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哲人虽萎 典范永存

作者:□沈君山





  享有世界声誉的、为祖国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台湾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今年3月初溘然逝世。台湾学者沈君山教授在追念吴老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吴大猷先生的学识与人品,追述了吴老与他数十年的师生之谊。文中还披露了诸如蒋介石想造原子弹,吴老面陈其非;国民党拟禁出国留学,吴老直谏劝阻等鲜为人知的事情,想来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吴先生一生从事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1934年他27岁时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成返国,到北京大学教书,据杨振宁先生考据,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得美国大学物理博士的三人之一。1994年他从台湾“中研院”院长任内退休,每周五继续到新竹清华大学教课,直到1998年秋,还长途跋涉、劳顿,转至台大,去春开课,还有八十位同学选修。吴先生备课,必写讲义,将心中知识,先清楚整理一遍,写出来发给学生,六十年来如一日。前年新竹清华为吴先生做九十大寿,重新刊印,分赠他当年的老学生杨振宁、李政道等,吴先生特为写跋,自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
  吴先生从事科研,完全是为研究而研究,未尝因环境或职务之变动而异。1933年在美国作高电荷正电离子的计算,为当时原创性的工作,用计算尺将繁复的算式一步步算出。六十余年后,他和学生合作,利用现代电脑,将同一题目推广扩充,发表论文于1997年11月份之中国物理期刊。事隔六十余年,论文的科学价值,当然不能与当年相比,但吴先生将复印本送给我们这些门生晚辈时,回忆昔日用手计算的辛苦,而今日电脑几秒钟就得出更精确的结果,而且完全印证他当年的物理结论,津津道来,白发苍颜间洋溢童稚喜悦之情,实实在在令人感觉到一种圣洁的光辉。
  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Kinctic Tlicory of Gas and Plasma》,是根据前两年在清大授课的讲义编写而成,全书早已完稿,但他还要加个表,把微观的动力学观念和宏观的热力学观念对照起来,到1999年初,初表已成,九十高龄,字已是颠颠抖抖,但他还是不肯即刻出版,要再斟酌,相隔六十年,一丝不苟的精神,丝毫不减。一丝不苟是吴先生一生做学问的写照。在做学问上面,人文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知识日新月异,而且往往涉及繁复的计算,和前者之间的差异有如泼墨画和工笔画之别。因此,许多年轻时有成就的科学家,五、六十岁后,因为原创力和计算耐性的减退,往往不再涉旧业,偏好谈些哲学、玄学境界的问题。吴先生个性和天赋都不如此。到了八、九十岁他还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能静下心来,分析推演地作一个严谨科学家的工作。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赞语:“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句话其实很少人能当之无愧,但吴先生七十年如一日,一“生”走来始终如一,是最真实的写照。
  吴先生当然不只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除了对科学有现代认识外,更有宏观规划的能力。胡适之先生最先赏识他,推荐给蒋介石,从此得重用,虽然始终只是客卿,却也因此始终受到尊重。1956年首次来台,擘划台湾的科学发展,当时全台受过欧美教育的理科博士,据统计只有三位,真可谓荜路蓝缕。三十年来吴先生先掌“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长科会”),而“科学会”,而“国科会”,而“中研院”,既是学坛祭酒,又主导台湾科学发展。其事迹在他于“中研院”退休之日有文自述,此处不再赘复。但他平时对我们晚辈闲聊有两件事是最得意的:一件是60年代中,台湾主事国防者规划制造原子弹,吴先生在蒋介石面前直陈其非,在座有经国先生,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吴先生当着他的面说:“你的那些人,写的计划我看了,原子弹的知识都是从《读者文摘》上抄来,而且做了原子弹,到哪儿去试爆?没有导弹,去炸什么人,都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也在60年代,当时出国风气甚盛,但留学生多滞美不归,国民党元老、重臣遂有禁止留学生出国之议,吴先生又上书蒋介石,以培养人才,储于异邦,长期来看,对国家未必不利。这两件事,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吴先生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睿智,也是他的敢言直谏,最后都采纳他的意见。
  平心而论,留学生一事,吴先生的建言有关键性的作用,原子弹一事,蒋介石未必全听信了他,但经他这一嚷嚷,中外皆知,事实上增加了研发的困难,也使他成了军方的眼中钉。
  蒋介石与吴先生之间的互动在原子弹议题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1945年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结束二次大战,当时中国号称四强之一,但蒋介石认为一定要发展原子弹,才能在世界事务上有名副其实的发言权,乃拨了十万元法币和一所大礼堂作场所,要当时的“兵工署长”俞大维先生召集吴先生等科学家,也为中国造一颗原子弹出来。吴先生乃又上书,详细剖析,有人才能有弹,培养人才乃发展国防科技之第一要务,而当时中国的条件,是造不出原子弹来的,蒋公恍然,欣然地接受了吴先生的建议,将十万元法币转拨,挑选有天赋的年轻人才,就由吴先生等率领赴美,进修科技,这批当时的青年才俊,后来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华罗庚等世界级的学者。
  而蒋公当年的期望,也没有完全落空,吴先生携同出国的青年中,有一位朱光亚先生后来回国,真的帮中国做出原子弹,不过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吴先生“有人才能有弹”的建言,在蒋介石心目中,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50年代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台湾大学,和三所学院,并无研究所,政府对教育采取紧缩的政策,大陆的大学一律不准复校。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带了颗清大的校印,流寓纽约,有人向当局建言,何不请原学工程的梅校长回来,既办学校也可发展原子能,因此才有清华的在台复校,才有国内第一座原子炉和第一所研究所——原子科学研究所。吴先生1965年第一次返台,就是以原科所特聘教授的名义。那时我在台大将要毕业,是梅校长惟一的助理,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吴先生的助教,随班上课。主要的工作是核校和印刷讲义,吴先生的讲义因为数学符号太多,是自己写了,请一位亲戚在外面用特别打字机打好,再送来学校油印,所以我常是满脸满手墨黑的去上课。有一次又在讲义上把H和R弄混了,吴先生为此大不高兴,就从量子力学的源起说起。H和R之间差了个2π,这2π是如何得来,正是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接轨的关键等等,把我好好训了一顿。
  吴先生生平高徒无数,我忝列门墙。老师谨严治学的精神没有学到一成,但挨骂和听他骂人,四十年如一日,这是最早一次的教诲,迄今印象深刻。但后来我也有一次较得意的回忆:有一次,他匆匆来上八点的课,想必是起迟了,头发竖着,最严重的是眼镜忘了带,起先是眯着眼看讲义,后来干脆搁下讲义,空口地讲。我直觉立功的机会到了,从课堂后面溜出去,骑了脚踏车,赶去福州街他住的地方,把眼镜取了来。回来时刚好第一堂下课休息,学生们围着他问东问西。吴先生见我在后面探头探脑的,板着脸问:“什么事?”
  “吴先生,您忘了些东西吧?”我把手藏在后面。他瞪着我说:“什么?”
  我做了个鬼脸,手伸出来,把眼镜呈上,几个女生偷偷地笑起来。
  他又瞪了一眼,有些窘也有些喜欢,无奈地说声“谢谢”,不过还是加上一句:“以后不可逃课去做别的事!”
  吴先生直言是有名的,不分贵贱高低,一概众生平等。但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深思而后言,而且也有分寸。品评人物通常只在私下场合,闻之者为其醇纯虔诚的态度所感,虽未必尽皆知戒知改,但也不致积怨。早年为国师,有许多直谏进言的机会,晚年为大师,就常在他三合一的房里,对着熟识的门生弟子,评议国事是月旦人物,亦颇有延年益寿之效。
  什么叫三合一的房间?吴先生一生不置产业,70年代初回台定居后,就住在广州街“国家科学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室内,将之改装,卧室、书室、接待室三者合一。达官贵人、门生弟子进进出出,他一概坦腹相迎——坦腹是坦诚,不用心机。吴先生虽然衣装自然,却并非不修边幅。
  吴先生首先是自然科学家,但也是人文关怀者,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自然有很深的中国情怀,而且从不掩饰。他待人一概以诚,所以进出于他三合一的接待室,意识形态大不相同,甚至主张台独者亦不乏其人,但都能坦然相处,而且宾主交谈之后,客人(包括门生弟子)有一得之长,吴先生仍不忘赞扬,而客人对吴先生敬崇之心仍不稍减。
  吴先生最后念念不忘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物理发展史。这原是李政道先生向他建议的,以吴先生的经历,写这样一本书,确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也欣然同意,凭其记忆佐以手边资料,1998年春在台大作了一系列有关早期我国物理发展的演讲,已经全部录影,录音也已初步整理完竣。但吴先生认为不够完备,1999年年初,决定赴北大就近取材,以增补遗缺,一切联络筹划就绪,原定四月赴京,但三月即因心脏病住院,以后又引发其他病症,延至辞世。其间曾六度病危,忍受极大痛苦。
  去年八月以前,昏迷时多,清醒时,耳能听,目能视,但不能言,门生故旧来看他,他往往要了纸笔,在后面用一张硬纸板垫了,悬空写数字嘱咐致意。我手上保留了四封他病中悬空描划的信,其中最后一封,足有两页,仍在叮嘱如何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搜集资料以竟全功。字虽已凌乱,落笔仍严谨,吃力悬空颤抖着一字一字地描,透露着吴先生一生敬业执著的精神。过两天,他就完全不能再与外界双向沟通,但若义女吟之在耳边大声说“某某来看你了”,仍可感觉到吴先生的反应。他的两位得意弟子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先后专程来看他。今年1月23日,李政道先生探视时,一边抚摸着吴先生的手,一边絮絮追述55年前他18岁大学二年级生时,吴先生破格选拔他出国深造,吴先生听后眼珠忽然转动两下,而且脚趾也有屈伸,其真纯感情的流露,令人感动。 2月29日和3月1日他走以前的两天,我两度往视,也忽然见到他久已不见的眼珠转动,不知却已是回光返照了。
  最后,我以八句挽词“治学以恒,诲人以诚。巍巍夫子,士林共尊。功留宝岛,情归故国。哲人虽萎,典范永存”,谨挽吴先生之逝。此外,还要多带上一笔,吴先生退休后,担任一年一聘不支薪“资政”的虚衔,除了退休俸外,别无收入,经济并不宽裕,全靠联合报文化基金会终身的王惕吾讲座的支援。他卧病近一年,义女吟之不眠不休照顾如一日,其真诚之情,虽亲生子女亦未能及,这是吴先生的福气。这两件事,在此多写两句,代志谢意,吴先生地下有知,想必不会骂我吧。 (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