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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
作者：王若水
1959年—1962年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表面上好像仅仅是围绕杨献珍的观点，其实背后都有国际背景；前者牵涉到斯大林，后者牵涉到赫鲁晓夫。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写于1937年。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亲自撰写。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加以整理，构建了一个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的话，但列宁同时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斯大林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不但如此，斯大林还给“和谐”一词赋予一种贬义，声称发展过程不是通过“和谐”的开展。这就把列宁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1951年，毛泽东相继把《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论文相继公开发表。
《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
《矛盾论》发表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是由《真理报》发表，而是由联共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登载，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两期登完。是因为文章太长了吗?《矛盾论》虽然长了一些，但苏联刊物上长篇文章有的是，并不是非得分两次登不可。做过编辑工作的人会懂得，这是一种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而且，可能特别是降低文章的后一半的价值。果然，当登出文章的后一半时，有些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发现，原文中讲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译文改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互相联结”；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这个词也改成了“统一性”。这就暴露了联共中央对《矛盾论》的不同意之处。
1954年付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毛泽东”一条，其中说：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阐译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斗争是运动泉源的规律。
这个叙述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只提对立的斗争，不提对立的同一。苏联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怪，他不是客观地介绍某人的观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叙述别人的观点。大概编者和作者觉得他们不能无批判地介绍毛泽东“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泽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观点。
毛泽东在1937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1988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长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读起来诘屈聱牙；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练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没有照搬斯大林；当苏联哲学家不再提自己过去的著作时，毛泽东还继续坚持《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其中《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矛盾的同一性”的阐释，明显地与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是来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观点放弃了，而毛泽东却仍然坚持着，没有盲从斯大林。
苏联的批评和毛的反批评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1953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是有来头的。文中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方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发表了自我批评。
以后，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的1954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论》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评《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马恩选集》4卷370页)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1955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他只能忍耐。
1953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后，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后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选》第五卷第347348页)
接着，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毛再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毛在这篇演讲的开始部分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对许多人说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也可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毛的新观点。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1958年，《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他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找到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杨献珍，问他“敢不敢批评尤金”，对《简明哲学词典》提出不同意见，阐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杨献珍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一年的8月写出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表明，陈伯达找错作者了。
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产生的。恩格斯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恩选集》第4卷221页)。这个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认思维能够与存在符合一致，承认世界可以认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了。
这里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里是Indentitat，就是英文的identity。中文译作“同一性”，译成“一致性”也可。说两个东西是identical(同一的)，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如说“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但也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如说译文和原文是同一的)。恩格斯当然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此，“同一”在这里是“一致”或“统一”的同义语。列宁就说过：“对立面的同一(他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哲学笔记》第397398页)。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各派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问题就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常用的语言，而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和论证这个原理的。黑格尔认为一切都是精神，他把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当做绝对精神的显现，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是可以被精神认识的。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区别的，自然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理念的外化。黑格尔批评谢林，就因为谢林主张思维和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唯物主义者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不过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有共同的规律，因此物质可以认识。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个观点是杨献珍不能接受的；他认定，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尽管黑格尔主张的是“具体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别于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杨献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承认这种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同一个东西，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思维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这个观点和艾思奇发生了分歧；艾认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分歧至今存在，这里反映的只是作者一方的观点。
看来陈伯达事先并不清楚党校内部的这场争论。当陈伯达找到杨献珍写文章时，他的意图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阐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评《简明哲学词典》说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没有同一性。杨献珍写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尤金和罗森塔尔，阐述了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这样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写到这里就交卷，那么这篇文章也许还可以发表；但是杨献珍却同时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批评艾思奇，于是他在文章的后半大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这样，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后半是矛盾的：前半说根本对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后半却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自然，《红旗》无法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杨献珍却通过他的追随者把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发表到刊物上去，批评与艾思奇相同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场长期的争论。
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批判”。实际上当时双方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也是相互的。笔者当时也属于争论的一方。我们批评对方是机械唯物论，对方则批评我们是唯心论。杨献珍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并非因为报刊上拒绝刊载，而是他不愿意发表(据我所知，《哲学研究》杂志曾约请杨献珍写文章)。正因为如此，不同意杨献珍的一方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1961年到1962年之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顺带谈到他同意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干预这场讨论。只是到了1964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报刊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有组织的政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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