她。

  他断定陶小童身上有种为他不懂得的气质。这气质就是她与周围人们的根本区别。虽然她努力做着一切,比如扫地、冲厕所、喂猪,她干得比任何人都认真而诚恳,但一到讨论她入团,总有人支吾着说:“她总跟咱们不一样。”

  他知道她听到这句话有多难过。她困惑而又自卑地点着头,表示接受这个抽象得近乎刁难人的意见。在这时,他有义务做些例行的思想工作,比如劝她“正确对待”云云。

  “可是……我怎样改正啊?”她说。

  他想了一会儿,说:“努力嘛,尽量嘛。”

  “是不是。”她迟疑着说,“同志们认为我本质上有问题?”

  “不。我觉得你本质还是不错的。你恐怕从小看了烂七八糟不少书吧?”

  “很多书。但不是烂七八糟的……”

  “所以呀。”他斩钉截铁地说,“过去那些书都是烂七八糟的。你的思想就受了那些烂七八糟的影响。比如,你那天说‘深情’,部队嘛,这种话听上去不够带劲。”

  “我明白了。”

  “你不要感到委屈。不要觉得同志们有意和你过不去……”他停顿一下又说,“你每天干这干那,人都累瘦了。但你不要盲目地干,要有目的地干。这个目的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改造世界观嘛,改得越彻底越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意你入团,是对你真正的爱护。”

  她不断地点着头。

  说完话,她呆呆地沉思半晌,忽然又那样独自笑一下。团支书与陶小童谈话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从油库工地出发后,车开到半路,发现远处浓烟滚滚。有人判断,一定是那一带失了火。一瞬间,所有人都跳下车,往山坡上爬。烟是从山后冒出来的。刚接近坡顶,人们就感到整个山都被烘得炽热逼人。

  赶到现场,发现火烧得并不大。被燃烧的是一排圆木搭成的棚子。这山上没有树,石头全被熏黑了。

  陶小童头一个冲上去扑火。大家也都跟着扑上去。远处有一排排砖房,奇怪的是没人来救火。几十个人被呛得涕泪纵横,但都在玩命抽着打着。团支书用雨衣兜来了水。许多人都学他,取来各自的雨衣,跑到那个小水洼去汲水。只有陶小童仍在用树枝四处横扫,动作机械,两眼发直。

  火热总算小下去。忽然跑来两个人,对他们喊:“不许扑灭它!……”

  没人理睬他们。直到最后一朵火苗熄灭这群人才住手。他们一个个漆黑如炭,汗流浃背,才注意到这两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陌生人挺凶地问。

  刘队长答道:“我们是演出队,路过这里……”

  那俩人相视一笑,口气软下来:“你们不了解情况,这是我们有意点的火!”

  几十张黑脸一齐目瞪口呆。那些烧焦的草末子,快快活活在他们头上飞扬。

  “是这么个情况:这是我们农场的牲口棚。闹一场瘟,牲口死得差不多了。这棚子有瘟菌,死了好几茬牲口了,干脆就烧了它消毒。”

  他刚说完,忽听有人尖叫:“陶小童晕倒了!”

  经检查,她身上除了少量燎泡外,并没有更严重的烧伤。她是由于“严重缺铁性贫血”而晕倒的。刘队长连夜把陶小童送进野战医院。这所医院里住的伤员,大部分是从油库工地送来的。

  孙煤是学过医的,但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少得惭愧。一想起上次对陶小童的百般盘问,她认为自己简直恶劣透顶: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往那方面猜呢?

  有人悄悄对她说:“不知怎么搞的,陶小童好长时间没买过卫生纸!”

  她一听,觉得有情况了。陶小童是个干什么都不动声色的姑娘,说不定暗地跟谁闯下那方面的祸了。她跑到她屋里,把另外两个姑娘轰走,问她:“你到底怎么回事?”

  陶小童吓一跳,害怕地瞪着她。

  “你很长时间没来例假?”

  “好像是的。你知道了?”

  她尽量用关怀的目光打量她全身,想找出一些应有的变化。

  “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来?”

  她仔细想了想:“记不清了。这不要紧吧?”

  孙煤一下严厉起来:“不要紧?!告诉我,你是不是跟谁……”下面的话她用一个更加严厉的表情代替了。

  陶小童沉默一会,突然叫道:“呀!你在说什么呀,班长?!”

  “你到底干没干过那事?”

  陶小童脸像三张红纸,她意识到那个恶心的勾当。“你说的我不懂呀!”

  “别装!就是男的女的在一块的事!”孙煤认为自己太凶了点,马上改为诱导,搂住她的肩膀,“我告诉你,你还小,别是被人骗了。我问你:你近来哪里不舒服?比如不想吃东西,想吐……你对我老实讲,我会好好帮你处理的。”

  她红着脸苦笑,一句话不讲。

  “我看你最近消瘦得厉害,没精打采,脸色发白,这些都是症状。你得告诉我实话:你的例假究竟停了多少天,三个月?”

  “恐怕有十来个月了。”她忽然伏在她耳朵上说。

  “啊?!”孙煤伸手往她肚子上一摸,“去你的!胡扯八道,十来个月该生出娃娃了!”

  这事很快在全班传开。彭沙沙很担忧地跑来,让陶小童马上去检查,看是否会变成男的。只有蔡玲羡慕得不得了,说:“那你省钱了。每月津贴里的七毛五,就算你白捞!”

  医生检查了陶小童的病情后,不客气地对刘队长说:“她的贫血已引起全身机能的障碍,你们连这都不懂?”

  这座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小镇上,只盖了一座简易楼房供住院用,其他房子是借用一所小学校的。离医院几十公里,有座城市,那城市以常出土恐龙化石闻名。不久前又有一具空前完整的恐龙骨架出土,省里专门为它修建厂一座展览馆。演出队把陶小童留下住院,就开进城去演出了。医院领导代表全体伤病员请求刘队长,在市里演出完,一定到这里慰问慰问。刘队长说,当然当然。

  刘队长感到脸上很光彩。这个小小演出队在省城毫不起眼,甚至连上乘的剧院都没进过,可眼下处处受宠。他再也不提当年“流寇作风”那类话了。这种东奔西忙的巡回演出生活使他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假如能带上他的小半拉儿和大半拉儿一块到处跑,那他对生活就没什么可抱怨了。

  刘队长安顿了陶小童住院,刚走出病房,忽然又折回去。因为他想起口袋还揣了几块冰糖。这是临出发前小半拉儿给他准备的,他怕父亲出门犯气管炎。刘队长把冰糖留给了陶小童。

  小半拉儿是个孤独的孩子,连他的哥哥都嫌弃他,对他嚷:“你上学干吗总跟着我?我才不愿人家知道你是我们家人呢。你那样子真丢我脸!”令人欣慰的是,这孩子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态度,他甚至对自己的模样也从没灰心过。相反,他似乎总是充满喜悦,对一切人都怀着单方面的友好愿望。但他的孤独只有父亲能看破。

  小半拉儿也只有在父亲这儿,才能得到充足的情感。每逢刘队长领队巡回演出,无论到哪里,再闭塞的地方,小半拉儿都能想方设法把信寄来。他最近又寄来一封长长的信,说他上学怎么威风,再不挨人揍了,因为有“颗勒”。那狗个头已长得像头豹子,连书包都是它替小半拉儿叼着。

  小半拉儿信里还叙述了一件重要事情。演出队出发后,有天夜里,一帮蟊贼打听这院子没人,从墙头翻过来想捞便宜。冷不防杀出个“颗勒”。“颗勒”这狗从来不叫,见了生人就紧盯着,然后跟上去,一旦发现形迹可疑便上去撕他。“颗勒”跟他们血战了大半夜。小半拉儿说,那场面特别壮烈;贼娃子一见这么凶的畜牲,也搞不清它是什么,全吓傻了,任那狗随便咬,咬得他们满院子乱跑。但他们跑不出去,大门锁着,墙头又高。“颗勒”守在墙根下,谁往上爬就把谁扯下来。后来他们就用砖头棍子跟“颗勒”干,狗特别机灵,没挨几下。有个小子却带了把菜刀,趁“颗勒”仰身扑起来的时候,在它胸前砍了三下。“颗勒”带着伤还把他咬个半死。后来炊事班长带人赶来,“颗勒”才浑身是血地倒下。

  小半拉儿信中说,“颗勒”是世界上最英勇的狗!这一仗“颗勒”虽然胜了,但也吃了大亏,胸前被豁开个大口子!幸亏它毛厚,胸大肌十分发达,才没伤到要害。

  小半拉儿还说,若不是他及时抢救“颗勒”,它就牺牲了。他用根缝衣针把狗的伤口严严实实缝上,又抹了药;狗很懂事,知道人在救它命,针穿进穿出时它疼得浑身眵嗦,却一动不动!

  小半拉儿最后让父亲放心,贼娃子全被俘获,送派出所去了。“颗勒”却快不行了,送它到门诊部治伤,但没人理会。尽管这样,每到小半拉儿上学的时间,它还挣扎着爬起来,想给他叼书包。小半拉儿写到此处显然哭了,信纸有的地方打了皱。

  小半拉儿是个多情的孩子。孤独的孩子都多情。

  一早,变魔术的董大个鬼头鬼脑地对团支书说:“你昨天夜里在喊一个人。”

  “哦?”团支书笑笑,因为他夜里从不做梦。

  “你昨天夜里喊一个人的名字!”

  “去你的!”

  “就我一个人听见了,我不告诉别人,你喊的是一个女的!声音不大,不过那声音听着就让人感动!”

  团支书看着他的脸:他眼窝和鬓角及鼻沟还留着昨晚演出的化妆油彩,因此像个丑角。董大个诡笑起来,伸手在团支书方方的后脑勺上捋了一把。

  “我说伙计,是那个岁数了。”他又往前凑凑,“我纳闷,你爹娘没给你找个公社妇女主任什么的?”

  团支书推开他:“你闭嘴好不好!”

  董大个心花怒放地退到一边去。过一会,团支书惴惴不安地又跑回来:“你快说,我到底喊谁的名字了?”

  董大个料定他会再追问,简直快活得要死,闭着眼说:“你好好反省一下吧,你成天打谁的主意。”

  他瞪眼想了一会,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打过谁的主意,你是说咱队的女兵吗?我真没打过她们主意。”

  第二天夜里,董大个把团支书推醒了。

  “你又喊了。”

  “……刚才?”

  “我要不推醒你,你非得把所有人都喊醒不可。你现在想得起来,你喊的是谁吗?”

  团支书像犯了罪似的耷拉下脑袋。他已完全明白他喊的是谁了。他头一次发现自己也会做梦。他还发现自己这些天总是有所牵挂,梦里,他才知道牵挂着谁……

  陶小童在一周后便下楼散步了。她走到楼梯口,发现有个小老头儿趴在地上正摸什么。他异常瘦弱,动作迟钝,穿着白底蓝条的病号服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

  他感到有人来了,赶紧退缩一步,做出让路的样子。陶小童吃惊地看到他并不是个小老头儿,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嘴唇上的胡子长得还不像样。

  “你找什么?”她问道。

  “呃,棋子儿。”他把她当成护士,做出害怕的样子。

  “你眼睛看不见?”

  他马上说:“我是二十五床,外科的。”

  “我来帮你找吧?”

  他奇怪了,护士讲话没这样柔和的。他问:“你……不是护士呢?”

  “不是。我也是住院的。你眼睛怎么了?”

  “医生讲,伤到脑壳,眼睛就受影响。”他摸着墙根,颤颤巍巍站在那儿。从背影看,人人都会当他是个小老头儿。

  陶小童帮他寻找那颗棋子儿。他脸上浮着讨好的笑容。

  “我刚才在楼梯上绊了一跤,一盒棋子都落了。我捡了半天,还差个‘连长’。”他下的是军棋。

  陶小童终于发现那颗棋子的着落,但无法拾。它落进了痰桶,正浮在一滩挺浓的痰上。她劝他放弃这颗棋子,而他坚决不肯,硬要下手去捞。

  “这不是我自家的东西,是我到楼上向一个娃儿家借的。少了一颗,他硬不饶我。娃儿家嘛,又是个小瘫子……”他当真把那颗棋子捞上来,陶小童一阵恶心,急忙走开了。他摸索着进了水房,在那里冲洗。第二天陶小童又在楼梯口碰见他。这简易楼的楼梯极不规则,因此他又跌了一大跤。

  陶小童忙上前搀扶他。这回他像老熟人一样跟她拉呱起来。

  “我们一块伤了七八个呢……一个当时就牺牲了!一大块石头落下来喽!跑?你跑得赢!……还有几个伤不重,现在都出院回家了。我们那地方只要负了伤,都批准探亲假。”他似乎对负伤还有点求之不得。“我伤好了,也回家!”他黑黑的脸很窄,笑起来嘴巴几乎横贯两腮。这使他笑的时候像个傻孩子。他还对陶小童讲了许多施工的事。

  初期失明的人,特别受不了寂寞,逮着谁就要跟谁唠叨没完。许多瞎子算命或许就是为找个永久的谈话理由和谈话对象。瞎子和人交谈,他并不希望对方多插嘴,也不在乎对方的表情,哪怕对方满脸不耐烦,也不影响他的兴致。对方只需时不时哼一两声,作为他每段话的支撑点,就够了。

  他正谈到兴头上,一个护士走过来,叫道:“二十五床!”

  他立刻老实了,极胆怯的脸转向声音来源。那护士上来搀着他快步走去,嘴里说着:“你瞎跑什么?不是规定你卧床的吗?”

  “二十五床”不敢像护士那样轻快迈步,身体重心始终拖在后面,十分惶恐地半张着嘴。

  陶小童忍不住跟了去。他已端端正正坐在床上,两手平放于膝盖,好像在等着拍照。

  他的同屋是个重庆兵,马上招呼陶小童进来。“二十五床”听见陶小童没走,失明的眼睛忽然飞出一道神采。

  重庆兵说:“这个狗屎医院,丁点儿耍头都没有!”他问陶小童:“你会不会下棋?”

  不等她回答,“二十五床”十分情愿地跳下床,满地摸鞋,一边说:“我再去借棋!”过了一会儿,他兴冲冲揣着一盒军棋回来了。

  陶小童看着他茫然的笑脸,心里一紧一缩的。刚才重庆兵对她说,“二十五床”情况不妙,已作了一次脑外科手术,过两天还要做一次,做不好会死的。他还糊里糊涂活得蛮快活,天天合计回家探亲的事。

  铺开棋盘时,重庆兵说:“嗳!你不是有李子吗?去去去,拿出来招待招待!”他对“二十五床”说话用极不耐烦的口气。城市兵总喜欢当着姑娘面虐待农村兵,这是一种风气。楼上有个农村兵被病友支使去向护士讨二十个便盆,结果讨到一顿臭骂。护士长跑去查问,那几个城市兵不仅不认账,还当着一群女护士要把农村兵捆起来,说他成心耍流氓,逗得女护士个个心花怒放。

  “二十五床”从床头柜拿出一包李子,跌跌撞撞走回来。他说这些李子是油库工地的战友们送给他的。李子全都又青又小,他却十分珍爱地捧着。重庆兵取笑他,说平常无论怎样动员他,他都不舍得拿出来吃。

  就在他把李子往床上一倒的刹那,陶小童脸色一下变了。她分明看见兜李子的破军装少了一枚领章。

  “你咋个了?不好了?……”重庆兵关切地问。

  她勉强拾起一颗棋子。她又回过头,那少一枚领章的军装蓦然刺痛她。“二十五床”用一把锯条磨成的小刀,摸摸索索地削着李子皮,削完统统放在一只茶缸里;陶小童明白,那是给她的。

  她不敢看他,是怕在这张太单纯的脸上看到哪怕一丝丝的邪恶,或是怕自己的目光带有哪怕一丝丝杀伤力。她不敢看他,是怕一切固有的好恶是非会一下子乱了次序;或是怕他几天后万一死了,自己会像做恶梦一样想起他的形象。

  她渐渐怀疑起自己,怀疑自己的女伴,怀疑蔡玲那一声大喊,统统不是真实的。这张稚气未脱的脸,这张简单甚至有些傻头傻脑的面孔,怎么可能就是窗子上那张可憎的“大白脸”呢?……

  可那枚领章明明在她这里。它的新旧程度和那件破军装上的完完全全是一对。它是证据,这不会弄错的。陶小童坐在自己病床上发呆。

  她同屋有个女孩,十四五岁。躺在对面那张床上从来没见她动过,已经这样躺了半年。一段生命停止在那里,发出淡淡的臭味。仿佛还没有死就已经开始腐烂了。来守护她的父母常被护士训斥,或差使着干些脏话。这对农民夫妇对护士们的恶劣脾气毫无反应,进进出出,不声不响,脸上带着并不让人愉快的阿谀。

  这所野战医院的护士们都有一副奇怪的大嗓门。她从“二十五床”的病房里出来,有位年长的护士就对她好心好意地嚷嚷:“这些当兵的都不是东西!听说那个油库工地见不到女的,保密,家属都不准去探亲。你不要理他们!见了女的,他们眼珠子发蓝!”

  夜里,对面床上的小姑娘“咝咝”地微弱呼吸着。她父母就睡在门外走廊上,铺张席。每隔一两个钟头,母亲就替病人把导尿瓶里的尿倒出去。这小姑娘太不自爱,一个知青用一套军装,就换走了她的贞操。后来作下孩子,请了一位江湖巫医堕胎,导致大出血也不敢送医院,藏到差不多死了,才来求救解放军。护士们对她一家凶来凶去,是出于对这类事固有的厌恶。

  陶小童忽然觉得那“咝咝”声很吵人。她睡不着,想着怎样处理“二十五床”的事。他无疑是本案被告。蔡玲咬定是张“大白脸”不过是吓糊涂了。在那样的惊恐中,任何一张脸都因触目惊心而显得奇大。从油库工地出发,当夜全队在一个县招待所宿营,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蔡玲又发出一声惨叫。女兵们全被她吓醒了。“窗子上,有张大白脸!”蔡玲边叫边往后退,撞得人仰马翻。偏偏又是她看见了“大白脸”。

  “你到底看清没有?”大家问她。

  “我鼻尖都跟他贴上了,会看不清?”

  结果是这么回事:不知谁头天晚上将化妆镜子放在窗台上,蔡玲撩开窗帘想看看天色,不想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由此她们开始对蔡玲产生怀疑,她把一切脸都看成“大白脸”。她们曾一致把他想象成一个强悍的敌人,这印象其实被惊吓中的幻觉夸张了。就连陶小童,在扑向他、抓住他的刹那间,也把他看得高大而可怕。

  谁料他竟这样弱小,这样年轻,这样……易于对付。

  应该告发他吗?不管怎样,他毕竟干了件很不体面的事。这种事尤其不能被女孩子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