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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篇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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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sVegas，我们念：“拉斯维加斯”。四个阴平一个阳平，一共五个音节，每个音节等于你的嘴唇、牙齿都是个重新的启动，而你的舌头，每回都重新弹跳一次，你看：“拉——斯——维——加——斯”。我们住在这儿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听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赌城名字是什么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词意也无妨于我们记下这串颇复杂的音节，也无妨于我们去诠释它活泼的唇齿运动所形成的谜语。我们是一个喜欢谜语的民族。我们在意的是拉斯维加斯这五个音节所隐藏的谜底。
我接待的每个赴美考察（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在讲到拉斯维加斯时唇齿极其到位。或许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个中国人头次学说它时就那样到位。“拉斯维加斯”，他们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会意了这套唇舌动作的真正词意，他们回望一眼远近的沙漠，那温暖的千古荒凉，决定扎下帐篷。“拉斯维加斯”，他们念着，微笑了，然后点上一支黄蜡烛，像是本性中的一个潜伏被突然照亮，他们认定自己与这五个音节间的缘分。然后他们支起小板桌，摆开赌具。
从此，叫做拉斯维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现了第一个赌场。
在“发财团”的大轿车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这些面孔都是朝圣者的。六十五岁的薛天奉（以下称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那时他对我只是考察团的普通成员，一个神态、动作都过分认真的老书生。他跟我话讲得很少，一开口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已在他肚里给涂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丝绸夹克（大多数团员都有这种夹克），拉链特地没拉到领口，露出白衬衣领和黄蓝斜条子领带。老薛身材不高大，是个很有节制地吃喝、天天睡个小午觉、坚持晨跑的人。他连老都老得很有节制：一边一只薄薄的眼袋，腹部一丘轻微突起，基本没有深刻的皱纹。没人会脱口而出地叫他“老头儿”。他问我：“安小姐，拉斯维加斯是什么意思？”
我领过无数个代表团，好像老薛是惟—一个拒绝稀里糊涂接受这词的人。
“是赌城啊！”我脑筋一动不动地说。在我和临时建交的人谈话时，我很会省脑筋。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化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跟我之间会有延长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来陪同他们游览的，无历史无未来的三天雇佣期确定了我明朗单纯，少心无肺的外在风貌。
“不过，这‘拉斯维加斯’总是个意思吧？”
“哎呀。”我欢快地抱歉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他忙说：“谢谢谢谢！”好像我真会为他去打听似的。
几年后我一听“拉斯维加斯”就想吐，就会汗毛里飕飕飕过冷风地反感，那时我才突然想起我许诺过老薛。我这才去帮他打听“拉斯维加斯”究竟什么意思。词意太简单，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时老薛已在它那五个音节的迷津里摸索好几年了。
我记得那个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机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赌一元钱的筹码。后来换成两角五的角子，他二个纤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进投币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识到了失误，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虑。角子坠落的声响之后，又一个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纵柄。在所有信号飞转起来，颜色和形状混沌流过而形成一个刹那的谜团时，他嘴唇微嚅，默读着那无数萌生和混灭的可能性。然后他定睛向现实的谜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无论得失，这谜底都被他无条件地接受。他所有动作都属于一个极有节制的人。三天赌下来，他是惟一一个没有输掉钱的人。然而所有输了钱的人都远比他尽兴，远比他满足，张张面孔都奔放了许多，笑声也豪迈许多。
回程时间将至，人也输痛快了，都松弛着肢体，相互大声打探着输赢往赌场门口走。车在十分钟之内要出发，却只有老薛一人还坐在原地。
派我去找他。他回头一见我便笑笑说：“开始赢了。”
我说车还有七分钟要开啦，我的意思是，一车人输完了，您在这儿慢慢赢。
他没听见我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脸一动不动，朝着僻僻啪啪往下砸硬币的机器，等机器一静，他又那样蔫蔫地却举足轻重地捺进三颗角子，新的一个轮回往复又开始。我说这会无论如何得走了，他再听不见我的话也听得懂我语气的不好听了。他又对我笑笑，决定忍受我而决不屈服于我。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7’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我们可没法管理哟（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脖颈略向前，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然后回过头，眼里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已下了大半桶，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艺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肯定出三个‘7’！”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嗬，老薛头好手气来了！妈的，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
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手臂抱在胸前，准备好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7”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7”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来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7”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呆一阵，呆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2）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决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个屋跑到另一个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了。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瑕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罗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脚地钻进汽车，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后来一算，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唰唰”地已写了一张支票，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Hyundai”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维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脱下他惟—一套西装，雇他发广告的美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置于这个社会，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节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是被一再用过，又洗干净，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一只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眼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去饮水泉往酱菜瓶里灌水，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被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她已搬过两次家，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说：“叔叔（阿姨）吃吧，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3）
“你要钱干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并不嚷回来。
“唉，安，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决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我，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呐！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顿时地，事情对我已很清楚了。我都不用去看老薛那张变了色的脸，在这个关头去看一张老人撒了弥天大谎又被赤裸裸揭穿后的脸，要残忍要胆量。我不动声色地摆餐纸，见老薛匆匆挪动的脚都是无地自容的。我没办法不去想，他拿了我的两千五百元究竟干什么去了？一年了，他戒了烟，仍是那件米色丝绸夹克，所有举动都带有节衣缩食的痕迹，我实在看不出他有那个本事把一笔对他来说的巨款开销出去。
客人全迟到，老薛在厨房同艾丽丝的女儿谈判：先吃饭还是先看电视。艾丽丝跑去调停谈判，但很快听见她和父亲又争起来。
“你要钱干吗呀！早有人告诉我你把钱花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安？……”
“安？”艾丽丝哇啦一声叫出我的名字：“噢，安也知道？……”
艾丽丝回到客厅，冲我就说：“安你可别帮我爸瞒什么事啊！……”
老薛不顾一切地跑出来说：“你找人家安什么别扭？你不该付我钱吗！我是你爸爸，不是你保姆！”
老薛手里端着个粉红塑料碗，身上系着艾丽丝那黑底洒满金黄大向日葵的围裙，米色丝绸夹克颜色很浑了，领口也松垮了。他的一切都变得很不准确，很不像素来那个要体面的老薛了。
艾丽丝一愣，对我嬉皮笑脸地指着父亲：“爸爸才不要钱呢是吧？保姆才要钱！”
我猜出艾丽丝有去“尼蒙马克斯”花钱的富贵，而没有实实在在的钱。那不可见的主宰者的阴影庇护着她，笼罩着她，她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感，都是实物投下的影子。她的生活，她的存在，都需要大大地实体化一下，否则便太不具体，太似是而非了。好像这也正是艾丽丝的魅力和奥妙所在，她没有物质世界的世故。
客人们到达时，艾丽丝早忘了同父亲的不愉快，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深玫瑰色的长连衣裙，坐到餐桌上去了。再昂贵的衣服她都不爱惜，洗了手便叉开两只巴掌在裙摆上拍拍。她只要空下来总爱办些莫名其妙的晚宴、聚会。
老薛也跟平时一样，话很少，话也很得体。头次见面的客人，他马上举上一张名片。他给名片的姿势、动作从来不偷懒，总要从座位上起身，双手把名片递到人家鼻子下面，头还要低一下，眼从下压的眉骨下看上来，非常谦恭和郑重。他已发了一年多广告了，名片上还是个化学教授。整一晚上，老薛都用很轻的声音说话，希望我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因而我也就放弃了内心对他的追究。他知道那一晚上我都在追究他。
终于一天，艾丽丝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你借钱给我爸了？”
“谁说的？”
“你可真有钱呐！”
她的那种尖刻仿佛是我背着她同她男朋友约了会。
我说：“我借了。怎么啦？”
“那你跟我不说实话！我上次问过你！”
“你恩将仇报是不是？”
“你以为你对他有恩？你那点钱够他赌几次？他每星期五去拉斯维加斯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规矩本分的老薛心里怎样藏着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老薛。那个老薛欺骗成性，并有亡命徒式的对冒险的向往。他眼不眨心不跳地以谎言借钱，再眼不眨心不跳地把欺诈来的钱葬送掉。
艾丽丝接着告诉我，我不是老薛惟一的债主，他还悄悄向她不少朋友借过钱，但大部分人拒绝了他。她说她感谢那些拒绝了他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她怨怪我这样既慷慨又守信最终人财两空的朋友。我的话也不好听了，对她说，为了帮我这个朋友纠正一下过分信赖人和滥发同情心的缺陷，请她尽快偿还我二干伍佰元。我还补一句：“我先生还指望用它修屋顶呢。”
她说：“哈，你想让我还？借的时候你可没征得我同意啊！我整个给你俩蒙在鼓里一年多！”
艾丽丝在这时候表现出的自我辩护能力和逻辑严谨非常美国式。她一再强调这是美国，老薛是老薛，她是她；子女不继承父母的债务，万一老薛混阔留下遗产政府会继承得比她老薛丽丝多。
我捧着话筒听她把这堂法律讲座继续下去。她话题早已转了，一个劲向我证实老薛的荒唐程度：居然替她的生活担忧，总觉得她的生活危机四伏，所以得抓紧时间赌钱，买个大房子把她救下来。
我放下电话时想，不管老薛怎样堕落，这堕落毕竟还有个动人的诱因吧。
从此我再也打不通老薛的电话了。像我这样气急败坏，满心鄙薄地给老薛打电话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因此，他不是关了电话铃就是拔了电话线。我向艾丽丝要了她爸的地址，并明白告诉她我要去上门逼债。她痛快地把地址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去敲门，就坐在车里埋伏他，他七点半准回。她说这个战术是根据其他吃了闭门羹的债主们而帮我拟定的。她丝毫不难堪，有的只是一点孩子式的幸灾乐祸：我和她父亲不管谁治谁之于她都一样有瞧头。我简直奇怪她脑子里是怎么一个线路。
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得那么贫瘠荒凉，街两旁都是店，数了数，两家花店，五家饭店，七家修手足指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穴口站着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身材都不错，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她们就捺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脚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欲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捱，把他进入杨白劳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2500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二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仓皇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4）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我讲出来，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我丈夫提升泡了汤，等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我这些话多么无力；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答。
“你放心，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修改，直到今天拿出来，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作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作什么，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黯淡，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惟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餐室、客厅、厨房，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二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维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懊，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甭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说戒就再没见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干五了。”
艾丽丝一抡柳眉，记不得我是谁了。“哟，是么？”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决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伍佰元，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丝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Time”，不再是“part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维加斯。他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既然拉斯维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维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
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艺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在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宇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溶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我脑子里给我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四个用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白夜》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溶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6）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他又说：还有不少书，不晓得你需不需要。
她说：别说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见了似的。
他心里说：可不是不见了吗。
他口上说：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么多书的话，先放在魏小姐那里。
她点点头。原来他不带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说：其它东西，不知你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她的军用雨衣“哗啦哗啦”，走一步响一步。
我只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后可能用得着的，都留下来。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么这么不浪漫，最后几句话就讲这些俗事俗物。
她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物质恐慌了那么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大家都是疯了一样抢购东西。一个人要是想买双过冬的靴子，他必须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记，冬天来了货如果他不及时去商店，那双靴子就是别人的了。粮食更是缺得厉害。我是怕你吃苦头。
她一阵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稳，在大上海没慌过没感到心里无底过，说到底，是因为大上海存在这个刘先生。
她说：你出国样样要从头来，要比我难，东西能变卖的，就卖掉，多折些钱，胆子不是壮些？
他也一阵想哭。她这样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达理，他此生不会再碰到了。
菁妹，你还是同我一起去美国吧。
他完全不懂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老实话来。他老实是他毫不遮掩他深深的恳求。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呆在这里呢？……你的英文程度已经相当好了，去了美国可以……他停下来，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这样绝望很没面子，大概给她看成死皮赖脸了。
其实刘先生读错了殷恬菁的表情。我母亲告诉我，她一听说刘先生是去美国，对他几乎旧情复发。她和他一同看过那么多好莱坞电影，她心里一直向往那个充满俊男靓女和财富的国度。她所在的英文夜校，每一个女孩都为美国梦想而忍受枯燥的学舌。不然她们不去搓麻将逛马路而在教室里一熬三小时图的是什么？
我母亲对我说：想想看，我图的是什么？……就是那天夜晚刘先生告诉我他要去美国，而不是去香港，我才一下明白，我图的是什么。
殷恬菁说：噢，你下礼拜五走。
她这句话的逻辑不怎么样。她其实是把脑子闪过的一道演算读出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到下礼拜五还有六天。六天够把一笔三角情债结清了——够吗？她还可以造访一次李师长，如果他还是没有同他乡下媳妇了断的意思，还是为他的马团长驴团长乱拉皮条，她就在星期四的晚上给刘先生打个电话；我决定和你去美国。美国在我无知的母亲心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宪法中两度遭遇的“排华法案”，没有芝加哥满街影影绰绰的流浪者，没有给我找麻烦的FBI。她脑子里的美国是好莱坞华丽的布景，画在天幕上的明媚天空，将有色人种拦在外面的拍摄地海滩。在她无知的向往中，美国是华尔兹和香滨酒。云淡风轻的翩翩男女，舞来歌去不食人间烟火。她宽阔深邃的无知里，美国不存在那种火车、轮船、飞机、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上面一律有这样的标识：“有色人种——这边；白人——那边”。她更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白人士兵，他们宁死也不愿输入有色人种的血液。我十九岁的年轻的母亲首先要同美国恋爱其次才是去爱刘先生。
菁妹，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去找魏小姐。她人很好，况且……她是自己人。
殷恬菁听出那言下之意：对那个解放军高级军官，你知道多少？他能让我放心吗？
你刚才要我跟你一同走？菁妹问。
刘先生哑在那里，希望使他浑身发颤。刘先生不属于文人无形那种文人，像这样目光瘫痪，嘴角瘫痪以至整个面容都出来一种不雅的呆相——这类时候极少。只发生在他看自己编写的剧目搬上舞台或银幕的时候。
跟我一同走吧。他说。说完，自我意识才麻酥酥地回到脸上、身上。
菁妹别开眼睛。睫毛低垂，盖住飞快转动的念头。
几秒钟后，她才不太情愿地点点头。她心里想，是好事就先答应下来再说。
刘先生一下子抡起菁妹，抢得她双脚悬空，黑色高帮学生皮鞋丁零当嘟像两只布娃娃的脚。刘先生激情发作也是气力很大的，菁妹想，提前就做起浪漫的美国人来了。半夜阴湿凋零的上海，就给他狂热的一个拥抱而抱成了好莱坞海滩。
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我想那是我母亲得到的第一个跟性有关的吻。
刘先生在机场见我时，也在我面额上吻了一下。那只是“说来话长”的一个回避，抑或封闭。他在我去睡觉后，拿出所有相册，给自己调了杯鸡尾酒，坐在这里淡远地翻看。他眼里的我大致就是他心目中的菁妹。其实我相貌上更多地取了父亲的，但刘先生认为我的懂道理，识大体是我母亲的翻版。我坚持自己提行李，麻利劲儿也是我母亲的。他还认为我有一点我母亲的世故，恰到好处，不招他讨厌。完全不世故的女人拿不上台面，在上海生活了不少年的刘先生对此早有结论。比如魏小姐，一把岁数还是天真烂漫，活泼讨厌，做她的男人时常吃不消，处处难为情。
那些相册有不少刘先生和我母亲的合影。有四张正式的订婚照，现在看看是又傻又土。要我被迫去摆那些佳人才子的造型，我非笑得昏死过去。那时我妈可真是佳人。面粉做的一样，两条柳叶眉一张樱桃嘴，全是照相馆的化妆师把她好好的脸糟蹋成了这样。她穿一件浅色洋装，不是粉红就是天蓝，朝阳格子，腰里系根裙带。裙带下面，她的小身段尚欠最后成型，但体内却一应俱全，那些带出娘胎的卵中，有一枚在多年后孵化成了我。那些卵就在朝阳格子纺的连衫裙下面，正一只接一只地成熟。这真是件很奇异，很怪诞的事，我看着相片十八岁半的小小母亲心里胡思乱想。她命中注定了数目的这些卵在朝阳格子纺下面，在那时，有可能给孵化成别的人——不是我大哥、二哥、我，而是一些陌生人。
刘先生很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人的生命起源插足。他险些进入那些卵，从而启开一些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每次在和刘先生通电话的时候，总会有些不恭敬的闪念出来。这些闪念使他对于我变成了一个身份、辈分都暧昧的人。我从一开始就老三老四地称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就像招呼里昂之类的艺术瘪三朋友，或者预料艺术瘪三的同学们。我说：嗨，托尼！你怎么样？
刘先生每星期都会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每个星期也会和他的女儿通电话。他的女儿长着黄面孔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美国人。
你还好吧？刘先生用纯正的国语说。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对，房东太太告诉我了。我还好，你呢？
很好。谢谢！芝加哥冷得要死，我看了天气预报。你下礼拜会收到一个包裹，我寄了一些衣服给你……你先别谢我，都是我女儿穿过的衣服。原先她尺码跟你一样，生孩子后胖了。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随便怎么处理好了。
我会喜欢的！
那些衣服是她出去滑雪的时候穿的。不过她一共滑过三次雪。每次都买全套新的！
太好了！
她这个孩子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
我听着刘先生用抱怨来表现溺爱。那个女人的荣华富贵或许是占了我的，至少有我一半。我在穷困得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抚摸和拥抱，而我妈的旧日相好却跟我讲他女儿一掷千金。“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亲那时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来个小时！你可不要像她那样。她没得肺痨是万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他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像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疼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查理”美国人对女性写给男性的绝交书的戏称。回信容易。
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慌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我说；很好。这时我发现牧师已迈着长腿捧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围脖，摘掉帽子，脱掉靴子。我和他们仍在进行礼貌废话。比如说：天气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后我穿着又冷又湿的棉袜，跟他们夫妻俩面面相对站在门厅里。双方都客套得累坏了。我想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下礼拜保证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么保证都说明问题。我还想说：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会想这人看上去挺谦谦君子，其实是个泼皮无赖——白住房白用水电，在房东和房客之间还能出比这更坏的事？
牧师太太又急速看牧师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说我可不客气了。
（7）
牧师终于开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触？
怎么了，他们找你们麻烦了？
不是。是这样，今天下午一点钟，我妻子在留言机上听到一段很可疑的声音。你来听听就知道了。
我被他们领到起居室。牧师伸出修长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机的倒带键上。俩人以一模一样的表情听着机器沙沙沙响起来，不久出来一个喉音极重的男低音。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然后是个年轻些的男声说：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找到。你听我怎么样？男低音说：还行。你听我呢？年轻男声说：不怎么样……机器“咔哒”一声停住。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牧师太太说：大概在它发生二十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问我你的作息时间，夜里一般是不是都住在这里。
牧师说：他还问你有没有把朋友和熟人带到这所房子里来过……
我告诉他我们的房客跟我们一向有契约的，都不会违背契约带人回来。牧师太太显然对这场莫名奇妙的事有些不高兴。很可能她在我进门前正发我的牢骚，连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开了炉子没关，把炉于上面橡木吊柜的底子都烤得发了黄。小半辈子没讲过人坏话的年轻牧师太太把所有的恶声恶气攒足，全用在我这儿。
我说：那这留言机上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呢？
夫妇俩一模一样地耸耸肩。
牧师说：从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们正在调试窃听器。就是说，他们已经听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对话。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权益。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里，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惟一把冰冷当做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个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呆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8）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行动电话，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
我当掉了安德烈给我的钻戒，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半克拉装饰戒指，上面的假钻石比真钻石还璀璨。我先去了犹太区的珠宝行，请一个老首饰匠估价。他把一个寸把长的筒形放大镜塞在深陷的眼窝里。那眼窝如同一个瓶口，放大镜成了瓶塞，塞得滴水不漏。
他说这颗钻石是最白的一种，价值应在两千五到三千。不过如果我卖给他，他只能付我七百。我问他为什么只能付七百。他说不为什么，我要肯卖他就只能出到七百。他长长的鼻子使他整个睑显得庄重阴沉，十分负责。
我又到了另一个首饰铺。奇怪极了，伊朗首饰匠也说他最多出到七百。一直到晚上，我面孔也冻硬了，所有的首饰匠愿意出的价没有超过七百的，他们种族不同，年龄各异，却串通得那么好，同心同德挤对我。他们认为一个人落魄到了当首饰的地步，是没什么退路的，因而他们不好好敲我一笔，是他们的不尽职不敬业。
我在六点差两分时下决心当掉了订婚戒指，然后我赶在百货商场开门前，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了一枚伪钻戒，去冒名顶替。我口袋揣着六百七十五块现钞往地铁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守财奴的行走姿态了——把书包的带子收得很短，将书包挂在腹前，双手拢在袖筒里，压住书包和肚子。我警惕地躲开任何靠近我的人。
我回到牧师夫妇家时，他们俩正在吃饭。我悄悄脱衣摘帽除靴。我听见他们也变得悄悄的。
进了我自己的卧室，我把大大小小的钞票摊开，按照账单分捡出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然后我开始给牧师夫妇写信。我在信中沉痛道歉，说自己做了个很不像样的房客。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已买了行动电话，号码是×××××××。他们若有话不便当面跟我说，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乐意在同一幢房子里与他们使用这种摩登联络方式。我还告诉他们从此后他们太平幸福的日子会全面恢复，因为FBI不必通过他们跟我打交道了，他们从此会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行动电话上。然后我请求他们不要撵我走。我实在太喜欢这所房子和它的主人们了。飘泊的我在这所房子里得到的慰藉他们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我说我宁愿担负起打扫卫生，熨绣衣裳等所有杂活。写完后，我又补了个“P．S”，说我希望知道上次被我烤黄的吊柜价值是多少，我愿赔偿损失。
我把仅剩的十块五角钱放进钱包。把欠的债务一笔一笔用纸包好，上面注明它是付的哪笔账。我把钞票、钢镚儿和信塞进一个信封，做贼似的蹑手蹑足走到起居室，将信封压在蜡烛台下面。
夜里听见牧师夫妇恢复了进行曲速度的做爱，我心里踏实极了。
睡前我跟安德烈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从此不必穿过冰天雪地去给他打投币电话了。
安德烈说：你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傻。
我说：对呀，这是好事情。
我们哈哈地乐起来。
安德烈说：我明天也去买个行动电话。我也受够了冰天雪地找投币电话的滋味。
我说：真后悔我们愚蠢了那么久才聪明起来。
他跟我道了晚安后又想到什么，说：圣诞节我会送你一件意外的大礼物。是劳拉为我出的点子。
我突然冒出一句：劳拉很喜欢你，是吧？
他一愣，然后说：劳拉更喜欢你一些。
安德烈，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听出他声音笑嘻嘻的。
劳拉有什么不好？不是挺好的？
我知道，是挺好的。他等着我停止声东击西。他说：我和劳拉每星期总会见一两次面，吃吃午饭。他在帮我把话绕回正题。
我不知心里的一股不适是不是醋意。但我干吗吃劳拉的醋？因为她和安德烈门当户对，还是因为她与他自由、平等的往来？劳拉为安德烈选了窗帘的颜色和布料，为他设计家具的摆置，为他找到名设计家的沙发，又没让设计家敲他一大笔。她还替他跑遍乔治城的小艺术馆和收藏品商店，甚至是寄卖行，为他一件一件选来台灯、立灯、沙发靠垫，安德烈的客厅放着三个毕加索的陶器复制品，但是品质极高的复制品，全世界只有六七百个。她领安德烈去参加艺术拍卖会，竞拍下了四幅德加的铅笔草稿。而当时安德烈钱吃紧，她便借钱给他。连安德烈的西装、毛衣、领带，都透出劳拉高雅昂贵的审美情趣。安德烈一组织晚会，劳拉便是最拿得出手的司仪。安德烈把他自己的外形，整个地交给劳拉去处理。有一次我说我不习惯看安德烈穿浅豆绿色的西装，他漫不经意地说：劳拉帮我选的。他的口气似乎是这意思，金子堆大的劳拉可以让他彻底放心的；她绝不会让他出破绽，露怯；劳拉这方面的学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任何人一时半时补补课就能及得上的。
我嘴上很贫，心里却是真的不好过。
劳拉一定要我告诉你：她非常喜欢你。
似乎对于我，波拉克公主也是鉴赏的权威，她的话可以使安德烈对我完全满意；她不是在表达她对我的喜欢，她是把好的喜欢加封给了我。
我想，凭什么劳拉不是安德烈的未婚妻呢？
我们说着甜蜜热烈的恋人语言，告别告了足有十分钟。我走神走得一塌糊涂，一部分脑筋在想劳拉，其余的注意力集中在四角六分钱一分钟的行动电话费上。我说“我也想念你，安德烈”，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张又肥又大的电话账单，每一行价码都又肥又大。
十二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听见牧师太太水淋淋的脚步声从浴室出来，冲进起居室，又水淋淋地来到我门口。她轻声敲敲门。
我只得去开门。
牧师太太脸蛋又红又亮，雪白多肉的身体上缠了块大白浴巾，整个人仙子似的腾起白雾。
我说：真对不起……
没关系的。
我从她手里接过湿了的电话。她的腿刚剃过毛，细腻如脂。
我说：谢谢你。
她说：给你留了巧克力糕饼，别忘了吃。
这个宅子永远是烤巧克力糕饼的热烘烘甜香。年轻的牧师太太已转身回浴室去了。他们夫妇偶尔会到浴室做爱。
电话里传来米莉的假嗓子：我想我大概活着的时候不会再接到你的电话了。……
我说：你好吗，米莉？
不好。你把我的小梳子放到哪里去了？
我忽然想起来，上回去华盛顿，去看了米莉一次。每次我去看她，她总是要我替她梳头。她喜欢一种老掉牙的发式：在额头两边隆起两个鼓包。米莉十六岁时就爱那两个鼓包，所以我下了番工夫，终于让米莉所剩无几的头发成功地再现了她十六岁的发式。梳这样的头发需要两把小梳子，反着插进头发，再翻成正的，将别住的头发一推，鼓包便出来了。米莉有一盒这样的小梳子，金属架子，上面镶有彩色的亚宝石。米莉最爱的是一对银梳子，镶澳洲宝石。
我说：米莉，你让我把它们藏起来的呀！你说你怕阿书或者萨丽偷走它们……
米莉在电话中“嘘”了一声，对我耳语：萨丽就在隔壁。萨丽是她的护士兼女佣，我曾经和她共兼这份职。我走了之后，阿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去米莉那儿挣点零花钱。萨丽是个终日闷声不响的人，因此米莉必须另花一份钱雇个人听她说话。她特别喜欢我和阿书这样的人，讲蹩脚的英文，足够的错误供她纠正，足够的空间供她去提拔。
你把它们藏在哪里了？米莉用压低的假声问我。
我说藏在她的几百双皮鞋里，用一只三八年出产的香奈尔皮鞋盒子装了她最爱的那对梳子。
米莉又“嘘”了一声。
我问她这么深更半夜找梳子干什么。
她说傍晚萨丽推她出去遛弯，一只黑猫从她前面横穿而过。她想到她的邻居三年前跟她玩牌的时候，告诉她一只黑猫穿过他散步的小路。邻居当天晚上就去世了。米莉认为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她必须带走她最喜爱的小梳子。
我说：别逗了米莉。
她说：明天早上你给我打个电话，看看我还有气没有。
我说：行。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有一个世纪了吧？每次电话铃响，我以为有人给我来电话了，结果全是找阿书的。只有一两次，阿书把电话递到我手上，说：这回是找你的了。你猜是谁？是电话公司的推销员。告诉我如果我用他们公司的电话，每花一块钱电话费可以赚五英里的飞行旅程。我逗他，我说：您知道我今年多大？他说他不敢猜。我说：我呀，才十六岁，做不了我父母的主瞎换电话公司。
米莉，我忙得要死……
忙着赴约会吧？
九十四岁的米莉发出婴孩般的笑声。米莉仍保持着八十年前上流社会闺秀的良好教养；真正的闺秀不该主动给任何人打电话，而是等电话或人来找你。无论等得怎样不耐烦，都要端庄娴雅地等，等所有人送鲜花和卡片，送精装巧克力，送问候和恭维。所以她这么晚放弃这上流教养，主动给我打电话，可见她把黑猫的恶兆当真了。我不露痕迹地夸奖她的硬朗。她不断对我的用词和发音做出纠正。她仍信奉八九十年前的语言风范，繁文缛节的，玲珑剔透的。她最听不得我说“这家伙、那家伙”，她会尖声尖气打断我：发发慈悲，这是管道工的语言！
可是米莉，我的教授也用这语言！
我同情你，你有这样的管道工教授。
可是你读过当代小说吗？比如诺曼·梅勒？
我管不着诺曼·梅勒，我不会同他搭一句腔的。可是我的耳朵向你打开，你觉得你往里面灌污秽东西合适吗？你该说：这位绅士、那位绅士。你看起来比阿书文雅些，但一张嘴就跟她一样粗鲁。
然后她就把谈话主题转到阿书身上。阿书让米莉多次腹泻。因为她总是别出心裁地给米莉九十年不变的三餐翻花样。她训练米莉吃螃蟹、鲤鱼、猪腰花。使米莉在九十四岁这年开始了食物探险。但米莉承认阿书那些污七八糟的食物非常鲜美。有一次米莉吃了螃蟹肉炒饭之后立刻上吐下泻，急救车在晚上九点把她搬运到医院。她忘了这件事她已经跟我讲过三次了。一模一样的快乐而愤怒的措词。我知道她接下去会数落阿书其它的恶劣之处。果然米莉问我：你知道阿书的业余消遣是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得伺候着米莉闲扯：是什么？
是打电话！
米莉说阿书一打起电话来连炉子上开水壶吹哨她都不管。阿书还不按米莉十六岁时的发式给她梳头，而是把她三百多根头发梳成模特发形，抹刺鼻的发胶。米莉说她最受不了阿书的，就是她一口一个“这小子、那小子”，她约会的男朋友中有照X光的，有买卖房地产的，有律师；阿书叫他们“X光小子”、“房地产小子”、“律师小子”。米莉忘了她这些话也跟我讲过三次了。
米莉问我：你什么时候还来华盛顿？
我说大概寒假期间。
她说：如果你不来看我，我不会责怪你的。
米莉，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会责怪你。因为我明白你在华盛顿时间特别宝贵，你得把每分钟都花在同一件事上。
花在什么事上，米莉？
就是那件事——把鸡蛋全往一个篮子里放。
她的意思是，在恋爱上不能死心眼，要货比三家。豪门闺秀米莉从十六岁开始接受红玫瑰和求爱信，她认为高级的女人就是在情场上同时能走好几盘棋。死心塌地只交一个男朋友的局面，米莉管它叫“把全部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篮子一翻全砸了。米莉总是细水长流地数落我不够高傲，不够上流，好像偌大个世界横跨太平洋的我就只找得到一只篮子。
我说米莉我忙得常常在进门时撞上自己正出门。能有一个篮子就不赖。
（9）
米莉突然说：哎呀！
我知道此刻她肯定把三根雪白枯骨一般的手指敲在右边太阳穴上。我等她下文。
看我——我得承认记忆力不是十六岁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第二个篮子出现了。她小小卖了个关子，又说：有个年轻先生给我打电话，打听你！
我想这人很可能是便衣福茨。
米莉说：你记住，一定要给男人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赢取你的信任。你对这个安德烈，不行——你完全没有给他足够时间，让他赢得你的好感，然后是信赖，然后才是你的终生许诺，懂吗？
懂了，米莉。
所以，我认为另一个年轻先生及时插进来，是桩好事。这次你可要给他时间，让他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赢得你。怎么样，他长得很俊？他的声音很英俊。我特别有本事从声音上看人的相貌。他很英俊，对吧？
很英俊。
他个子中等？
中等。
你看，我能听出来，他不属于那种傻大个儿。他的老派社交口吻跟我十一岁差点爱上的一个小伙子一模一样！可惜他是个亚洲人。
哦！真要命。我随口敷衍。眼睛仍盯着电脑上的期终作业：毛姆的南洋伊甸园。我心里想。可惜我也是个亚洲人，米莉。
米莉说：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亚洲男孩？
我说：大概你没讲过。
看来你还没有赢得我百分之百的信赖，让我们言归正传吧。这位中等个头的年轻绅士叫什么？
哪个年轻绅士？
就是跟我在电话上打听你的。
他可不是年轻绅士，米莉。
你不懂年轻绅士什么样。所以我告诉你，他这样的就叫年轻绅士。
米莉你搞错了。我说着在电脑上删了一行字。翰尼格和其他几个中年教授受海明威影响，不喜欢复句太多的句子。他们看到一句话一个句号就浑身舒服。
我没有弄错。我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你是不是说那个理查·福茨？
对对对。你看我没弄错！理查·福茨给我的印象基本完美。他一定留着马赛尔发式。他是留马赛尔发式吗？别告诉我我没猜对。理查问我，你有没有带一个卷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来过。我说：有好几个卷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来过……
哦，米莉！
听我说，让他们去为你竞赛！记住，一定要给小伙子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比着亮出自己的优势。最后你得到的，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让他们自己去淘汰自己。你消消停停坐在一边，打磨指甲，要不就绣绣十字。理查到花店给你叫过花吗？我是说让花店定时给你送花。比如说你星期日早上一醒，已经有一束花等在门口。我知道安德烈只送巧克力。难道他打算在婚礼上看到一个胖墩墩的新娘？……
我爱吃巧克力，米莉。花又不能吃。我在想毛姆终生未婚，人们判定他是同性恋。说不定米莉也是同性恋，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说不定我也是同性恋，但要等到女人来勾引我的时候我才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潜伏着异端和非常的细菌，但诱发这些细菌成长为一种实质的诱因不出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或者自己真正是谁。
米莉仍在讲花的象征什么的。她说从电话中她听出理查懂得什么日子送什么花，什么花送什么人。
我实在受不了了，大声打断她：米莉，行了！那家伙是FBI的便衣！
FBI？米莉一愣？什么FBI？
我把FBI的全称告诉了痛恨警匪片的米莉。她静下来。我能想象米莉晴朗的碧蓝眼珠怎样缓慢眨动。那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人间的洋娃娃的眼睛。
过了好一阵子，米莉明白过来了，说：FBI最终把奥克鹏、迪林哲奥克鹏和迪林哲是芝加哥最大两个黑手党头子。干掉了。他们是些勇敢的小伙子。我看不出你反感他的理由。
我没有反感他。米莉。
你听上去不太对劲——一个英勇的FBI小伙子对你感兴趣，你干吗觉得没面子？
米莉，在理查眼里，我就是奥克鹏，或者迪林哲。
不会的。
他到处侦察我。
他把你看成恶棍迪林哲？米莉觉得这可好玩死了：你是杀人不眨眼的迪林哲？……她咯咯地乐起来，很闺秀地用绣花手绢去掩嘴，老年性颤抖使她的手在嘴上打出“哇哇哇”的声音。
挂下电话后，我就立在起居室的黑暗中。地下室的洗衣机在运转，里面的衣服没有摆置匀称，机器运动得高一脚低一脚。牧师夫妇挑最便宜的东西买。我连最便宜的东西都买不起，还有什么资格嫌弃噪音？理查·福茨，你连九十四岁的米莉都不放过。
里昂一听我想搬家就说：那地方不是你待的。我说别人能待我就能待。他说，可你不是别人。我说我只比别人更穷。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里没有暖气，所有的人在屋里穿羽绒服。我说我可以去跳蚤市场买件最厚的羽绒服，六十元一个月，这房租哪找去？
里昂沉默了。
我把洗好的杯子一只只扣在一块白毛巾上。他请我和王阿花、海青来吃晚饭，所有的杯子盘子却堆在池子里。里昂住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在匪盗横行的“罗杰斯公园”地区。卧室实际上是里昂的音乐室，里面除了一套昂贵的音响组合之外，还有一架立式钢琴和电子琴。我注意到这儿的窗帘很别致，亚麻布底子带黑色的中国狂草，再加上红色的印章。当然都是王阿花的作品。她的左手专门用来写中国书法。
里昂在客厅里放了一个榻榻米，他一开始就告诉我那是捡来的。这公寓里大部分家具和用品都是到北边的富人区捡的。椅子虽然样式不同，但全被漆成苹果绿色，上面是手绘的花卉。这样的桌椅、橱柜使你感到你活在卡通片里。不必问，当然是王阿花的设计。王阿花有时会把漆得花花绿绿的旧椅子拿到艺术市场上去卖，碰到好运气她一把椅子可以卖两百块。
我问晚餐吃什么。里昂说他不知道，一切由王阿花安排。我说这怎么能算你里昂请客呢？里昂告诉我他们一直习惯把一切交给王阿花去安排。
海青和王阿花迟了一小时才到。一进门海青就大声说王阿花怀孕了。
里昂微笑着去看王阿花。王阿花微笑着点点头。俩人便微笑着拥抱了一下。里昂轻声说：恭喜。王阿花抬起眼看着他，又微微一笑。里昂伸手抚摸一把她的头发，她再次微微一笑。
我看出他们俩之间有着很深的、别人参加不进去的情谊。
海青也参加不进去。不过他毫不介意，大声说：在韩国药房买的避孕药肯定是假的，难怪他们不向你要医生处方。我操，韩国人什么都是假的，假路易·威登，假芬迪，假香奈尔香水。除了烤肉是真的，我操，他们什么都敢给你造假的！
听不出海青是欢天喜地地嚷嚷，还是避孕失败懊恼地嚷嚷。
王阿花文静地补一句：其实我也用了避孕帽。
海青正拉开冰箱，往里面搁置一打半啤酒。听王阿花补的这句话，又说：也是韩国人那儿来的！我怀疑他们连避孕套都可以伪仿，恐怕橡胶都是他们自己熬的！
里昂看一眼王阿花。她今天比往常更淡一些似的。但她安安静静地有着主见。她对里昂这一眼中的担忧回答道：医生说都挺正常的。
我把她带来的购物袋接过来，里面有几盒用来做烤肉的牛排骨，一袋赤贝，两块豆腐，另一个购物袋里装着四棵生菜。
海青说：县医院的护士跟中国差不多，特凶恶！医生都特年轻，肯定是见习生，拿我们这些不花钱看病的人开练。他这时把脸转向我，说：跟上里昂这种穷瘪三，坚决不能病；一病你就得到那个王八蛋医院去。
我想，他和王阿花，抑或还包括里昂自己，都把我看成“跟上里昂”了？
海青给自己倒了杯啤酒。说：你知道那小白脸怎么招呼王阿花的吗？就跟他看不出她是个人，就是条母狗似的、一句话都不跟她讲，笑都不跟她笑一个，上来就撩她身上那件纸袍子，手指头就那么往里一插。他那手指头都告诉你他怎么不乐意碰你！手指尖都嫌你恶心，你都不配它们去碰似的！
王阿花笑笑说：他怎么一句话没说？他不是问你酗不酗酒，还问我抽不抽大麻。
里昂这时间一句：你没抽大麻吧？
王阿花说：我记不清了。大概抽过两三次。有一次接来的活儿我特别不爱干，非得抽大麻。
什么活儿？里昂问。
记不得了。王阿花回答。
海青，是什么活儿？
她没告诉我。王阿花怀孕都快四个月了，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海青说着把王阿花拉到自己身边，往膝盖上一搁。她便坐在他膝盖上一包一包拆那些牛排骨，再把一瓶预先配制好的卤水倒在排骨上。海青将剩的半瓶啤酒倒入杯子；泡沫浮上来，溢到桌面上。他替王阿花把披散到脸上的浅色长发撩到耳后，说：从医院出来，我们俩商量，还不如顺便结婚呢。打了个电话去市政府预约，那边说：你们这会儿就来，有两个家伙取消了。我们就赶到了市政府。办事那小子说：啊？连个戒指都没有？我说：没有，怎么着？后来我们到跳蚤市场去买肉，顺便买了一个戒指。两块钱——海青这时拉起王阿花的手，把她无名指上套的白色金属环亮给我和里昂看。那小子开价要十块，我给砍成两块了。
里昂拿着王阿花的手，眼睛却去找她眼睛。
我看出里昂心里有点绝望。我从里昂手里接过王阿花的手。很高贵的一双手，所有线条都不受任何阻碍，流水一样。里昂第一次握这双手的时候，心里想，一个男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看来是可能的。里昂若不刮胡子将是个美髯公，他喜欢王阿花的这只溪流般的手在夜里抚摸那刚刚破土的胡茬子。他还喜欢那波纹般的手指抚摸他赤裸的肩膀。她常常把手留在他身上，沉入酣睡。
我说：祝贺你们。
我把杯子里的自来水在海青的啤酒杯上碰了一下。里昂直接拿啤酒瓶去碰杯。海青自己喝了一大口，把杯子凑到王阿花嘴唇上。王阿花笑嘻嘻地去喝，然后沾着一嘴啤酒沫对我说：谢谢。
海青说：从此，我们就要开始猪狗不如的幸福生活了。
里昂笑笑，喝了一大口酒。他抬起眼睛看了海青一眼，又低下头瞪着啤酒，自顾自又笑一下。
海青说：你什么意思？里昂？那也要比你跟她的猪狗不如的日子好得多。
里昂不理他，还是自顾自地微笑，眼皮仍垂得很低，似乎在看啤酒的泡沫怎样上升，又怎样溶化。他似乎在听无数细小泡沫一个接一个发出细微之极的破裂声。
海青伸过手到餐桌对过，把里昂的啤酒夺过来，重重往自己面前一杵，你说，是不是比你给她的猪狗生活要好些？
里昂说：我没给过她任何生活。
王阿花不动声色地抓起那半瓶啤酒，又搁回里昂面前的桌上。海青发生了什么鲁莽粗重的动作，她便这样涂抹掉它们。
海青向王阿花：王阿花，他这话什么意思？
王阿花把嘴唇凑到海青面颊上，颇响地亲了一下，海青马上回了个凶猛的长吻。
里昂等他们动作结束，说：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还没来得及给她任何生活，猪狗的也罢，人的也罢。他说完便起身，到灶台下的柜子里去翻找，不久把一个电烤盘翻出来，搁在餐桌当中。
王阿花和我开始用筷子往烤盘上铺薄薄的牛排骨。空间很大的老式厨房里放着一个木墩，上面架着一块玻璃板，成了相当摩登的餐桌。烤盘上的肉食咝咝作响，肉食在上面升起青烟和香气。我们四个原始人眼睛发直地瞪着渐渐扭曲、变色的牛肉。王阿花将烤好的第一块排骨夹到我盘子里。我说“谢谢”时，她抿嘴一笑，和我的目光稍一交锋，马上错开。一瞬间的会意，我却不知道自己领会了她的什么心话。她似乎更明白里昂和我将向哪里去。她目光中的警告，抑或托付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里昂在跟海青谈着他的歌剧。从王阿花眉梢眼角的细小动作我感到她没有漏听任何一个字。她在离开里昂之后远远地给他关注和关怀。两年前她独自从医院回来，里昂正在音乐室试奏他的新乐句。还是太急于表白，太富有叙事感，这是最让里昂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地方。写出的东西，反复试奏几遍，他总是发现自己脱不开自己，脱不开那一点俗媚，这真让里昂发狂。王阿花坐在客厅里听里昂挣扎着为自己脱胎换骨。她想，一个人在艺术上多么撒不了谎；他怎样挣扎也是不可能脱胎换骨的。她等待他把原本还算优美的乐句撕扯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她觉得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在这天傍晚告诉里昂，很不是时候。
里昂的左臂撑在玻璃桌面上，手捂住啤酒杯。他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块烤排骨，齿尖沿着它的边缘蚕食。他听海青讲他去旧金山鱼人码头画肖像的打算。那是很大的一个堕落，每天以这堕落从游客那儿至少赚一百六十几元。里昂扔下啃得精光的白骨，用力在餐纸上揩着手指。他和我们其余的三个人或许在想同一件事。两年前他掐死了那个原以为是全新的乐段，掩埋了它之后，走出他作曲工作室的门。天是初秋，黑暗和光明正在协调。半明半暗里他见六扇玻璃窗形成的半圆里，坐着王阿花。她说：我怀孕了，里昂。他挨了这一冷枪，整个躯体抽搐一下，站定了。王阿花微笑地走来：我想等好消息确定后，再告诉你。她走到里昂面前，垂下奇长却纤弱的睫毛，等着里昂来拥抱他孩子的母亲。等了几十秒钟，她发现自己面前空了。
（10）
我看看王阿花细长苍白的脖子，美国女孩中像她这样情调优美的不多。她嚼着牛筋，顽强地嚼着，一根霹雳形状的天蓝血管在她太阳穴上闪动。两年多以前，她转脸去看里昂，说：你不高兴吗？我们要有孩子了。里昂说：我怎么不高兴了？她说：你这样子叫高兴？那你要我怎样才算高兴？里昂不是我故意怀孕的，你这样子好像我有心怀上孩子似的！我说你故意了吗？女人还没真做母亲就变得这么防犯！……
我怎么防犯了，里昂？！
你自己看看，——你还不防犯？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你这种被动式侵略！
你说什么？！……
里昂定定地看着她嘴唇的最后一点血色也流失了。他觉得第一次有这种彻底讲实话的激情。他说：你收起那一套吧——你那种谦让式的得寸进尺！你自己看看我现在的环境，哪里还有我什么事？早就给你侵略、占领了！这些……他指着窗帘和桌椅，所有王阿花的心血，所有她的惨淡经营。他脸上出现一个狞笑，你还征服得不够？把这儿弄成了廉价迪斯尼了，难怪我没法写出对劲的东西！
王阿花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这王八蛋。她说。
你才知道我是王八蛋？
王阿花不再理他。她进了厨房。过了几分钟，一阵“咕咝咕咝”拉锯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里昂踢开门，见一把色彩明丽的椅子已被她截了肢。他上去拉她，拉得太猛，锯子在她腿上锯出一条口子。她索性将锯子舞动起来，挪动着血流如注的右腿。
里昂：你要干什么？！……
她说：你这个王八蛋。你比我爸爸还王八蛋。
里昂在寒光闪闪的锯齿下灵活地躲闪，一次次躲过被锯得皮开肉绽的危险。王阿花的半截牛仔裤血红血红。里昂不知她究竟要做什么，也不知自己这样勇猛是要救他俩中的谁。
王阿花冲出里昂的阻截，往客厅里去。路上摘下一幅油画，是她自己的油画。她把这画搁在沙发上，血淋淋的腿压在上面，便开始锯它。
里昂上来拖她时，画已被划成几瓣，到处都是王阿花的血。
两人便又扭作一团。里昂拉住锯把，要把它拽出王阿花的控制。
王阿花说：你这王八蛋。我爸爸怎么王八蛋也及不上你。他拿猎枪瞄准我，子弹打在我周围的树上，他至少在最王八蛋的时候还想着带我一道走——不能在他走以后把我孤单单留给这世界。你王八蛋一到翻脸就想把我独个扔开！王八蛋。
里昂这时夺下锯子，他说：好，好，你看着我怎么撇下你。
他用锯子在自己腕子上猛一拉。
王阿花眼前一片绝望到顶点的黑暗。
五分钟后来了911的救护人员。我猜想是王阿花报的警。因为从俩人的性格上看，里昂在这时候的死亡激情会更大些。他不像女人；仅拿这类事来宣泄自己，他在此情境中精神专注到了极点。所以我断定，在王阿花看见一股血从里昂的腕子喷涌而出时，她野马一般的激情冷却下来。她抓起电话，拨了“911”。
半夜她开车将里昂从急救室带回家。俩人偶尔对视一眼，同时握一下手，交换一个衰弱的微笑。他们感到俩人间此刻的美好感觉，比他俩一同生活两年来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要美丽得多。他们都冥冥中感到，它美好得不近情理了，只能属于走在末路上的情侣。但他们谁也不道破这点。
两年后的里昂问王阿花：你呢，是跟海青一块儿去旧金山，还是留在这里？王阿花说她没法和海青同去，因为旧金山的朋友只收容得了一个人。海青说如果真像听说的那样好挣钱，他就猛挣一笔钱回来。他说有三四万块钱就够王阿花把孩子好好生下来，好好养到一岁半。
里昂看了我一眼。似乎想确定海青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又似乎希望我什么也没听见：那是海青自认无能的男人情怀，不害臊地当众展开。里昂问他难道就这么放弃办个人作品展览的计划？海青说：去他妈的展览。
但我想我们三个人都听懂的是：去你妈的里昂。
一抹轻鄙从里昂眼里掠过。他早就知道不是人人都像他一样可以顽抗到底。他体谅海青的还俗，但他知道海青这样做不仅仅是为王阿花和未来的孩子。他看透海青早在等待这样一个借口，把自己也不知所云的创作摆脱掉。海青的叛变是他意料之中的。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他最亲近的伴侣像他自己一样，把苦吃到头。他只能瞧不起海青的变节。他想到了两年前的惊险。他自己也几乎变节。我见王阿花用餐刀灵巧地切下骨头周围的肉。里昂的傲慢，以及他脸上一掠而过的鄙薄，被她尽收眼底。
我能想象她和里昂从急救室回家的晚上。她守着他，或许，他守着她。他们把电视机打开，让通俗的日子从它开始。王阿花和里昂相互守着，眼睛无力地看着电视中老好莱坞千篇一律的爱情片。现实中的金童玉女不明白银幕上的金童玉女怎么会那么好福气：天天有锦衣玉食的痛苦。
王阿花说：好无聊。
里昂高傲地笑笑。
和着电视，俩人讲起以后的规化。里昂说：你放心。
王阿花说：嗯？
里昂说他肯定会让她踏踏实实孕育孩子，然后，生孩子，养孩子。他说他肯定会尽责任。
王阿花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就是让你别担心。别人能养孩子，我们一样能养。我们可以有钱。
你是说你要去找份工作？
嗯。
里昂，如果条件不成熟，你的心理准备也不够，我们不必现在有孩子。
你看你还是担心。
不是。……我不希望你放弃音乐创作。
谁说我要放弃？
那你怎么工作？上次你朋友要你去他的录音棚工作。那样的机会不多：让你自己选择工作时间。
他不是我朋友。
他将她的手搁在自己面颊上。他特别喜欢她的抚摸。那是很柔嫩的抚摸，给他感觉他远远成熟过她，强大于她。里昂其实明白，没有多少人比王阿花成熟、强大。我知道男人往往爱能给他们错觉的女人；那种她们弱小的错觉。那种女人永远不揭穿一个真相，爱她们的男人们并不强大。王阿花小心呵护着里昂的错觉。不知是什么使王阿花这样灵性，这样不同于一般美国女人。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她，或许以这种方式使父亲产生了顶天立地的错觉，那错觉使她得到几倍于普通孩子的父爱。那错觉使她父亲在决定处决自己之前先处决他的女儿。
我感觉里昂的手扣在我的手上。我们俩的手都在透明的玻璃桌面下，所以海青和王阿花把里昂和我每一个纠缠不清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突然发现我们全陷在沉默里。我们四张面孔是同等的空白。都不太适应透明桌面下一雌一雄两只手无名目的纠葛。海青突然拾起丢在半途上的话，讲起他的画室该租出去，他问里昂要不要租。他说假如里昂租他可以便宜一半。里昂说他没法用那房子弄音乐，除了水泥就是钢筋，什么声音出来都是走样的。海青建议他去跳蚤市场买些便宜地毯铺一铺。里昂想了想，还是摇摇头。海青掏出烟，递一支给里昂，俩人同时想到怀孕的王阿花，一块儿扔下烟卷。里昂用力握一下我的手说：你租吧。他转向海青：一百块一个月。不租就拉倒。
海青说：操你妈里昂。一百块给你白住得了，省得我还落个恶霸地主名声。
我说：里昂说话不代表我噢。我租的话，最少付你一百五。
里昂看着海青，说：好不好意思收她一百五？敢收她一百五我不认识你。
海青笑起来说：我操里昂，王阿花一点儿没看错，你是一个地道王八蛋。
里昂说；你先王八蛋的——暖气不足，没浴室，你想讹一百五的房租？
海青说：我说一百五了吗？他把脸转向我，手指点着自己鼻尖：是我说的一百五吗？
王阿花看看我，说：你别紧张，他们俩是两头狼，总是要这样咬的。你来住好了。那种地方租给人住，大概都不合法。美国的房子不达到一定的标准，是不能出租的，没暖气和洗澡设备，属于不够出租条件。
我看得出她有些分心——里昂把我的手干脆拿到一层玻璃之上。他修长的五根手指从我的指缝穿过，就那样交握在她眼前。
两年前也在这间厨房里，王阿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热情洋溢的男人。听上去他是一面在说话，一面在鞠躬。他说他只是打电话来感谢里昂，请她把他的谢意转达给里昂。
对不住，您要我替您感激他什么？王阿花问。她当时就坐在我现在这个靠墙的椅子上，心里觉得蹊跷。她腹内的胎儿已经开始游蛙泳，游的动作尚欠规范，尚欠准确，每一划每一蹬都软绵绵的，但她常在半夜感到他已在她体内昏暗温热的那泓水里，游动起来。他每一次屈伸都在那泓水里划出波纹，波纹一圈圈向外扩去，直扩到她的皮肤，指尖。
那个男人在电话里对王阿花说：你有个了不起的丈夫。
王阿花心里的蹊跷变成了狐疑。她说：谢谢您的夸奖，不过他确实很了不起。
男人说：他非常爱你。他说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我的孩子而是为了你们的孩子。
是吗？
他就这么说的。里昂还说，我这人不相信慈悲精神，只相信爱，我爱我的妻子，其次我爱我将来的孩子。他非常坦诚。所以我儿子说他很酷。
是的，他是很酷。
男人发出太监的笑声，说：我第一次碰到你和里昂这样能相互欣赏的一对儿！
谢谢。
别客气。如果不是里昂，我的儿子要等到五年或七年或十年以后才能做手术。……
王阿花想：好了，疑团马上要瓦解了。她说：是的，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为您儿子感到庆幸。
你猜我儿子怎么说？对了，他才五岁。他三岁的时候医生发现他肾功能很糟。四岁时医生跟我宣布，我儿子死定了，除非能在两年之内做肾移植手术。里昂大概跟你说了：我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因为我和我的伴儿当时是找了个女人来生孩子。这孩子跟他母亲毫无关系，他只属于我们俩。……里昂属于那种对同性恋同情的思想开明者。
是的。里昂是那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王阿花随口答着，心里却想，其实里昂谁也不同情；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谁爱是什么是什么。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包括他自己。否则他怎么这样无所谓就出卖了自己一个肾脏？
王阿花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挂上了电话，只记得那边的太监笑声持续了太长时间，她来不及等他笑完就挂断了他。她朦胧记着里昂那个肾价值五万块，移植手术将在两个星期后进行。
她当晚来到海青的住处。那时海青还住在一座被火焚烧成废墟的房子里。海青把废墟改建得大致可以住人。她告诉海青里昂如何撒弥天大谎，说他把那份录音室的助手职位重新拿到了，从此他会本本分分上班、下班，用一份稳定收入使她无忧无虑地度过孕育期和哺乳期，他甚至向她保证在这段期间内他不会在音乐里放纵自己，因为若想保持一份固定收入，必须像所有中产阶级那样，使生活规律起来，醉生梦死地听音乐和写音乐，都将破坏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节奏。
王阿花说：海青，这太恐怖了，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肾也不牺牲他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荒诞得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得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
王阿花嚎啕大哭起来，海青上去搂住她。她从那以后便留在了海青怀抱里。海青当晚给里昂打了电话，说里昂你这王八蛋，虎毒还不食犊子呢，你连自己身上的肉都吃得下。好好留着你那操蛋的腰子吧，王阿花没有你也照样生孩子。
王阿花却一声不响地独自去了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她感到五个月的胎儿停止了游动，被那昏暗温暖的一泓水淹没，冲刷到冷冰冰的彼岸去了。她奇长的睫毛飞张着，朝向白色的天花板。她没有继续去想那个胎儿，她在一片白色的天花板上看见了十岁的自己。十岁的她在一声枪响后雀跃起来：爸爸！狐狸中弹了！……她正要跳出灌木丛，向金红色猎物跑去，父亲一把抱住她。父亲高大的躯体在她面前矮下来，她觉得父亲双膝跪下了。父亲两只大手捧住她冰冷的小脸蛋，说：苏珊娜，你得永远记住，爸爸非常爱你；爸爸只有你一个人可爱，爸爸永远都想守在你身边。——好了，去捡那只狐狸吧。捡回来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大衣领子！父亲的手轻柔地一送，她便被撒向雪原。雪原的那一边是树林，在白雪和蓝天之间如同碳素铅笔的潦草涂抹。十岁的女孩正弯腰去欣赏火一样的狐狸，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与她的脸颊间，只是个极窄的错过。她向父亲喊起来：爸爸，别开枪啦，狐狸已经死啦！……然而第二枪、第三枪接着响起，子弹从她的发梢、她的肩膀擦过。她本能地趴在雪地上。同时喊道：爸爸，别打了，再打就打着我了！……父亲却持续勾动扳机。她顺着后坡滚下去，滚成一个大雪球。她边滚边哭喊：爸爸，是我呀！你怎么了？！爸爸，别向我开枪啊！……子弹却越发密集，在她前后左右溅起雪尘。她幼狐一般窜入树林，被子弹震落的雪，大片大片砸在她头上。她不再出声，判断这是个噩梦还是真实。等到一切都归于寂静，太阳移到天空中央时，她听见沉闷的一声枪响。
十四年后，她微笑地否定着里昂为她和海青的孩子取的一系列名字。她温存地摇着头，说：不好，不好，里昂你可真不如你看上去那么聪明。
我说：就叫海蓝吧。是男是女都可以叫海蓝。
王阿花说：已经知道是女孩了。
我想，上回那个胎儿呢？是男还是女？我看王阿花食指摁住餐刀，把肉和骨头分离。她有很好的家教，餐桌上的姿态高雅，跟米莉差不多。她把多廉价的东西都吃得秀气、从容、豪华，如同穿袒胸露背的盛装，有黑领结绅士陪同一样，但她从来也不对我们风卷残云的吃相提意见。里昂是变色龙，在高雅的环境和人群里，他便是头头是道的多礼，跟我和海青这样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混，他比我们更无产阶级，所有的社交教条都丢光。
海青说：叫海花。我已经决定，你们都少废话。
里昂说：你少废话，“花”是我的版权。
海青说：谁也没说不是你的版权。他脸转向我：这小子就是自私歹毒，别的毛病一律没有。你得承认，王阿花这名字还是不错的。
（11）
王阿花隐隐作痛了一下，跟里昂对视一眼。她躺在医院想自己的童年，对抱着一大束鲜花进来的护士说：请他滚，拿着他的花一道滚。然后她继续去望天花板上的那片雪原。十岁的她走到原野那一边，看见父亲没了，取代他的是一具没了头脸的尸体。她躺在产床上追悔：对父亲的爱和恨，结局是找来个跟父亲相仿的里昂——相仿的纯洁、相仿的绝对。她对着雪原一样的天花板鄙夷地笑笑：父亲和里昂都以为他们的人生宣言十分首创，其实他们不过在效仿。有一大串人可以供他们去效仿，这一大中人都摆出同一个烈士姿态，读着同一句潜台词，这句潜台词源于帕切克·亨利，帕切克·亨利即PatrickHenry。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竭力提倡宪法保护个人权益，（公司权益）个人主义至上的倡导者。
的著名句子：“给我自由，要不就给我灭亡”。这些自我法西斯自以为高贵于人类其他成员，他们其实不过是些自我中心、自我膨胀到极点的一帮自恋分子。他们的存在对他们自身和其他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选择的自由中是不包括你的，而他们选择的毁灭必将包括你。他们认为他们那高于一切的理想连他们自己都能眼也不眨地为之献身，何况你——你这盲目的、缺乏理想因而低贱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富有激情，拥有才华，因而极富魅力。他们是对抽象的人类有意义，而对具体的个人是祸害的一群人。
我从王阿花手里接过啤酒。我说：谢谢。她说：别客气。我感觉到我们间真正的答对不在这玻璃餐桌上。她其实在对我说：我什么底都向你交待了，以后看你的了。
我侧过脸去看里昂。他正听海青说话。他在听这种随随便便的话时也会精神专注到这种程度：像是在对付一阵莫名的剧痛。
海青说他可以把他现在偶尔做的那份工让给里昂。
里昂说：你管它叫工作？他说完便笑起来。
我问海青是不是做画框，海青的木匠活不错，给一些画廊做过画框。
王阿花向我解释了那份工作：某个医科大学和医药公司需要人去做试验。有时他们配制出一种安眠药，或者抗过敏药，他们就花颇高的价钱雇人去用那些药，提供足够的临床实验结果。在被实验期间，实验者和实验对象必须紧密相处，一旦有不测出现实验者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类似的实验还有酒精、大麻、烟草等等。海青有一次去实验烟草对人食欲的影响，另一次，是大麻对人性欲的影响。王阿花说：千奇百怪的实验，多了，你想都想不到。
海青接过话说：钱付得特好！整天什么也不用干，我干一回就能维持两个月的生活。
里昂对我说：你别信他。把人变成实验白老鼠，你想付什么价你才够本？付什么价也不够本。
我问海青：那他们让不让你出门？
里昂说：你想省得租房子是不是？
海青说：你别问他们，自个儿溜出去，谁知道？
我说：我每礼拜有三天得去学校……
里昂打断我：你想想，他们往你身体上用这药用那药，就是允许你去上课，你上得了吗？就是上得了，你敢去吗？万一药物反应不对劲，就是性命一条。
海青说：别理他。我常常溜出来。有回特逗，他们给我们用一种喷在鼻腔里治头痛的药。里面有毒品，不是大麻就是可卡因什么的。我用完觉得特来劲，连流浪汉看着都特英俊！连那些医学实习生看着都不那么烦人了——平常你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没劲！我就想，这种状态可太稀罕了，太利于搞创作了。我就溜了。结果刚一坐到地铁座位上，就过去了。
里昂看着我：美国你别想挣好挣的钱。
我还不死心，问：一次实验多长时间？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帮不了我什么大忙。不过或许挣的钱就够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诉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药实验，到现在舌头尖还残存着麻木。因为那种麻醉药是专为牙科洗牙，补牙，镀牙表层珐琅用的，必须麻醉得非常彻底，而麻醉范围又得缩到最小。
她说到这里叫海青张嘴、吐舌：海青的舌头上有块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为他舌头给麻醉到现在还没醒的恶果：他吃东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说：这你说不定能告他们。
什么说不定？我告他们告定了。就是手里没钱，请不了好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律师。
就是上回你假造车祸请的那位？那个不行。
怎么不行？他不赢官司不收钱。
那家伙不行。先跟你合伙坑保险公司，再回来坑你。那种人属于干点小缺德小丧良的事还行，让他拿下大案子，不灵。我这案子，我找过律师咨询，弄好了就成百万富翁！你想想，等于弄死了我半条舌头！
半条舌头你想敲一百万出来？懂不懂美国法律？你这行当又不靠舌头挣钱。你要是个厨子，或者饮食评论家，要不就是评估酒的专家，他们害得你丢了半条舌头，你的专业水平就要受影响，说不定饭碗都砸了，那他们才管赔你。他们赔的是你后半生有可能挣到的工资、奖金，你有可能用工资、奖金余下的钱买的股票。我上回一个肾才值五万块，你一条舌头就想成百万富翁？
那是啊——一个人只有一条舌头，但肾倒有两个。阿花，你看我还没成百万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脸绿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对我微笑一下，说：都喝多了。
我说：没错。
里昂突然回头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这样认为：他是酒胆撑着而把我的手搁在桌面上爱抚。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脸因为微醉而潮红，目光也因为醉意而更加锋利。不醉的里昂对自己锋利眼光有所顾忌，总是让浓黑的睫毛半垂，压去一些光芒。他现在不再为别人着想了，随目光刺来刺去，冷光凛凛。不知为什么，我刹那间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蔼双眼，那种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这一瞬感到强烈的想念。随这想念而来的，是对握在里昂手心里的手感到困惑。我想，这是我的手吗？……不，不对，我在想，这样一雌一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是什么名堂呢？……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片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诉我她最后一次参加盛大酒会的情形。六十多岁的米莉对已开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进白宫大门，走进人群，发现人们表面上看着谈话对象其实目光远远穿过了谈话对象不知在看着什么。女人们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险、悬然地举起，晃来晃去像她们手里随时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槟酒。米莉走啊走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让自己站定下来，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脚杯里细碎起泡的香槟酒、岌岌可危，随时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这时她得救一般看见一个熟人，一个四十多岁、像米莉一样阔的贵妇。米莉问她：哈罗，你可好啊？贵妇说：见到你真好！你这一向怎样？米莉说：还行，只是我母亲上半年去世了。贵妇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脸绯红，但一看，原来贵妇不是针对她母亲去世的事件，而是已进入了同下一个人的新一轮周旋。米莉从此后不再去任何盛会。捐掉了所有夜礼服。
这时我听见海青说：里昂，说真的，你得干点什么活儿，不管那些活儿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处。你好歹得干点什么。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分上，我这样跟你推心置腹。
这声音有一种威慑。我去看海青的脸。他的脸比他的话要百倍的推心置腹。
里昂没有说话。他在认真地把这些话听进去。他在认真体味这话的严肃。
王阿花脸上出现一点儿不安。她的膝盖轻而狠地磕了一下海青的腿。
海青如同毫无察觉，更加中肯沉痛：记住你怎么失去了阿花。
闭嘴，海青。王阿花悄声说。
海青大概在来之前就打算豁出去了。他说：除非你不打算去爱一个女人，不打算跟她。
我感到里昂覆盖在我手上的掌心正僵冷下去。
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紧的时候跟我疏远了两礼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识到让他在我这个案子上瞎耽误工夫不上算，把他紧急派遣出去，增援机场的“反恐怖活动”去了。
审讯我的又换成了大块头。他显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光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nity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风，没有奖学金，抑或像里昂那样去卖肾脏等等后果。此类后果离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谢谢，不过你帮不了。”
“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很遗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钟，他又说：“你刚才说的严重后果……”
“没错。”
“能再讲得具体些吗？”
“对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你还要怎样具体呢？！别装着你不知道做个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学期终结作业，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门门课拿“A”，哪个教授推荐也没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从系里教授一路腐蚀上去，把当权人物一个不剩地腐蚀掉，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给一个把期终作业写成糟粕的女留学生九千块奖学金。
他清了清喉咙，同时把领带松了松。松开的领口露出他粗壮的脖子，一早用刮脸刀刮过的脖颈上一片密集的鸡皮疙瘩。它们颗粒饱满，每一颗都大得惊人。这是火鸡的脖子。
“那么，你当时被指派为战场特别记者时，心情是？……”
“是特邀记者。”
“对不起。”
“没关系。”
他婴孩般纯真的眼睛飞快眨动几下。他心想，这女人真能瞎插嘴；这下好，我忘了我刚才说到哪了。
“你刚才问我，在当战场特邀记者时的心情。”
（12）
“对对对。”
“我心情很激动。”就跟当年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向他的祖国人民说：“别问你的祖国给了你什么，问一问你给了你的祖国什么”，我全身血液里也流窜着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学。那种生物化学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温度，迅速达到沸点。这种“咕嘟嘟”沸腾的血液使人放弃个人准则的道义和是非，背负起他人的（他父亲他兄长他亲族他部落他种族他国家，总之，由无数他人组成的集体）道义和是非。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还要去裁决全人类的是非，干涉全人类的道义取向，在他进行这种他自认为崇高的裁决和干涉时，“我们可以背负起任何负担，跨越无论多遥远的距离”，他在这时赢得的拥戴是你们给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种坚信自己民族正义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们一样，听任浑身血液“咕嘟嘟”地开锅。坚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军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于正义和非正义，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让你们别跟自己的政府过意不去，别去理论自己社会的是非，先把你们运过太平洋，去跟一帮黄皮肤、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里拒绝去万里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逮捕了。拳王阿里平常玩命的时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现了非常质朴的是非观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对手；我凭什么去揍那些我压根儿不认得的人？我不能因为白宫和五角大楼那些陌生人想揍他们我就得揍他们；他们在热带雨林里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上跟他们玩命吗？白宫和五角大楼那种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着为他们去玩命吗？再说了，去揍一帮没名没姓热带雨林里的陌生人，又有什么接头？！拳王的基本原则“TOBEORNOTTOBE”非常单纯明了——揍，还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则为他做出最终决定：不揍。
“……多么有趣——越南人先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尽管我们两国是敌对立场。”
“哈哈哈。”拳王阿里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转水转玩命的最终是白玩命，到头来发现揍错了人算谁的？他觉得你们这主义那主义有我什么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实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对手。糊里糊涂去接糊里糊涂的陌生人，对拳王来说，不大地道。
“当时你对中越边境冲突怎么看？”
“当时我就是想当英雄。”
“你不管正义是否在自己一边？”
“你呢？有没有怀疑过正义在握？”
“当时我不怀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们就去找刘先生的别扭。把一个充满小布尔乔亚情怀的刘先生监控起来，让他在你们的望远镜焦距中行走和活动，在你们的窃听器磁带上谈公事和谈文学诗歌戏剧以及谈恋爱（刘先生在美国迫害共产党分子最激烈的时刻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在你们的档案柜里荣幸地跟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做邻居，在你们的拘留室里头一次体验男性对男性的性袭击。“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现在……”他的大脸蛋一僵，心想：怎么就轮到你来盘问我了呢？“你当时上战场有没有畏惧感觉？”
“有啊。”我挎着“五四”手枪，军装口袋揣着特别通行证，它能让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车时将它往列车长眼前一晃，说：给我弄个卧铺。那种“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扬威感觉还是挺棒的。
“有畏惧感就证明你潜意识里有反战情绪。”
“噢。”
“你认为你有反战情绪吗？”
“我倒不反战。我比较讨厌那一大群采访者。他们到了野战医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么采访者？”
“什么采访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脸蛋倏然向我面前凑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们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他们真实身份是观光客。他们上前线是去观光的。”
他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或者俏皮得不是时候。
“你不认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情报人员？”
“不会。”
“为什么？”
“智商差了点儿。”
“哦？你们中国什么样的智商可以做情报人员？”
“不太清楚。”反正你这样老跑题肯定不行。
“你认为你的智商够不够呢？”
“够什么？”
“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锅糨糊。我一时竟想不起我曾经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不过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当时多半讲的是谎话。可我的谎话我现在要背诵不下来，事情可能对我不利。
“我们当然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什么地方？”
“我到现在都对美国地理很无知。何况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马里兰州？”
“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马里兰州和密西根州有什么不同。”
“但我敢打赌你能分清马里兰州和北京。”
“没错。所以我一再告诉你，我跟戴维斯不是在北京认识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说你和戴维斯是在马里兰州一条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现在，美国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样。”
“印第安纳和弗吉尼亚的公路，也一模一样？”
“啊。”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和戴维斯是在北京认识的。”
“不会吧。”
“你意思是我们不会了解这情况？”。
“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北京认识戴维斯。”
“也许你不认为那叫‘认识’。‘认识’得要点时间。是不是？”
“在中文里，认识就是认识。认识属于直觉。”
我开始在他脑子里搅糨糊。
我见他嘴巴一动，恐怕他又想在我们俩之间做思路向导。我忙大声说：“你懂‘悟’这个跟禅有关的字吗？”他嘴又一动，我忙着再次截断他：“等你懂了‘禅’中的‘悟’，就对我刚才讲的‘认识’没太大问题了。时间到了，我得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约了六点见面，他得给我的期终作业提修改方案。再见。如果我们在圣诞前不再见面，那么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圣诞快乐。圣诞到新年期间，我要离开芝加哥，所以也在这里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请留步。”
我走了很远还在想我那二十响连发的道别和道贺。大块头便衣瞪着眼看我动作和嘴皮子一样麻利：穿衣、戴围脖，背上几十磅重的书包，脊梁领路飞快地退出那间审讯室，退出了长形的办公室。
回到牧师家，我看见牧师太太的留言，说她写了封信给我，已经搁在我卧室里——她从我房门下面的缝里塞进去的。
我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信。撵房客这类事很讨厌，常常要伤和气。常常有一堆账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来完成。扯皮就免不了两败俱伤。对于温厚的牧师太太，这样的事非常难为她。她知道不管我实质上多么厚颜，但表面上还是含蓄、柔弱的礼仪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话用电脑写出来，这样事情变得婉转不少。我想，既然是这样一封信在我房里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我从被我烤得焦黄的吊柜里取出一包方便面，又去开冰箱取鸡蛋。我已经很久没买蔬菜了，见到冰箱里有半袋碧绿的菠菜叶，不由得食欲中烧。我基本上已被房东捧出门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沾最后一点光——我从塑料包里掏出一把菠菜叶。十分钟后，我的锅里有了色、香、味。我在留言板上来了一句“用了冰箱里的菠菜。谢谢。”我当然不会学习老八路留几毛钱。但老八路“明人不做暗事”的作风还是值得借鉴。
我把面条端到桌上去，又为自己铺好餐纸。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踏实。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只小锅搁在桌上，下巴几乎架在桌沿上，两脚在桌对过的椅子上歇着，耳朵听着收音机里惠特妮·休斯顿的歌唱，嘴里“呼啦呼啦”、热气腾腾、连汤带水吃着方便面。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我感觉到我此刻在做的，是礼貌苦旅中的歇息；我其实在别人的国家夹着尾巴做人早就做得累坏了，此刻我从仪态上到操行上，都给自己来了一次休假。
牧师太太从厨房门口走过。她大概以为牧师回来了，把音乐开得这么响。但她一见占领了厨房的是我，眼睛出现一个大问号。我对她一扬手，说：Hi！
她似乎这才确定她看见的确实不是别人，是我。她想，这个貌似胆怯、多礼的东方小女子果真面目繁多，不知她哪副面目是真的。她搭讪地问了问气候，身体已在撤离。我看见诧异在她眼里飞快发酵。她一再地想：假如这东方女人此刻是真面目的话，这三个月的装蒜可够她受的。
这时我的手机在书包里响起来。我跟牧师太太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便去书包里翻找电话。为了图价钱便宜，这个移动电话的分量等于一只小哑铃，体积也相当可观。所以它总是沉在书包底部。等我的手穿越了所有书本。摸到它，对方已改了主意把电话挂了。但我假装电话接通，这样牧师太太可以把我一个人剩在厨房继续舒服。
牧师太太却走进来，为自己做了一杯热巧克力，在我对面坐下来，同时把两只脚架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她笑眯眯地听我对着手机讲中文——反正她听不懂，听听也无妨。她把我刚才正做的填字游戏拖到她面前，顺着我做的做下去。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是供时间上太富裕的人玩的，我今天在时间上一改平素的吝惜，令她再次给了我一个惊讶的眼色。我对着毫无反应的手提电话不知在胡扯什么，心里琢磨她不走我是不是该走；若走该如何走；走的话她会不会觉得我提防她；若她认为我提防她提防得多余，她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她对我巨大的失望和识破之上，是否又会增添一层失望和识破？……
我正跟自己聊得热闹，突然听见“嘀零零……”一声。我见牧师太太蓦然抬起脸，瞪着我手里的移动电话。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嘀零零”来自哪里，又是一声“嘀零零”。响动就发自我的手机。
我跟房东太太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她是真莫名其妙。她不懂人间绝大部分花招，更别说我这儿的东方花招。她家祖祖辈辈都是缺乏花招的人。她嫁的也是个在花招上贫乏的男人。因此她什么都去猜就是不去想这是我耍的花招。
她说：这种新科技就这么讨厌，永远也别想弄清它到底有多少花招。
我说：可不。
我赶紧掀下回答键，对话筒说：哈罗？
电话里是个英语纯正的女人。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爸爸昨天夜里中风了。女人说。
我说：哈罗？！什么？！？！
牧师太太看着我，我也以同样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她。这回我是真莫名其妙。
电话上的女人说：我父亲昨天夜里中风了，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
我说：哈罗？什么？！
我又耸肩又把两个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牧师太太也是又耸肩又把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
电话里的女人说：对不起，你听不清吗？是这样，昨天夜里我父亲中了风，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说：哈罗？！？！？！……
牧师太太说：她说她父亲中风了，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看看她年轻光润的脸：这下惨了，她居然听得见——她一琢磨就知道我刚才玩的花招了。她却一副心如火焚的样子，恨不得立刻变成我的助听器。
电话里的女人这时哭了起来。她说：父亲买了机票，准备去芝加哥看你……
我这才悟过来，电话里的女人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她是刘先生的女儿。
我说：上帝，我们前天通电话他还好好的！现在他怎么样？！
刘先生的女儿说：不知道。他还没醒过来。……呜呜呜，我今早乘飞机，刚刚到……
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
没有。……呜呜呜。
那是谁把他送进急救室的？！
（13）
牧师太太意识到我在讲英文，便赶紧站起，手急忙去抓那杯热巧克力。她认为既然她能听懂我们的对话，她就不该听了。她脚步飞快地离开了厨房。
警察。呜呜呜。
警察？！
我爸爸还算走运，他昨晚出去看戏，回家十一点多了。进了家门他没来得及拨密码解除防盗报警器。所以他倒下五分钟警车就来了。呜呜呜。
你别哭。说不定刘先生会很快恢复。
你能来一趟吗？……我的期终作业还没完成。
等你完成了，来也没用了。我爸很欣赏你，说你比我懂事体贴，又勤奋又用功。你为什么不能把期终作业拿到这里来写呢？
我心想，我最大苦衷还不是期终作业，而是旅费。我上哪儿去筹这笔机票钱呢？我对刘先生的女儿说：我想好再回答你，好吗？
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芝加哥看戏，我知道那不是实话，他主要是想去看你。他觉得你孤身一人在美国，暂时得有个爸爸，……呜呜呜。
哦，看上帝份儿上，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
你一定要来，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得中风的老人打交道，我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想，我也没有跟中风老人打交道的经验。挂了电话，我心事重重走进卧室，见到地上的信封，上面是牧师太太的手迹。我抬起信封，打开它，里面却是一封给“亲爱的教友”的信。我再往信封里看，才发现一张小纸签，房东太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等你读完这封信，就什么都明白了。我赶忙把那封两页纸的信读完。大体上它把我是怎样一个穷光蛋介绍了一番，然后号召全体教友为我捐款。牧师太太告诉教友们，我每天如何勤奋地读书、写作，如何是个对美国文学艺术将会有贡献的人。信中也提到了FBI，我这才知道牧师太太对FBI的印象不佳，她对她的教友们说：让我们以诚挚友情把这个不幸的中国孩子带出FBI的阴影，领到我主的关爱中吧！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直纳闷，牧师太太怎么没提到我付的房租及水电费。
我急忙走到起居室，却发现巨大的蜡台下仍压着那一笔笔钱。牧师夫妇竟没发现我争取做良好房客的实际行动。但我立刻感到侥幸；我去看刘先生的机票有着落了。我把钞票从蜡台下抽出，赶紧回到卧室去给里昂打电话。他对买各种廉价机票、音乐票、球票在行。他不在家，我便直接把电话打到“无出路咖啡馆”，他果然在那里。“无出路咖啡馆”里有块黑板，各种投机倒把的人把自己的名片贴在黑板上。里昂十分钟就为我找到了一个机票贩子，一张去洛杉矶的“红眼睛”机票只需两百零八元。
一小时后，我和机票贩子在牧师家附近的“7－11”杂货店接头。机票贩子说他只收现款或大麻。我递给他一摞二十元的钞票，他认真点着钞票，我认真检查机票上的所有细则是真是伪。
他说如果机票出差错我可以扣下里昂当人质。我笑着回答，如果他发现伪钞，也尽管拿里昂做人质。他跟我一块儿走出店门后，我发现他手里出现了一块火腿三明治。我问他除了机票他还卖什么。他咬了一口三明治，骂骂咧咧地说这种杂货店冰箱里的三明治都是木乃伊。他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三明治扔进街边垃圾桶，同时反问我：你想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什么你都能买到？他说差不多。上次有人通过他买到一颗女人的卵子。我装着没事，心想没准就是这小子差点做了里昂肾脏的掮客。我向他打听一个卵子标价是多少。他说没有统一标价，价格要看卵子的主人多大岁数，什么人种，学历，健康状况都会影响价位，他说：打个比方，你的卵子应该价钱不错，因为你看上去像个博士生。我说：硕士生。他说：博士和硕士差价仅是一两百元。他又说：黑头发比红头发价钱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般红头发女人性情不好。我问他黑头发的价码是否低于金头发。他说：这就得看谁买了。有人认为金发的人多半智商不高。但大部分人愿意他们的女儿有一头金发。我说原来此中学问颇大。他说当然，有关遗传工程的书籍他都写了好几本了，只是得自己花钱出版。
我留了他的呼机号码，假装走进一幢四单元的公寓楼。直到他瘦高而弯曲的身影消失在街口拐弯处，我才穿过马路回牧师的家。我不愿暴露我的真实住址给一个人类器官掮客。
刘先生温文尔雅地在氧气管、输液管、排尿管的网络里持续昏迷。我看着床头床尾都是鲜花，心想这位女儿就用鲜花来伺候她父亲。她把我从机场接到医院后，马上到走廊上打投币电话去了。她说她有一大堆事情要忙：要取消两个晚宴，要推延她去加勒比海的避寒旅行，要把她为男朋友订的生日蛋糕上的贺词改写，还要打电话给兽医，推迟她那匹马的体检。除去这些，她每小时给她孩子的保姆打一次电话，看看保姆是否让孩子按时进餐、马桶训练、看图识字、出门散步。或者检查保姆是否在电话上跟朋友或姘头瞎聊天。这个离了婚的年轻母亲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忙。
我坐了一夜飞机，站在刘先生旁边不断打着短促的盹儿。刘先生倒没有明显病容，只是没有那股洁身自好的力量控制，他的嘴唇和下巴显得过分松弛，过分软和，便使他乍一看像个老奶奶。
我母亲穿着白色细绒衣，背带工装裤的照片一直夹在刘先生的相片簿里。我想象她就是这身打扮站在门口，望着突然造访的李师长，呆了。她说：请进吧。不过地方好小，首长不要笑话。她还有三个小时就要随刘先生去美国了，房间里不值钱的都做了小小人情送给了房东，比如被褥、窗帘、帐子、凉席，一些家乡特产的蚊烟，一套不粗不细的瓷器，两个铁锅一个砂锅。稍值一点钱的那架老式无线电和一些书，一套大小俄国木娃娃（刘先生赠她的礼物）就暂时存放在房东太太那里，等着魏小姐来取。
李师长说：我刚刚开完会，顺路过来看看你。
李师长一看见两只帆布箱搁在亭子间门口便说：要出门啊？
不是。想换一处房，这里太小。
什么时候搬家，我叫司机开车过来，再派两个战士给你，归你指挥。
我母亲心里一定早在搬家了。她知道刘先生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这条弄堂可停不下两部汽车。她请李师长坐。李师长说开会坐累了，站着伸伸筋骨。她说她马上去房东那里讨杯开水，给他泡茶。
李师长却拉住她。把她径直拉进自己怀里。
他说：要搬家索性跟我一块儿搬吧。
她看着他不善表情的面孔。她想人们说的威风凛凛可就是指这张面孔？她伸出手指，摸着他线条极硬的下巴。她看见自己的手指那么胆怯又那么好奇，是个孩子的手。一个招惹暂时温和的大兽的孩子。她看见自己的手跟他的脸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点使她肉体深处再次发生那种奇特的抽搐。
她说：我去给你弄茶。
他说：别去了，我不渴。
她说：哪能茶都不给你喝？我一会儿就来。
他说：我真不渴。他的心给她抚摸得作痒。
她说：你可真是当兵的啊，上海有谁喝茶是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李师长肯定给我美丽年少的母亲那一娇一嗔弄得全身无力。他觉得老人说“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这话有问题；应该是“少女的脸”。这脸才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云雾、绮霞、彩虹，时时都让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面孔怎么始终就一个灰淡的气象呢？
我怀疑我母亲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过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来看看这个三角关系该怎么处理。她在房东的厨房拎起竹壳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进宜兴紫砂壶。灶上在蒸银耳，我母亲听着自己的念头在温火上咕噜咕噜作响，又化成稠厚的白雾，漫卷在四壁油烟的灶房间里。我佩服我十九岁的母亲，在那样的关头还没慌得把开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听任自己的念头不紧不慢地咕嘟着：他俩你更爱谁？突然她又一想，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去想“爱”这种无用的字眼？她判断李师长今天一定不是顺路，而是专程来的。那就是说，他心里已打定了某种主意。他刚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个共同的家了。
她这样就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清楚。她便跑到三楼，向房东太太借用了电话。她给魏小姐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刘先生不必来接她了，她在外面还有几桩小事要办，办完事她便自己直接去机场。魏小姐觉得奇怪，问：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电话吗？我母亲说：他的电话线忙啊，我打不进去！我又马上急着要出门。
此刻不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她便继续对李师长偏心。她总是对李师长偏心，对此她是没办法的。
她把茶端给李师长的时候，抿嘴一笑。
李师长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来搂她。我母亲觉得这个军人搂得她非常舒服，远比刘先生搂得对劲。她说，等一下，差一点儿忘了。她拿出一叠白手帕，一共七块，每块角落上都绣了个“L”，五个“L”是黑色的，另外两个一绿一红。我母亲身上还保存了一些乡下女孩的示爱方式，比如绣个帕子、袜垫什么的。她偶然路过一家正在倒闭的铺子，看见这些便宜得等于白捡的细纱手帕，便买回来绣上了刘先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
李师长说：这是什么？
我母亲说：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头的？
李师长说：要这么多，一辈子也够用了。
我母亲说：这五块有黑字的，是从礼拜一用到礼拜五，绿的是礼拜六红的是礼拜日，以后你忙昏头也晓得日子。
我母亲和我父亲讲话的调子，就是从那天晚上定下来的。后来当然有些变本加厉，娇嗔少了，教训越来越多，渐渐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结结实实的训导。我父亲直到某一天，发现教训自己的不再是那个娇嗔可爱的少女，而是个两鬓斑白的黄脸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农村妻子实际上有多温柔。
李师长就在这天正式开始做我父亲的。当然他在这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亲。我想他一定是这时让我母亲怀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断定我妈这天还是不是处女。在我见到刘先生后，我分析我母亲第一次跟我父亲做爱时很可能是黄花闺女身。我父亲在我长大后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和母亲的关系；他痛苦地想弄懂，那个温顺的小美人儿怎么就给一个黄脸婆偷偷掉了包。他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了她掉脑袋都愿意啊。
李师长抱着掉脑袋的甘愿将我母亲搁在卷掉了褥垫的床上。棕绷上铺了那件军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着眼睛，似乎都在问对方：这样做你以后会怎么看我？会小看我吗？……李师长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只漂亮的手枪搁在我母亲头旁边。那意思是，你要有半点被强迫的感觉，你就开枪；我是不够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枪被搁在离他手几寸的地方，似乎还有另一个解释：这时候闯进个人来，让他们生死攸关的好事猝然中断，他抓起枪便毙了他。我父亲差点毙掉那个人，就是现在躺在各种橡皮管子交织的网中的刘先生。
刘先生并没有接到魏小姐的电话，因而他按预先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来接她。他自己的车已经三文不值二文地卖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辆白色雪芙莱，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装，扎个黑领结。他把这次旅行当蜜月来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后再举行婚礼。他坐在雪芙莱宽阔舒适的后座上，手上戴着雪似的手套。他的这双手将要将一位玉人搀下楼，扶入车内。他以白日梦的眼神望着车窗外的豫园路，梧桐落叶铺得马路柔软起来。萧萧秋叶已提前做了刘先生怀乡梦里的景物，街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心情中，他们对一个新政权又畏惧又新鲜。刘先生的出国让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芙莱拐进了弄堂。刘先生听见司机自己在跟自己嘟哝：怎么可以这样停车？这样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刘先生这才发现那辆解放军吉普再次攻占了这条细小的弄堂。他感到喉咙口发紧，连司机问他“是不是这条弄堂”他都答不上来。
我看着刘先生病床边的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不紧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动。那一声声“嘀、嘀”的搏动，也是不紧不慢，却让我感到那颗心脏的孤单。这份孤单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然是在一阵癫狂的胡蹦乱跳之后。四十多年前，同样的这颗心脏紧紧堵住刘先生的喉口，他立刻感到空气也不够用了。并且，一股锋利的甜腥气从封塞的喉管冒上来，充满他的口腔。他觉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内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样下了车。他见自己正向司机交代一句什么。但是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没听见。他只是看见司机的鸭舌帽上下动了动，表示领受了他的交代。他这时看见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菁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时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这里。这把钥匙是一个重大象征。他看见自己的手狠狠一拧。钥匙便松动了里面的锁。他突然觉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地白，白得他不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钥匙，自己熟门熟路地将它揣回西装口袋。钥匙却错过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钥匙。上面一个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边，拖了一根丝穗。
（14）
我想不出刘先生当时的脸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乌黑的楼梯扶手，马上破坏了那上面均细的一层丝绒般的灰垢。刘先生平时上这楼梯非常小心，不让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这会儿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级级台阶。当他走到两段楼梯之间的空地时，一个粗大嗓门在他身后响起：你是干什么的？！
他回头，见发出这样不斯文声音的人站在楼梯底部，门外亮着的天色与他穿军装系绑腿端冲锋枪的身影构成了一张底片。
刘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么。
但那端枪的身影使他意识到他或许讲了句冒犯的话。他还意识到这军人是个卫兵，他的冲锋枪朝一个侵入他警卫范围的人发射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
卫兵十分敌意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来。
我是来……
下来！
他发现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头楼梯上的脚。
我叫你下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乖乖地迈开下降的步子。
卫兵说：这是你随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乱了，因为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最新的优越阶层。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身土布军装，语言里充满大葱气味，（这气味被三教九流的上海人统认为是臭）他敢对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骄成这样。
刘先生感到尊卑、贵贱、优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两个牌局之间，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对卫兵说：那么，劳您驾去请殷小姐出来。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能打扰首长。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点的飞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来接她的。
卫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个看法。
刘先生想，他在这支军队眼里，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着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读着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颗小布尔乔亚心脏的记录。我想刘先生当时一定以他风雅的高姿态平衡内心的狼狈和屈辱，走到了门外弄堂，故做轻松地告诉雪芙莱的司机再等一刻钟。他做出不与卫兵一般见识的模样，掏出烟盒，点了根烟。卫兵的双眼和他的枪口一齐黑洞洞地瞄着他。一刻钟过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间的小窗，窗帘淡蓝色，洒着细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极。
刘先生在第二个一刻钟后哑着嗓音对司机说，走吧。他意识到两只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们摘下来，扔在车内的地上。他想，心碎并不是那样疼痛，而是一种迟钝和麻木。
他的迟钝和麻木直到他碰到一个女学生才开始消退。他在到达美国的第二年开始私授一些中国的诗、词和曲。我想他属于那种人，在中国热爱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热爱中国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亲的一笔字就更觉得中国可爱，爱得他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私授中国艺术课，是为了解闷，而他不多的几个成年学生，也为了解闷。女学生跟他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两个月。他所有的恋爱给了我母亲，剩余的，就给了这女学生。
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有那么几天异常，宁静祥和，双手捧着一杯从热到冷的茶，坐在藤沙发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张圣诞卡片之后。魏小姐曾经替刘先生和我母亲做通信的中转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亲戚。如此漫长曲折的邮路，他们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这趟邮路的我母亲，就又变成了温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断定，只有经历过惨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丽的。
我见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蓝窗帘时憋回去的。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发生的：李师长正在攻占我年轻的母亲，他一只手伸向手枪，打开了枪保险。他和我母亲在听见刘先生和卫兵对话时同时勒住了激情，他们刚被熔铸的形状“咝”的一下冷却在那里。我母亲不懂那“咔嗒”一声是枪的保险栓被打开了，它腹内的子弹任何一瞬间都会失禁。她发现自己的手攥在李师长的小臂上。在那以后的不少天，李师长的小臂上都留着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说我父亲用手枪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讲道理的时刻。我认为我母亲真正不计代价爱的惟一男人，就是我父亲。那是她惟一一次把自己交给荷尔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体做牺牲奉献出去时，心灵完全出窍了。而不是在一旁侧目而视，算计成本和盈利。而我母亲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点，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刘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全面征服的一个细小局部，是师长大人的战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么渴望做战利品。她的暗示使刘先生更是伤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转地请求我母亲的宽恕，怨他在两个枪口一明一暗对着他时，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当我走出洛杉矶海关时，刘先生含在眼里的老泪是四十余年积下来的。他做梦一样看着我母亲如何将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刘先生从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国一次，却从来不和我母亲见面。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闲。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
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拔，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扭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么？！”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15）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撅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她企图挑逗我伺候她玩游戏，我却老实巴交的怎么都行。穷到我这地步，也就没什么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谈遗产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钱是个丑字眼。穷成我这样，大概也能出来一种大气。能诚实地承认穷，诚恳地表达对于钱的兴趣，就是穷者的尊严。能够正面表示对于钱的进取心，是向文明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激简妮弗（加西卡）。
我说：谢谢你，简妮弗。
她说：不用谢。不过我的名字不是简妮弗。我叫玛伦达。不过没关系，千万别跟我道歉。她笑起来。
对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记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说“对不起”。
谢谢。
你“谢谢”也说得太多。
好的。
玛伦达拥抱了我。我们都属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拥抱起来显得特别紧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欢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就是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样的话我没什么意见。
她转身对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里捏着她给我的支票。所以我脱口说道：谢谢！
你看——又是“谢谢”！
我右脚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这姿势在玛伦达眼里是谦卑的，是形体的苦笑，有点像《茶馆》里王掌柜的“稍息”。
我想我这么个穷光蛋，又是在异国做穷光蛋，“谢谢”与“对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阵呢。
我揣着上千元钱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宝行赎我的钻戒。
我对老板笑了笑说：还认识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说；当然。
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戒指。
老板从腰里拖出一根镣铐般的粗链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钥匙。他看也不看就从那堆钥匙里拈出一把，打开一个柜台的门。取出一枚贼亮的玩艺儿。它被套在一根白丝绒的模拟手指上，贵重得我都不敢认。
老板伸出两根小泥肠手指头，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码签说：三千二百元。
我说：啊？！
三千二百元。
你只给了我七百块，就从我手上买走啦！我瞪着这张笑眯眯的脸。它看上去并不像这样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我当时是六百块从你手里买来，我这时候还得请你付三千二百。
怎么可以这样？！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还属于我的东西。
老板脖子一缩，两手朝两边一摊，黑眼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对上帝。
我也得吃饭啊。他说。
你是得吃饭，可你也不能顿顿吃龙虾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问题。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赚了两千五？
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圣诞节前的折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漂亮数字，三千元整。大过节的，那点零头也算我一份圣诞小礼物。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很残忍。
你如果有现钞的话，我不收你税。他的小泥肠食指在小计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数亮给我：你看，这是税钱，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诞礼，这一来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门。他还在我后面叫唤：你回来！咱们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来的话一定要弄只黑袜子套在脸上，弄支枪端在手里，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钥匙挨个使一遍，我得把五十个柜子全清理干净。
我只好戴着假钻石去见安德烈了。他给我的圣诞礼物竟是一大帮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继祖父，两个高中好友，三个大学友好，以及劳拉，都被他邀请到芝加哥来给我一个圣诞大团聚。
我来到密西根大道上的“联合大陆”酒店，见劳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巢上放了两杯黑马提尼。劳拉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黑马提尼，因为这个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游泳场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马提尼了。我说我反正一窍不通，还是来点吃的比较实惠。
劳拉马上说：喏，你看这个怎么样？生菠菜拌松子。要不来一客“卡威亚”？
我说：什么是“卡威亚”？
安德烈告诉我“卡威亚”是俄国鱼子。
我说：有炸薯条吗？
劳拉说：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对我说：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劳拉糟蹋自己的钱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钱更不眨眼。不过她确实是糟蹋钱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乐的学问。这个酒店的黑马提尼真的很棒。要不你尝尝我的？
我在他杯子里喝了一口。没喝懂什么。但我说：没错，很棒。
不一会儿，劳拉面前上了一小盘橙色透明的鱼子和切成小块的黑面包。东西摆设得极像珠宝行。
安德烈根据劳拉的推荐，要的也是这里的名牌：菠菜拌松子。菠菜一共十几片，贵重得不像泥里长出来的。安德烈给了我两片菠菜叶和五六颗松子，劳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鱼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条的盘子边上。我惟一吃得懂的还是炸薯条。他们这样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钱。
劳拉说：知道我为什么情愿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吗？
我说：犹太人不过圣诞。
安德烈说：那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闹翻了。
劳拉说：你怎么知道的？！
安德烈说：你告诉我的。
劳拉的脸转向我：不可能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安德烈说：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诉我的。他对我说：假如劳拉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闹翻了。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听她讲过任何人坏话，除了她父母。
劳拉两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麦当劳”符号。她说：我什么时候讲过他们坏话？我讲的全是实话。他们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说每月补贴我一千二。现在我把它租下来了，跟他们说：当时说我只出零头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能这么坑人——租房契约签了，钱呢？！他们还特有理，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你会提升，工资涨了一万多。你看，父母应该在孩子有成就的时候给奖励才是父母啊，我晋升了，他们不加钱反而连原来答应的都不算数了。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要是我母亲接的，我就说：请问大卫·艾德乐在家吗？我母亲说：劳拉看上帝份儿上别逼疯我！我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人要对犹太人许多坏名声负责。
劳拉往一小块黑面包上抹鱼子酱，手势优美。她抿紧嘴巴咀嚼，五官仍在继续刚才的愤怒陈述，瞪眼挑眉，嘴角下撇。她的肢体语言更丰富，缩肩扭头，意思是说：有这样的父母，你们也会疯。
侍应生送来账单。劳拉很快算出我们三人每人该摊多少。安德烈付了我和他俩人的，劳拉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说：找我十六块五。
安德烈和我都开始翻钱包，凑出十四块。
劳拉说：还欠我两块五。
安德烈笑嘻嘻地说：你点的东西最贵。
劳拉也笑嘻嘻地说：谁让你点便宜的？
安德烈乐出声来，说：那我先欠着账吧。
劳拉对我说：你帮我作证。
我说：行，我作证。
安德烈用中文跟我说：你说我会跟她恋爱吗？
劳拉说：他肯定用中文叫我“犹太公主”。
安德烈说：我用英文也叫你“犹太公主”。
劳拉想说什么，却嘿嘿笑着住了嘴。等安德烈去了洗手间，她说：知道我刚才想说他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揭他短儿。
噢。
不问问我想揭他什么短儿？
好吧。你想揭他什么短儿？我听上去是真有兴致。
他给你买这个订婚戒指的时候，是我陪他去的。我提议去Tiffany买，他说太贵。总算被我拉进Bloomingdale，我要他买一克拉的，他最后还是买了这个半克拉的。你要是跟犹太男人订婚，至少给你一克拉！我父亲送过我母亲十克拉的钻戒，信不信由你。
我信。
我母亲戴出门的十克拉是仿制的，同一个工匠做的，仿制得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要仿制吗？
为什么？
因为那么大的钻戒是不可以戴的！只能存在银行保险箱里。仿制的那个也要三千多块。说了你都不信。
是没法信。
后来我要安德烈去刻名字。他还是依了我。你喜欢这种字体吧，古老得接近沙勒梅羊皮书上的字了！
什么字体？
你没看见？！
劳拉问我要我手上的戒指，我把伪钻戒脱下来。她盯着戒指后面看了半天，然后又来看我。我心里想，全完了。
劳拉说：这后面刻了你们两人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她觉得我非常可疑。
我说：你真看不出来？
她越看我越可疑，一句话也讲不出。
我笑起来：我以为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呢。——这个是仿制品。
我这个大疑团在她眼前立刻化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她母亲的十克拉钻戒神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怎么敢把真的戴出来？我也把它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劳拉说：我说呢。——第一眼我就觉得它不像。不过圣诞节你该戴真的，因为安德烈家的三代人都来看你，你戴假戒指，可不够隆重。
原来局势仍不妙。我心里飞速盘算，去哪里弄到三千块，去把那个真玩艺儿买回来。看护刘先生我挣的一千来块钱倒是一分没动。可我上哪儿去找那两千呢？我的朋友全是艺术瘪三，榨干他们也别想榨出四位数借款。我突然想到那个“人类器官掮客”。我跟安德烈和劳拉告假，说我有个紧急电话要打，移动电话的电池又耗尽了。只得去找投币电话。安德烈从口袋抓出一把硬币，一手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将硬币放到我掌心上。他口袋永远装着停车或打投币电话用的硬币，一包纸中，一块折成四方的洁白手绢，还有一把瑞士十字军多用折叠小刀。他要万一做了罗宾逊，可以活得不错。用十字军刀上的小放大镜取火，用那上面的小锯条伐木。据劳拉说，他还在口袋里添了一样必备：抗胃酸药，因为我一吃好伙食就泛胃酸。看着安德烈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招他爱怜、惹他担忧的小可怜儿。
我在酒店大堂的角落找到公用电话，拨了掮客的呼机号，又把我正使用的这台公用电话号码输进去。刚挂下电话，一位老太太过来，请我躲开，因为她要打电话。我退后几步，她看我一眼，又说：劳驾，能请你再走远些吗？我从来不习惯我打电话的时候身边站个人。
我傻瞪着她，然后发出一个白痴一般的烂漫笑容，再硬起舌头说：不懂英文。
她把字吐得仔细至极：请、你、走、开。
我说：不、懂、英、文。
她瞪着我，我是她最近几天见到的最讨厌的一个人。大过节的，她不想见到任何惹她讨厌的人。
老太太说：那就回你的中国、日本、韩国去，反正你从哪儿来我不介意——反正哪儿来哪儿去。
我站在原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老太太心想，好好一个美国，一下子冒出这些亚洲穷光蛋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滚回你的亚洲去。
这时一个清朗的女声从我身后传来，说：滚回你的坟墓去。
我一看，是劳拉。她脸上没有拌嘴的意思，相反很温婉，只是下巴翘起来，眼皮耷拉得很低，嘴角勾出一个极酷的微笑。我从没见过比这更高雅的愤怒。
老太太像是要昏过去，白面孔成了银灰色。
劳拉把她房间的钥匙递给我，眼睛仍盯着老太太。她说：用我房间的电话。我得在这守着。万一这位老人家给我气出好歹来。
我到劳拉的房间，给“无出路咖啡馆”打了个电话。那边回答说，他今天还没来，不过可能马上会来。我把劳拉房间的号码告诉了他。
半小时过去，仍是没有消息。我想大过节他买卖可能不错，找他卖卵子的女艺术瘪三可能不少。
等了近一小时，劳拉回来了，说是替我列了张购货单。我不懂她说什么。她说明天是圣诞节早晨，大家要拆礼物，我必须给安德烈一家三代准备一些礼物去拆。她还告诉我，打听谁喜欢什么是门学问，她旁敲侧击替我打听到安德烈父母、祖父母喜欢什么。
她指着长长一列名称：他的祖母比较好办，收集水晶制品。祖父比较费事，喜欢收集四十年代的唱片封面，他用这些封面装饰他的私人图书室。你看，安德烈的妈妈兴趣很广，可送的东西就多，DavidKurk的首饰，印第安地毯，远足鞋，登山拐杖，LaAshlay的卧具和棉布乡村式连衣裙，各国邮票，各种艺术品——油画、水彩画、铜版画、木刻，抽象或者写实的雕塑。反正我全给你写下来了。最难办的是他父亲，他什么也不需要。
她指着那张购物单，面色严肃紧张。然后她抬起腕子看看表：你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
她说：两个半小时后，全部商店都关门了。圣诞节前夜提前停止营业。所以你必须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这些购买。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发呆。她去衣柜取大衣。
她说：我可以陪你去买。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说：啊？！
她说：你打算拿出多少钱来置办礼物？
我心里想，豁出去了。我说：一千，够吗？
她马上没劲了——我只有一千块请她帮我花。
（16）
她说：我得盯在这儿。在旅馆餐厅订了只烤鹅，我得确保他们在鹅肚子里塞的东西样样都对。你不盯着，鬼知道他们填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艺儿。
我拿着劳拉开的购物单走到大街上，先买了一只水晶天鹅，我兜里的身家性命已去掉了一个不小的百分比。我顺着密西根大道往前走，感觉总是过着人流。人流浮在以深红深绿为主的购物袋上。芝加哥的大街原本就吵闹，人们躲在噪音里打嗝、诅咒、放屁，却什么也不被听见。今天连乞丐的大声讲演，也被完全捂在噪音里。所有的人都在动嘴巴，都在张大嘴哈哈地乐，可你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声音失去了个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
我每花一笔钱就有一股燥热涌到脸上，在那里形成毛毛汗，霎时又冷下去，一股冰冷顺着我的后脑勺，沿着脊椎骨钻下去。
我只完成了购物单上的四项购买，所有商店就打烊了。
回到酒店，劳拉披着大衣在门口站着。见到我她小跑着上来，说她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她说：这家伙上来就问我，你想卖几颗卵子？
我做出不懂她在讲什么的表情。我的英文反应迟钝并不完全是弊端。有时我想蒙混过关，或多赢得一点时间来想对策，别人就把我这时的装傻看成真傻。所以我在劳拉眼里远比我本身憨厚。
她说：后来他说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把我当你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事，所以我特别好奇，问他：你买女人的卵子干吗？他说：我只不过是个经纪人，把卖方和买方的头牵好，我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说：都是谁是买方呢？他说：反正不是餐馆，英文中卵子和鸡蛋是一个词，都是egg。我乐了，问他：一个卵子值多少钱？他说：从六百块到几千块，得看你是谁了。我说：如果我是克林顿夫人呢？他说：她的蛋早下完了，没下完也都不新鲜了，孵出的孩子不是蒙古症就是愚童症。我差点乐死。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卵子出售，我说我今年六十岁，你看我还有什么可出售的。他还当真了，说：眼睛角膜。
劳拉咯咯咯笑得直晃。
我也跟着笑。或者发出和笑声相仿的声音。
她说：这家伙说笑话自己一点儿都不笑！
我想，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在说笑话。
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地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坏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惟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目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就地伏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力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力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六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份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询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嘘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于。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17）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钱——额数很大的钱？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员都有清白的信用记录，也希望他们的配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信用上的问题。信用对美国国家的官员极其重要。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没有信用记录，你这个人等于不存在。”
“我就没有信用记录。”跟我这么个不存在的人，你费什么事。
“你没有信用记录？”我打赌：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气，“可是，为什么呢？”
“你看，好几家信用卡公司动员我申请他们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请他们都回答我：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查到您的信用记录。”
“当然！换了我，我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但并不是我主动想要他们的信用卡，是他们找上门来，甜言蜜语硬拉我进他们的信用公司。”
“拉一个客户，他们得一笔佣金……”
“可我费半天劲，填完表格，他们马上说：对你这样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所以你必须建立信用记录。”
“没错——这得先贷款，然后按期偿还。”
“对，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还款。这样信用记录就建立起来了嘛！”
“为了证实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钱；可你跟任何人借钱，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信用。你看，没有信用记录你不能贷款，可不贷款你又没法建立信用记录。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
“啊。”
“你对这本书什么看法？”他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精神。
“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只记得读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么？”
“除了懂的那一点，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决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士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是碎裂后用胶黏合的，但是真正的古董），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茅。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到了交换脏话的地步，就等于知心了。他以一种哥们儿的口气说：“放心，你和戴维斯一点问题也没有；FBI瞎掺和，我的上司会给他们颜色看的。”
我眼里肯定浮现出狗一般的信赖目光。我拼命把这副目光留住，看着他不紧不慢将摊散的纸张归拢，在茶几上跺跺齐，塞进皮包。他要我看他多么烦这份差使，屎都快给烦出来了。他这样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烦，纯粹为了糊口。他还让我看出，他多么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烦够。他动作的松垮和疲乏还让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烦，好好的非闹出这么一场恋爱，害得多少人陪着烦。
我拿出移动电话，想跟牧师太太打个招呼：国务院安全部万一去她那儿打听我是否拖欠房租，请她撒个善良美好的谎。我拨到最后一个号码又忘了我刚刚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断电话，重新组织句子。可电话拨通我又觉得不妥，年轻的牧师太太祖祖辈辈纯真到今天，我怎么可以教唆这样的女人撒谎？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开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或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而我不能拖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让她为我的谎言做伴。我不能对她这样灌输：没有一份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亲和军代表之间那桩丑恶交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亲爱父亲爱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时我六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有关母亲深恋父亲的黑暗、温暖的秘密。六岁的我发誓说尽天下谎言，来杀死一个最凶残的真实。我想我比母亲自己更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对父亲的咬牙切齿、恨声恨气全是谎；她对刘先生的绵绵怀恋也全是谎。凶残的真实，就是她无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殊死爱情；它就发生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位李师长跟那个美丽的小看护目光头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光火颇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固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18）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连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嘴唇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淬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
我想弄清什么“是的”。
“她跟我们相处得不错。作为房东和房客，我想我们这是相当不错的关系了。”
我一只脚在半高跟的靴子里，另一只脚在潮湿冰冷的袜子里，就那么一脚高一脚低，稳稳地跛立在那里，我的右手撑住墙，近一百磅的体重其实全在五个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对“听壁脚”这个词最准确的诠释。
“没错……”
我想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的提问一定是：她拖欠了房租？然后他立刻得到了证实——“没错”。
“她的确不太富有……”
我还差一大截才能争取做到“不太富有”。
“如果你怀疑我的诚实程度，就请您中断对我的讯问。”
听上去牧师太太眨眼间老成了二十岁。
“您究竟想打听我的房客什么？！……那么好，我告诉你，她按时出门上学，按时回家，睡觉前总要检查一下房内房外的灯熄掉没有。即便她偶尔吃我冰箱里一点菠菜，她也会在黑板上给我留言，通知我一声她吃了菠菜……你不明白我在谈什么？哈，您听见这些细节时，脑子里是不是有了一个安分守己、诚恳负责的人格概念呢？……没有，她从来没拖欠过房租。”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牧师太太毫不含混的谎言。
“……她总是按我们契约上规定的日子交纳房租、水、电、煤气费用。”
我发现支撑自己分量的五根手指已经软下去了。现在是我半个脸颊紧靠在墙上，墙是热的，我却是冷的。接着，我听壁脚的姿势不再标准；我脊梁弓起，夹紧两个肩头，大致是挨了揍或正在躲接的姿势。诽谤可以揍你，不属实的夸赞一样可以揍你。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这样护我的短，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竟给她二十四年的诚实来了点谎言的污痕。怎么能祸害得连这样一份真善美都保全不了了呢？是我，还是FBI，或是这位调查员该对此负责？……我若是争气一些，没穷得如此彻底，也不至于把好端端一个牧师太太逼得满嘴谎言。即便是善良美好的初衷，谎言毕竟是谎言。对于是与非的黑白间从没有灰色过度的牧师太太，她为我的不争气所付的代价可谓惨重。这样想着，我顺着墙滑落到地板上。我对自己失望过度。
“顺便告诉您一声——既然您对我的房客这么有兴趣。”牧师太太说到此处，孩子气又从声音里浮上来，“我们所有教友今天晚上在我先生任职的教堂里聚会。请您注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友聚会，因为它的主旨是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中国作家募捐。没错，就是她。……您如果也有钱要捐助她，欢迎您。您不觉得吗——我们所做的，正是弥补您这类人对她造成的损伤。……您不觉得这是损伤，那是您的事。……我怎么看？在我看，她是一个被放在箩筐里的孩子，大水把她冲到我们的岸。我想让她知道，我们这个岸上的人不都像您这样，狼犬似的对她吸鼻子。……您一点都没错，我的确对您缺乏正确认识，因为我丝毫不打算认识您。……对极啦——我们纯朴善良的美国大众对您这号人充满误解，可误解使您的形象好些；在误解里，您这号人至少可以像外星人一样，对我们有种神秘感。……您和FBI不一样？可能吧。不过我们都是门外汉。在门外汉眼里，FBI、CIA，还有您，区别不大。……那您可错了，我最喜欢动作片。”
我得承认牧师太太口才非常棒。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连插嘴、冷笑、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说，祝你们今晚好运。他指教友们为我而发起的捐款。
牧师太太说：“谢谢。也祝您的调查好运。”
正在我陈述期终作业时，移动电话在我书包里响起来。我的英语马上变得十分口吃。铃响了七八遍，安静了，而我的口齿刚恢复流利，它又响了起来，这次它不屈不挠，跟我抬杠一样持续鸣叫。我只得停下，把它关闭。瞟一眼东倒西歪坐着的十七位同学，被电话铃分了神，越发东倒西歪。翰尼格教授本打算等我结巴着陈述完，他好出去抽烟，却只能狠狠憋着烟瘾，泪汪汪地坐在那儿颠膝盖。他想，你好好的非跑来学文学创作干吗？创作这口饭本来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青年都不够吃，就你这一口结巴英文也要来抢？……我对他歉意地赔了个笑脸，他用手里的烟斗在空中挥了两下，脸还是和气的，烟斗却极不耐烦。他的意思是：就别客气啦，已经是落花流水就凑合结束它吧。
我不知道他会减我多少分。满心杂念全是关于奖学金，嘴还在硬撑着往下陈述。我突然感到绝望：我每讲一句话得花多少气力啊——发音、吐字、表述的逻辑，那些由十来个字母组成的大词是否能背诵齐全。……我干吗要去用那些吓人的大词？这些被美国人叫做“十圆大词”“百圆大词”的词，被我吃力地咬着、嚼着，被我精疲力竭地吞着、吐着……在我准备口头陈述的日子里，我上百遍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背诵着这些词，对着镜子，纠正自己唇舌齿的动作，希望它们被我千呼万唤之后，会在此刻同我亲熟，亲熟得成为我声带、唇齿、嗓音的一部分。这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些百脚虫一样长的词汇，在我口中将永远是些异物。我在翰尼格一个人的鼓掌声中结束了陈述。其他的手此刻也醒来，跟着拍起巴掌，一听就懂：谢天谢地，你可完了。
我急速查看移动电话的记录，是“器官掮客”打来的。他说为我找到了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我说我的经济恐慌暂时得到缓解：教会一群好心人为我捐了八百六十元钱。捐客很不开心，说他为我费了那么多口舌，全部工作时加起来少说也有四十个钟点；就算他一个钟点挣十块钱，我也该赔偿他四百块。我说我刚得到的八百六十元捐助已变成了房租、水电和煤气费用，我现在又是不名一文。他说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你难道要我为你工作的四十个钟点算奴隶工作时？我说：错了，美国废除了奴隶制至今是一百三十八年。他说：好吧，算它一百三十八年。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付我这四百块钱？我说我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静默一阵，说：那行，就来个“命一条”吧。
我把这话告诉里昂，里昂说：你完了，这位掮客最大优点是说话算数。倘若他真的来跟你要“命一条”，你怎么办？
我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命一条”？
里昂把浓黑的目光定在我脸上。半晌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大麻？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了大麻？
算了。那小子卖给你什么价？
我不吱声了。
他走过去关掉音响组合，又走回来，同我面对面坐着。他卖给你什么价？
他请客，我抽了几次。
哦。味道好的话你再去找他买。他什么时候请你客的？
早了。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当时我在跟他谈交易。我看着他在茶几上飞快动弹的右手，在弹奏他脑子里一个乐句。静默而疯狂的弹奏突然停止，里昂抓起电话。电话刚拨通，他又改了主意。他说：走，去一趟“无出路咖啡馆”。
我问干吗去。
那里人多，他不敢要你的“命一条”。
他说着抓起我的大衣，替我穿上。我的头发掖在了大衣下面，他的手指冷飕飕地划过我后脖颈，将我的头发轻轻撩出来。里昂的爱抚爱怜一向这样漫不经意，这样随便和细腻。他这动作在上阿花那里做过多少遍呢？那清凉细风一般的触碰。有时我觉得那些触碰不是来自一具肉体，而是来自那肉体的知觉。而接受那些触碰的，也不再是实存的我，也是无形的那部分我，是水银一般不可捉摸的我的感知。他的手牵住我的手走进“无出路咖啡馆”，我突然很想明白我们的肌肤和知觉接触的意义。
他看见了角落里坐着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器官掮客”。
里昂大而化之地跟四个人打招呼：Hi。
三个人都回了礼：Hi。
只有掮客却闷下头，呷了一口玛格丽塔。他脸埋下去时眼并不闲着，盯着里昂和我握着的手。等他咽下那细长的一口玛格丽塔，他脸上有了讥笑的阴影：他明白了我特别想明白的——我和里昂两只手相握的意义。
妈的里昂，要么四百块，要么命一条。想好了来告诉我。掮客说。
你好好看看，里昂说，这女人的命不是她自个儿的。懂没懂？
你是说，她是你的？
没错，是我的。
在你拿出四百块钱之前，她是我的。掮容看看我，他的不怀好意一点儿也不想瞒谁。
你要把她怎样？
别付那四百块，你很快就知道我要把她怎样。
里昂又站在那里盯了他几秒钟，拉着我便走。我完全不知道该对里昂的所说所为怎样反应。
我们刚走出咖啡馆，掮客追上来。
里昂说：不是没商量吗？
是没商量。除非你出四百块，或者两千毫升的血。
里昂想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时候要血？
下礼拜一，我一个客户要做手术，需要准备两千毫升的血。她信不过医院血库的血。换了我，我也信不过。这年头。
她什么血型。
O型。妈的，要是其它血型我用着你吗？这老巫婆六十九岁，得了乳腺癌，已经晚期了，所以下周一必须手术。一下子我哪儿去给她找活血库？还要三十岁以下的活血库。我凑到现在才凑到七百毫升。
里昂说：老巫婆嫌三十岁以上的血有胆固醇？
掮客说：你出个一千毫升该没问题。
我马上拉紧里昂说：我可以想办法凑四百块给他！
掮客不理我，直瞪着里昂。
我又说：不就四百吗？！
捐客对着我把一个惨白的巴掌摊开：那就拿来——今晚就要。我拿了钱马上去订另外一个小子的血。
明天一早给你，行不行？我问掮客，眼里轻度地有了媚态。
明天是礼拜六，我不上班。掮客说，我礼拜天要上教堂。他不吃我这不实惠的媚态。
里昂这时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掮客向一边躲了躲，他什么劣迹都有，除了抽烟。
里昂说：一千毫升也不止四百啊。
掮客说：我可以找你钱。
里昂你别发疯——一千毫升的血出去，你不瘪了？！我说。我转脸对掮客，一个兵痞笑容在我脸上泛起。这个笑我很少用。翰尼格教授吃我豆腐时，我用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我说：你装什么蒜哪——你上教堂？就算你上教堂也不需要花一整天吧？礼拜天，我肯定凑齐四百块。
（19）
他振振有词：礼拜天是我的神圣日，我绝对不干这类勾当。要付四百块你现在就付。
里昂说：这样吧，我出五百毫升的血，你也不必找钱给我。
那我还得再去找个五百毫升。你知道的，人越多，血越杂，保险系数就越低。所以老巫婆才要我找熟人啊！不知底细的人的血，老巫婆宁可不要。
我负责去找一个熟人。
你那群熟人除了你没一个干净。不是疱疹就是淋病。
你他妈的反正要给他验血，淋病疱疹又不是查不出来。你不要就拉倒！
有些病在潜伏期验不出来！
里昂的手把我一扯，说：实话告诉你，是病我都得过。他对我说：我们走，让他好好想去。
我们走了十多步，掮客才悟过来似的，喊道：唉，还没谈完呢，你们上哪儿去？……
里昂回转身，说：回去取枪去——万一咱们谈崩了双方都得有准备。
他脊梁领路，倒退着迈步，一条胳膊不很认真地挡着我，似乎掮客真拿我当靶子似的。他这天没梳马尾辫，浓密的长发给风吹成一面黑旗。
我说：里昂，你跟他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他问。
我想他明白我指的是哪句话。他眉毛轻微扭曲，他在不情愿进入某种处境时，眉毛就会出来这个形状。他不愿我把他推入一个处境，在其中他必须去对自己一些话负责，去为那些话点题。
哪句话？他追问。
这回是我在回避。我放弃地微微一笑。像他的音乐那样抽象地一笑。
是我对他说的“她的那条命”是我的——你是指这句话。
我害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和里昂之间，拉手不意味着别的，拉手就是拉手。他搂在我肩头的臂膀就是臂膀，一条细而长的不完全到火候的男人臂膀。不追究意味，知觉就没有归宿，无法类属。
他和我现在站在荒凉的地铁站。远近都是流浪者留下的尿的气味。这不悦人的气味似乎是惟一的证明：这是个属于活人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破旧皮夹克打开，将我裹在两扇衣襟里。这个动作他做得极好，裹王阿花裹惯了。一个芝加哥的情人特定的动作。多风的、寒冷的、叵测的芝加哥。
他的脸和我的脸稍稍错着位。不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皮夹克里面只穿了件棉布衬衫，这个没什么体温的人竟很耐寒。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反正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我们之间的那点错位正在消失。我的样子是不懂他在说什么。然而我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天真；我当然懂他刚才的话。
不对吗？他又说。
这个晚上他很挑衅，我这样想。
我不能开口。对，或不对，于我们眼下的姿势、距离都是极大讽刺。
他说：这样你不冷了吧？
芝加哥的情人可以在抗寒的幌子下进行多少真实节目。包括背叛。我想我是不是在走向背叛，对安德烈的背叛。我回答里昂：是的，好多了，不那么冷了。我的语言尽量随便、实事求是。我绝不能看透“御寒”这个幌子。
他说：今年冬天特别冷。芝加哥一般不这样冷。
我说：是吧？
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合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20）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奸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压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惟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撤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脸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蹙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性。他将一枝笔的尾部在嘴唇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唇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唇，胡茬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性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乱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交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耻、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枪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了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睑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然后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21）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架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赖以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股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沾了沾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做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请问，“这样一个人”你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指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22）
我忽然感到王阿花的肉体和精神进入了我，她掴他大耳光的激情在我手心上导火索似的“咝咝”冒火花。我一时间想到王阿花对他的所有判决：自恋、狂妄、以自我为准绳，裁决一切是非。
里昂这时说：女人真可怕。天下的女人全一个样，为了一点儿实惠，可以哄骗自己，哄骗其他人。
我怎么哄骗了？
你说你爱他。
我说的是实话！
噢，拉倒吧！……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你是个说谎精！
里昂，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我也没想到你这样卑鄙。并且这样通俗。你知道吗？你俗不可耐，别以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也一样是想找一份平庸的温暖，找个男人，只要他能让你混饱肚子。你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没有灵魂，所以你们不介意谁来占有你们的肉体！
你可算说对了——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在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让自己找到平衡，就闭着眼说：我爱你。……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和里昂的争执已开始重叠。“咝啦啦”的煎蛋声也与我们的话语重叠起来。
里昂的下巴指一下安德烈的脊梁，说：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如果他为你牺牲，你早就可以请FBI去见鬼了。正因为他不想牺牲他的所谓前途，你才必须忍受FBI的骚扰。请问他到底为你牺牲了什么？！……
即便这样，我也不需要谁为我牺牲一个肾。我说。我明白我恶毒起来风度也不错，不亚于里昂。我柔声细语地揭了他的底。他的不堪入目不堪回首的痛处。我的恶毒含蓄小巧，如同闺秀气十足的漂亮匕首。
他果真被我一刀刺中。眼睛的黑色褪败了。他的视野一片惨白。他想：这是个多歹毒的女人，我如果手里有枪，立刻把这张白净的面孔打个稀烂。它哪里配男性们的吻？她歹意十足的微笑只配男人们的唾弃。
我看见里昂在内心对我的唾弃，对一切女人的唾弃。
你们在谈什么？安德烈捧着两只完美的煎蛋回来。七成熟的半透明蛋白罩住两枚一触即碎的嫩蛋黄：看起来你们谈得很投入。
我想，索性鱼死网破吧。安德烈可以立刻止住国务院安全部以及FBI对他的要挟。老少便衣们也可以不必在疲乏不堪中拿我这么个庸碌之辈当大人物——安德烈和我的关系一终止，他们便可以歇口气，去哪儿度个假，爱老婆疼孩子。我呢，也可以好好做我的穷留学生，清清静静拿到我的学位，然后我要么去做与里昂相同的艺术瘪三，要么去做和他不同的艺术瘪三。无论我做什么，总落得一份清静，谁来烦我，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样想着，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里昂起身去取食物，我跟在他后面。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也威胁不着我。
他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敢确定？
完全确定。我说。懂中国一句俗话吗？里昂？叫做“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中国人里昂说他不懂这句中国话。
我说：那你一会儿慢慢去懂吧。
你要干什么？！里昂警觉地看我一眼。
我不干什么，就回答安德烈的提问。他刚才问我和你在谈什么。
我没有告你黑状的意思。我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关系。里昂说。他那个害怕负责的天性冒上来了。
你没什么黑状可告。我说。我得好好利用他对责任的恐惧。正因为他这份恐惧，他始终回避对我和他之间的感受命名。我与他所有的拥抱、亲吻、触碰都是无名分的，都不被他以任何名义去认领。反之，他可以对这些感受——无论生理的还是心灵的——一赖了之。这是我在借酒壮形时都没有忽略的。一星期前，我靠在那很不牢靠的木楼梯扶手上，听他说：那好吧，你跟我来吧。我跟着他向他公寓走去时，渐渐听明白了他的话。他实际上说的是：那好吧，你可是自找的。我突然在他公寓门口驻步，酒全醒了。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门口等他去穿外套。我看见他刹那间的自惭和追悔，但他很快如释重负。他明白他和我都不属于那类人——享受一场纯粹的、无杂念的肉体欢乐后，不追究它的情感属性；在一场质变的肉体接触之后，他和我不可能在无命名的感情下继续蒙混。
里昂这时说：我知道。那天你喝醉了，突然不进我的屋，我就知道你留了一手。
他冷笑着。
我钳起一片粉红的火腿。说：你尽可以篡改事实嘛，没关系。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你拿定了什么主意？
和安德烈分手。所以你尽管去告我的状。杀一个人杀一次和杀十次是一个效果。
我转身就走。里昂叫道：唉！……
整个餐馆都回应他，一齐停了动作，看他要说什么。我才发现每张座位都静悄悄填满了一位食客。
里昂等人们又恢复了动作才说：我并不要你杀他一次或十次。
他的真实意思是：杀一次也好，杀十次也好，都是你的事，跟我可没有关系。他走过去，抹净了表情，落座。
我也在安德烈旁边坐下。他笑嘻嘻说：你俩吵完了？
我不言语。
里昂说：没吵完也得先停下来，这样的美味要一心一意地欣赏，吵架什么时候都能吵。
安德烈使劲看了我一眼。很快又恢复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最后决定杀谁？他笑眯眯的。温和闲宜都像是真的。
我说：安德烈，这两天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顿住了。因为我的手被里昂死死攥住。雪白的细麻纱桌布掩盖了那只手的绝望神情。我吃不准他的绝望从何而来。他或许是怕真相大白后，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他了。如同交给他一个终生不可开脱的责任。亦或许，他想把刚才我们俩险些断掉的情谊再续接起来。保持它的朦胧暧昧，保持它的无类别无名目无属性，就像他即兴在钢琴上作的一段乐曲，让知觉永远不成长为自觉，永远躺在生物性和灵性之间。知觉不负责裁决是非，知觉也不负担柴米油盐、房租水电，知觉是最自由的，如同芝加哥的流浪汉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里昂说：我们刚才争论的核心，是牺牲。
哇，这么重大的主题。中午十二点之前喝酒不够道德，我看十二点之前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够人道。安德烈说着，把一块雪梨排送进嘴里：还有二十分才到十二点。安德烈把表向里昂亮了亮。
里昂说：我们刚才不是讨论哲学意义或者宗教意义的牺牲。那的确太重大。我们刚才讲到男人和女人为情感是否该牺牲，什么算做牺牲……
什么算做牺牲？安德烈问里昂。
我说：比如一个男人在他爱的女人怀了孕的时候，毅然放弃了他喜爱的职业，投入到他憎恶的行当里，因为这行当可以提供他爱的女人所必需的物质需求。再比如这男人不愿放弃他喜爱的工作，而去出卖鲜血，甚至一颗肾脏。我想男人和女人在牺牲这个概念上，分歧就很大了。
你是说，出卖肾脏不是牺牲？里昂说。他的手将我的手捏得太紧，切断了血液循环。我的手变得冰冷冰冷。他看着安德烈：你说呢？
我？我想这也是伟大的牺牲。不过有点原始。为爱情献出一枚肾脏？一个人只有两个肾，那这牺牲太有限。
换了你，你会为你爱的女人牺牲什么？
安德烈想了一会儿，说：反正我不会选择那种野蛮方式的牺牲。
里昂松开了我的手，脸上漫过一个不为人察觉的高傲笑容。革命烈士对所有贪恋生命吝惜肉体的人们，便是这个傲慢劲头。他轻蔑地松开我的手，意思是，好吧，跟他去吧，看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别说他只有两个肾，他就是有十个肾也不会为你摘取一个。没有牺牲，说到的“爱”便是天大的谎言。
那么，你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会怎么做？如果你把那样的牺牲叫做野蛮。
不会走投无路的。在这个国家，这条路堵了，你总能发现另一条路畅通。安德烈说，他见我切下一片生鲍鱼叉向嘴里，忙止住我，将一个调有绿芥末的佐料碟推到我面前。
里昂说：最上乘的鲍鱼并不需要任何佐料。
安德烈指指我说：她一般不吃生海鲜，没有佐料她更吃不惯。
你还吃不惯什么？里昂把那副怀有淡淡恶意的笑容朝向我：我怎么从来没见你吃不惯什么？
他的挑衅和挑拨寒光毕露。
我说：安德烈记得住我所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里昂冷笑着说：我可从来不知道你那么挑剔。
我也冷冷一笑：我在挑剔得起的时候，就挑剔。
安德烈有些嫌烦了，用过大的力气去嚼一块仅有麻将牌那样大的咖啡蛋糕。有四十八小时老的胡茬在他痉挛的腮上举出锋芒。
你好像真有那么娇贵似的。里昂说，似乎对我突然摆出“预科外交官夫人”的谱感到恶心。
没错，在娇惯我的人那里，我就这么娇贵。我是变色龙。有人体贴，我就特领情地让他体贴。我忽然心里一热，安德烈是惟一在意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的人。圣诞节期间，安德烈的母亲好言好语劝我尝一点儿蓝起司，安德烈立刻护短地说：她不喜欢蓝起司。他母亲仍不饶我，说：这是我开了一小时车去专门买的！他说：不能因为你开一小时车她就该来一场过敏吧？我拼命睁大眼睛，使眼泪蒸发掉。我意识到这世上不再会有比安德烈更在意我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认真体味过他的体贴有多细腻，而一旦体味到，却要永别他。我心底的最黑暗处，有一份秘密的供认：我背叛了安德烈，背叛他的是非自觉的我，是我野惯了的知觉。
这时安德烈说：别受罪了，吃不惯就别吃了。
我发现我正用刀叉将雪白、弹性十足的鲍鱼零割碎剐。
里昂说：奇怪，一个平时连一个散黄鸡蛋都舍不得丢弃的人，会这么糟蹋最昂贵的东西。
他在暗示他对我不熟悉。暗示我的两面性，欺骗性。
安德烈再次嫌烦地闷头进食。他吃饭的秩序很严谨，冷菜、水果、主菜、甜点。有酒的时候，他哪道菜喝什么酒，也从来不破坏规矩。他总是把酒杯在手里轻轻晃动，让杯子里的液体形成一个微妙的漩涡，然后他深深嗅一下。他的品酒总是从视觉和嗅觉开始。
我说：没错，我这人不配好东西；给了我好东西，我就糟蹋。
你对自己倒看得挺透彻。
那可不。
所以为你牺牲的人，也是白牺牲。
如果是一个肾，那你千万留着。我代表普天下的女人谢谢你了。
我们唇枪舌剑，语调是玩笑的。但安德烈知道我们不在开玩笑。
你要为谁牺牲一个肾，里昂？安德烈问，腔调是酒足饭饱，闲情逸致的。
你觉得天下有女人值当你的牺牲吗？里昂反问他。
值当不值当，全看你自己怎么衡定。安德烈看着我，口气平淡地说：我觉得我的牺牲很值当。
里昂的声音突然拔高：别逗了，你是说，为她你肯牺牲？认为你的牺牲很值？！
安德烈不回答，两手不紧不慢地在雪白僵硬的细麻餐巾上擦着。
里昂说：至今为止，你牺牲了什么？要我看，是她在为你牺牲，让FBI折磨她！你见到她焦头烂额的时候了吗？你知道她因为FBI的打扰丢了餐馆的工作，失去奖学金吗？！你亲眼见到她从物质到精神崩溃的状态没有？！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牺牲？以什么方式牺牲？
我说：里昂你闭嘴。你根本不了解安德烈……
你闭嘴。里昂的疯还没发完。幸亏马尾辫绑得结实，不然他会还原成跟王阿花厮打时的疯人形象。他说：你们俩都闭嘴，你们这种可怜虫，也配来跟我谈牺牲？
安德烈嘴张开，好像要哈哈大笑，却又不忍打断他激昂的疯狂似的。
里昂却站起身，向门口走。似乎这室内的空间不够他疯的。
你站住，安德烈说。
里昂站住了。转过身。如果他手里有冲锋枪，现在就是他把我们全秃噜了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地铁上认识他，直觉到他身心内有种危险。我这直觉此刻完全被证实了。
里昂显得很挺拔。一种自我正义使他感到悲壮。因而他显得年轻极了。牛虻式的年轻。
你想说我这个艺术瘪三除了“命一条”，一无所有。我狂什么，对吧？而你们连“命一条”都没有。你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生命都早早卖给别人了。你拿什么去为她牺牲？你的命从二十多岁到六十五岁，已经被你自己出卖出去了。你还想再辩驳什么？！
我一点儿也不想辩驳。安德烈说，我叫你站住，就是想提醒你，你还没付账。
里昂还没反应过来，安德烈已招呼侍应生把账单送过来了。
我原先是想款待你。不过我改变主意了。安德烈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一百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同时对里昂说：小费我帮你付了。
里昂若有瓶硝镪水，准会一抡胳膊照着安德烈的面孔泼过来。他一贯仇恨暗藏的开销，乘他不备冒出来敲他一闷棍。他在这种局面里，再哥们儿的人他都会立刻翻脸，推翻一切前情。因此安德烈此刻在他眼里，就是个突然从黑暗里跳出来暗害他的匪徒。
我想安德烈怎么会这样快找准他的要害。
里昂的眼睛扫了我一眼。他这副目光让我觉得恐怖。
（23）
安德烈说：你说我把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生命卖掉了。谢谢你的提醒，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的卖生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很滑稽？也很不公道。我也许真像你讲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去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
安德烈声音平实。他此刻的英语很怪，完全没有美国式的流畅，那连汤带水的懒散发音。他像个外族人将英文讲得很地道，却不敢在任何字眼上含混，也不敢在句子里乱加语调，个个字都吐得卖力。因而在我听来，他的诚恳似乎来自辛酸、来自一种过来人的长辈式的辛酸。
这时安德烈招了招手，叫人把他的大衣拿来。然后他穿上大衣，对我一摆下巴。我吃不准是否要跟他一块儿走。但我很快决定我不愿和里昂留下。我跟安德烈向门口走去，路过的每一桌，人们都表示出他们清淡高雅的反感。他们想，这些人一定跑错门了。
里昂却在停车场截住了我们。他像是实在找不到能杀死安德烈的武器，但浑身灌满杀戮的激情。
我一下挡住他。我说：你想干什么？
我的样子和我这句话一定都蠢里蠢气。我对安德烈说：你快上车。
里昂说：我们去湖边。他用大拇指戳一下脑后。
安德烈看着他。他嘴角带一点儿笑，心想这小子做恶棍的手势倒做得挺漂亮。
干吗？安德烈问，憋住一个乐子似的。去湖边死一个？
里昂，你少发神经。我说。
你闭嘴。我跟他去湖边，没你什么事?
安德烈，理他！……
放心，我不想去湖边。更不想跟他之间死一个。
他把车钥匙捅进匙孔，里昂走到车子前面。
我不想找你玩命。
那玩什么？
我跟你好好谈谈。
你跟我？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共同话题。
里昂把脸转向我，说：我跟他只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你。
好极了。安德烈说：不就是她和你的关系吗？我都清楚。
我的喉咙干涩而冰冷。
里昂也没了话。
安德烈说：她都告诉我了。他对我说：快进车里去，外面太冷。
我不知怎样就已经坐进了车里。里面的寒冷被压缩了，冷得更质感。我也不知道车怎么就动起来了。里昂怎样被甩开。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感觉的恢复，是安德烈伸过手来替我系安全带。
我说：是FBI，还是安全部的人告诉你的？
告诉我什么？
你刚才说你全知道了……
谁也没告诉我。
要不要我自己亲口告诉你？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
我没准备好。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来做准备。
我沉默下来。五分钟后，我再次开口。
安德烈，是不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你突然决定连夜开车来芝加哥的？你至少两天没睡觉。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不刮脸。
他对着路面笑笑，说：今后看来很难骗你——你的观察力太厉害。往后的一辈子，我出了任何事都得记住刮胡子，不然就让你看出来了。
我心想，他用“往后”，“一辈子”这样的词，是宽慰我还是宽慰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开了十六个小时的车？……
十四小时。我一生中第一次吃飞车罚单。
就为了你的猜疑？那你停下车，好好听我说。
我跟你说了，我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
我看着他的侧影，浓密的长睫毛有些无力。我不必看他的眼睛，也知道它们是呆呆的。
只要我还打算跟你继续，我就不准备听你讲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这样是为我自己好。我从来不自找伤害。安德烈说。我当过兵，对于一切有意无意的伤害，我都避开。
你认为我伤害你了吗？
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干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浪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的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字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件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它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吹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目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乳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止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心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24）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找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住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批把、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喝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下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呆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嘛，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呆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晕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他命，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顶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他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25）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点大概要归功FBI。也或许归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个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流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出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流泪。
我说：流什么泪？
劳拉说：音乐和酒让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觉得这音乐里充满了“失去”？
劳拉的才华是总结许多太难总结的东西。她的总结又总是很令人开窍。
我对她的总结郑重地点点头。
劳拉又说：……他是个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谁？
安德烈。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种颜色。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委顿——在那样巨大的失去后。他那么爱他的工作。尽管我嘲笑他的热爱。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点儿发作。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道？！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唇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他把国务院的出入证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证铰成了四瓣，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交给了他的上司。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部刊物全都报道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出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子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捏动剪子，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股脑倒进一只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点儿走，去看牙医。借助美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书和碎裂的身份证的大信封交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头儿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头。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进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等他回过头，背向那宏大的阴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华盛顿所有的流浪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点半，美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交官。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口吃午饭，也没有胃口吃晚饭，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
他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劳拉说。
他从芝加哥回来，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一页纸的翻译费才十来块钱。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时……我以为他去芝加哥，是专门告诉你他辞职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辩争时，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头。他想和里昂这类男人区别得更显著些。他决定把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变得更哑然、更宽大、更质感——去干一件他憎恶的营生，去为她倒好水准备好维他命。安德烈想到我没有圣诞礼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岁便草草结束的童年；我那六岁便开始把真当谎，把谎当真，抑或对真与谎态度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么。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赶到机场，把我一把抱入怀中时，感到他伏下他伟岸的身躯，捧起河流载来的孩子。他把这孩子从竹筐里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换来的营救是多么值当。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这个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个小时的枯燥劳动，因为救这条小命是他与他自己的长久契约。安德烈从来不去毁任何契约。
劳拉说：刚才那个曲子叫“我的黑头发恋人”。我估计他给触动了。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不汉子的一面。她笑了笑，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许是卑劣的。我或许对安德烈背叛得相当严重。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伤感的残痕。他对我有所失望，有一点儿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风险很大，因为他陪的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开了，他的营救包括容忍被营救者的劣习，以至最终纠正这些劣习。
我说我也去去就来，同时马虎地指一下洗手间方向。
这时是场间休息。台上的六个乐手到台下来了，饮着什么。我在走廊上碰到六个乐手中的一个。他也是长长一根马尾辫，抽大麻或白面，脸色与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讪。他两腿是美国大兵式的稍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却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来，拧成他挺秀的脊椎。与里昂的专注相比，他是涣散的。总之，他的外表与里昂正相反，但我却感到里昂透过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的一只脚提起，脚掌抵着脚，两手松松的，手心也贴着墙。我们俩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滩上无任何防御地闲搭上的伴儿。他和里昂什么都不同，除了他们的实质，就是那种“梭罗式自由”梭罗即HenryDavidThoreau，美同十九世纪著名散文家和思想家。
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他们都对自己本性中彻底的自我忠实毫不感到羞耻。我的话就是谈些对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卖弄的那点儿东西是里昂那儿来的。我们的姿态是很搭讪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乞丐、流浪者、街头艺人搭讪。还有轻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们，总忍不住和他们搭几句，逗逗他们，如同逗一个说梦话的人。他们千般百种，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中的谁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这个音乐家交换了电话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忘记它是谁的电话和谁的地址。
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段“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时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克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阵阵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柜子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到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26）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白郎宁手枪”、“雪芙莱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一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到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涎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涎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水。
我说：错啦——是牛奶。
他于是慢吞吞地说：牛奶可以喝吗？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递给他去喝。
他走路、行动都恢复得不错。有次我去冷冻储藏室里取东西，他竟跟着我进来了。我忙把他往外搀，怕他冻病。他却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个古董蛋糕。我只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他问我：那是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有了点儿觉醒，似乎他离他整个记忆的觉醒只差一步。
我说：你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呀？……好好想想。
他想了一阵，摇摇头。
我说：它叫蛋糕。
他跟着我念了几遍，慢慢就沉默了。然后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那天夜里我照常起来查夜，发现刘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里还有一丝体温。我不知凭什么直接寻到了那间储藏室。他果然站在那儿，对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说：刘先生……
他说：蛋糕。
我说：对的，发音很标准——
可是菁妹，你还没有同我结婚啊。
我想，词全说对有什么用？他的总体上下文是错的。不，也许他的是对的。
他又说：菁妹，不会是你和别人结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让他再来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劲摇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时，发现他浑身冰凉。他回头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后再来看我。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骗我吧？
我把他扶到门外，然后去关那扇沉重的门。
他说：那是个婚礼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是……一条小船。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闪出云层的月亮。
小船。我肯定地点头。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词。
船？……
船。
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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