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
作者：□李秀清
一
1984年4月6日，首都文艺界在新侨饭店集会，纪念已故作家宋之的70诞辰。作为亡者的夫人和纪念会讲话的主角之一，王苹手扶话筒，话刚开了个头："我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下边的话便戛然截住，惟有细细的抽泣。霎时，台上台下的夏衍、艾青、张光年、冯牧等诸多文艺界名流和数百名各界人士，都屏声静气，整个大厅为之凝固，好像一部电影正在"定格"。
我是作为新华社记者来报道这个纪念会的。我望着这位白发老人，疑惑了：这个创造了一个个艺术奇迹的女强人，为什么竟会在肃穆的大庭广众之中唏嘘难持?难道，在她事业的巨大成功的辉煌里也埋藏着浩如烟海的凄凉?
我猜测，我不解，举着手中的笔久久难落。
为了解开我脑海里化不开的谜，在那一天我写完了报道之后，便有了追踪采访的行动。
二
时至晚秋，一个有云的上午，我按预约的时间准时摁响了王苹导演家的门铃。
进屋后，我打量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住宅：屋在八一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最高处，会客室兼吃饭、看电视多用，天花板上装有普通灯管，地板是普通水泥铺就，沿墙放着两个简易旧沙发，一个折叠圆桌，一个70年代初的廉价酒柜，酒柜上一个暖瓶、几个茶杯，墙角里一个立式电扇，旁边有台罩着套的普通电视机，靠南窗的墙上挂一幅国画，画下是一盆君子兰。一间十六七平方米的房子，好像话剧舞台，那些摆设只不过是几件道具，留下了充分的表演区。睹此我不必问就知道，王苹老人是一位不愿为生活所累而把生命的空间尽可能多地腾给事业的人。
开篇伊始，老人就把我带向了她的家乡秦淮河。
三
秦淮河，石头城，被古往今来的诗人唱了千万遍，总是美的。王苹说，她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女岁月。
她生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小康之家。她原名不叫王苹，而叫王光珍。因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排行老四，但乳名不叫"四"却叫"毛五"。日夜不息的秦淮河就在她家的窗下流过。当卖汤圆或卖酒酿的小船盨乃划来，她和姐姐便打开窗户，用竹竿挑出一个篮子，里边放上足够的钱，一坛子美美的酒酿或香甜的汤圆就提上来了。接着，姐妹几个嘻嘻哈哈，分而食之。
她家，除了哥哥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两个姐姐都从业较早，一个是幼稚园的音乐老师，一个是小学的体育教员。王苹受姐姐们影响，文艺体育皆有所长。因此，体育运动塑造了她健美的体魄，艺术爱好培养了她表演的灵性。当她上中学的时候，就与瞿白音、舒强、水华等一批左联剧盟分会的青年成员悄悄展开了进步话剧活动。
1934年，她从省立南京中等师范毕业，应聘到市立兴中门中心小学当教员，月薪40元，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到了新年，为了避开熟人的耳目，她隐去王光珍的真名，而以"王苹"为艺名，在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戏院公开演出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扮演了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反抗旧势力的外国女性的艺术形象，竟在封建主义统治的旧中国，搅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小学校长闻讯专门购票看了戏，回来便怒不可遏地以"有伤风化、不能为人师表"为由，坚决地辞退了王苹。紧随其后，国民党教育局严词指令南京各校，今后一律不准录用王苹。刚刚迈入社会就被逼得退到家庭的王苹，又被忠于旧礼教的父亲锁进了小阁楼，不准离家一步。为了尽快消除"家门之不幸"，父亲又硬逼着才19岁的王苹嫁为商人妇。双倍的打击，上了重锁的禁闭，没能使王苹屈服。她拚命哭叫，用头去撞墙，不吃不喝，以死来抗争。
消息传到社会，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或写信或发电或登报，纷纷声援王苹，并在各报纸上展开了"娜拉与妇女自学"的反封建大讨论。王苹被群众的支持所鼓舞，勇敢地在南京《新民晚报》上发表了致南京人民公开信，坚定宣告："我失业了，但是我的意志已经加倍坚强起来……我将永远地在戏剧的舞台上及人生的舞台上学习！"
当1935年新春的鞭炮点响的时候，王苹从囚禁的小阁楼里被放了出来。接着，王苹学娜拉出走的榜样，趁大年初一的茫茫大雪，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了家门，逃离了南京，游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大海。
四
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无处不张着黑暗的陷阱，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孤零零地如何谋生？
王苹冒雪进了深山。借朋友之助，在一个叫铜山的地方谋得一个教书的位子。阳春3月，朋友们决定在南京重演"娜拉"。然而早已闻讯的反动当局包围了大家聚会的太平路环球饭店，抓走了瞿白音、舒强等一批艺术青年，而水华等乘乱逃脱。这次幸免于难的王苹又跑回了山村，从此时起，王苹就学着如何巧妙地跟各种反动势力周旋了。
秋凉了，北雁南飞，而王苹却离南北去。经左联介绍，她去北平找宋之的，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工作。
早晨的前门火车站是清冷的。当站台上的人被秋风吹光了，举目无亲的王苹才出了站，要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石驸马大街旅馆。她推门而进，见宋之的还在床上熟睡，房里的一切乱糟糟的。
宋之的，大王苹2岁，河北丰润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同乡，农家子弟。中学时爱唱京剧，被誉称"小梅兰芳"。17岁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积极从事左联戏剧运动，曾因参加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抗日而坐牢。性格豪爽，待人纯厚、兼演员与剧作于一身的宋之的，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无限生涯》，当时的西北影业公司要拍，王苹就是被推荐来任其中女主角的。同时担任角色的还有后来都成为艺术明星的蓝马、田方等人。
王苹与宋之的是第一次艺术合作，但他俩并非初识，当宋之的几次南下沪宁参加艺术活动时二人就已熟悉了。他们很快联络了戏友，离北京去了太原。几经周折，拍了不少外景，但因阎锡山搞白色恐怖，电影被迫停机。影业公司发不出薪水，阎锡山又天天抓人，大家不得不离晋南返。电影夭折了，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却成熟了。就在1936提春节，大家离开太原的前夕，王苹和宋之的在旅馆里简单地摆了一桌酒席，请几个朋友一聚，二人就算结婚了。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王苹开始了她电影艺术生涯，而年仅22岁的宋之的一挥而就创造了他的成名之作《1936年春在太原》，引起了轰动，至今仍成为纪实文学的范例。
夫妇二人到了上海，仍以戏剧和电影活动为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王苹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半年。她与宋之的满怀抗战救亡的爱国激情，把孩子托咐给无锡的一个保姆，便参加救亡演剧队到内地宣传抗战去了。一路风餐露宿，饥寒无序，宋之的任副队长，王苹又演出又自告奋勇管伙食，一直演到西安，演到武汉。不久江南大片领土沦陷敌手，他们的儿子和奶妈从此再无消息，不知死于敌寇屠刀之下，还是别的变故，直到解放后回江南苦苦去找，也未找到。后来宋之的写了一本书，名为《赐儿集》，纪念此事，以倾失子之痛。
五
王苹、宋之的参加的演剧队结束了宣传，齐集武汉，有两条去向供他们选择：一条去延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条去重庆，那是国民党政府即将去定居的陪都。
后来成为艺术大家的崔嵬等人高兴地去了延安，再后来的洗耳恭听星海也到了延安，并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巨作《黄河大合唱》。王苹和宋之的也是想去延安的，但是周恩来从革命宣传大局考虑，建议他们去重庆，到抗战的大后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执行党的指示，王苹、宋之的等一批年轻人去了重庆。从此王苹就开始了她长达十年之久的"国统区"、敌战区的严酷斗争生活。
重庆的进步戏剧运动正蓬勃地开展着，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向共产党人开了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王苹与这批文化人不得已悄悄地撤出重庆，去了香港，想在那个"牢固的后方继续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不想，就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大平洋战争爆发，疯狂至极的日本侵略者又攻占了香港。包括王苹在内的香港一大批文化人，又不得不撤离香港。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香港文化人逃亡"。
其时，王苹的大女儿才一岁多，丈夫宋之的正害着重病。炮火下逃亡，尽可能轻装，但王廿背上要背着女儿，双手要扶着颤颤欲倒的丈夫。所幸的是，她的一家三口与邹韧奋、茅盾、丁聪等作伴，趁着茫茫夜色，坐租船偷渡过了海，又混在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之中，越过了深圳河，终于进入了我东江游击队的活动区。
遵照党的指示，她与宋之的离开东江，又到了重庆。抗战胜利了，又回到上海。
内战爆发在即，中国的命运将见分晓。1946年夏天，宋之的潜出了上海，去了新四军。为了掩护自己和孩子，王苹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与宋之的离婚的假声明。但她却暗地里支持着宋之的的工作，为新四军购物买药。随着蒋家王朝的履灭之日临近，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人士迫害。在1948年冬天，当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再一次"大逃亡"的时候，上了反动派黑名单王苹这一次决计彻底抛弃"后方"的生活，不去香港，而去华北解放区了。
由组织给她买了去北平的飞机票，并与北平的地下组织做好了联系。上飞机之前，她特意买了华贵的皮衣服，把自己打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而把两个女儿打扮成阔小姐。但到了北平，由接应的同志安排，第二天母女三人又脱去了皮大衣，擦去了脂粉，换上了从天桥买来的破棉袄，到天津换了"良民证"，便坐火车直奔陈官屯。当时她的大女儿宋时才9岁，二女儿宋密才6岁。两个孩子不解地问王苹："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为什么一会儿那么阔，一会儿又这么穷？"王苹亚厉地嘱咐她们："我带你们去演戏，到时候不要说话，只管跟着我走！"
火车到了陈官屯，下车去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带路的交通员嘱咐她们："尽量少说话。"出境的百姓都排着队，鱼贯而行，国民常兵凶神恶煞地挨个检查。轮到了王苹母女，那兵伸手把王廿手中的网兜夺了过去，"嚓嚓"就是几刺刀，把网兜里的棉被子豁开，只见破布烂絮，一无所有。王苹忍不住庆幸地多说了一句话："老总，说你不信，你看就是一床被子，什么也没有。"那兵听了眼一翻，抡起巴掌照着王苹腮上狠狠地一搧，"啪--"。牵着妈妈衣角的两个孩子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
王苹身材高大，又有一张不同于一般劳动妇女的过于白皙的脸，还有文化人的那股特有气质，但是我们不知道她靠一身破棉衣，用什么演艺技巧骗过了国民党兵的严密检查，不露破绽地带领孩子闯过了鬼门关。当时带路的交通员和同行的《大公报》记者杨刚都为她母女捏着一把汗。
过了封锁线，雇上马车，连夜赶路到了已解放了的华北重镇石家庄。母女三人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又脱下了破棉衣，换上了中山装，还戴上了解放帽。这时两个孩子又都高兴地唱起来了。接着由于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照，王苹立即到会北大学三部去工作。不久，随东北野战军到了天津的宋之的听到了消息，便赶至石家庄，分别了三年的一家子欢乐地团聚了。
六
新中国成立，一切从头开始。
解放前王苹是戏剧和电影的两栖演员，像《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著名电影里都有她扮演的形象。因此，建国后党选择了她当导演，开辟电影事业。
从此，事业的辉煌和命运的致命打击始终伴随着这位善良而坚强的女性。
《河川进攻》，是王苹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内容是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人民解放军的三军联合实弹大演习。虽然故事性弱，军事教育的内容多，然而由刘伯承元帅亲自指挥并在其中担任角色，场面宏大，调动着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千军万马，这对于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的王苹来说，其困难不亚于泰山压顶。但王苹以她好学的精神，坚强的毅力，竟然指挥着20个摄影队，山山水水追逐着演习的战车和炮火，圆满地完成了拍摄和制作任务，受到了刘伯承和总部的高度评价。谈及这部"处女作"，王苹老人今天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说："那时我才30多岁，第一炮打响，还受到了表扬，为我以后当导演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她被调去，接手了八一厂开天辟地第一部故事片的任务。然而这部叫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电影刚刚露出成功的曙光的时候，王苹个人命运的黑暗却蒙头扑来，几乎断送了她刚刚展开的电影导演的艺术生命。
1956年春4月，王苹与宋之的结婚20周年刚过，王苹正在外景地赶任务，突然传来消息，说宋之的病危，要她赶紧回京。但是当她赶到北京医院的时候，宋之的早已停止了呼吸。
宋之的患的是肝癌，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去世，只42岁年纪。他身后是4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几个月。20年患难与共的深情，照料儿女的家庭重负，中年丧夫后的人生之旅，这一切都压在了王苹一人的肩上。王苹不掩饰当年的悲痛，凄然地对我说："这是我一生遭遇的第一次致命的打击，我真有点不想活了。"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她或者不吃不喝，把房门关紧，把窗帘拉上，整日在黑屋子里哭泣；或者丢了魂似地一次次地跑到八宝山，坐在宋之的坟前，对着墓碑，一遍又一遍说着让死者听的话。那墓碑上有她请人制模烧铸的铜像，像模由她精心地保护着。"文革"中曾有人把铜像毁掉了，她又铸一个挂上去。
停转了的电影摄影机，谁能让它转起来?沉浸在苦海里的王苹，谁能把她救上岸?王苹老人从过去的痛苦里抬起头来，抿一下头发，对我说："那时有人救。"
当时她还住在城里和平门一带的一个四合院里。一天，八一厂厂长陈播来了，推门进屋，见了哭哭啼啼的王苹就大吼："王苹，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王苹抬头回答。
"是?是就跟我走!"
说罢，不由分说，陈播架起王苹，推进了吉普车，一溜烟拉到了正在紧张拍摄的摄影棚里。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的呐喊，就使王苹和她的第一部故事片都"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走上了胜利的坦途。紧接其后，第二年王苹就完成了至今还常映不衰的《柳堡的故事》。继此，马不停蹄，王苹玩命地一路呼啸，鞭梢上甩出了一串串艺术之花：《江山多娇》、《永不消失的电波》、《勐垅沙》……
七
当老人向我讲述了她如何冲过了人生的"第一次致命打击"，她在胜利的兴奋里还没有完全静下来，我便接话茬问道："老人家，你说的第二次打击是什么?"
可能是我问的不是时候，也不清楚老人患有严重心脏病。当我的提问一出，我看老人那原来格外白净如雪的脸膛立即涨得像一张红布，两眼喷"火"，浑身发抖，"呼"的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像一头怒狮要拚咬突然而至的仇敌。我非常吃惊。我深怕有个什么意外，忙站起来想去搀扶一下老人。但老人挥一下手，让我坐下，她没有发怒地吼叫，也没有像惯常盛怒者那样拍案子打板凳地发泄和狂走，而是急忙把桌子上的药瓶子打开，狼吞虎咽地吞下几粒药丸，接着又仰头喝下一杯水。
老人终于慢慢镇静下来，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再也不敢正面去问这个"第二次打击"的事了。我猜知，那肯定是老人比失去了亲人还要致命的打击。古稀之岁，高血压心脏病，老人再经不起狂喜和狂怒的刺激了。
以后我又继续访问过老人两次，每次我都把时间限制在一个小时之内，以免老人劳神，而且决不提老人伤心的事。
就在插三插四、漫不经意地交谈中，老人还是向我透露了她所受的"第二次打击"的大概。
事情的严重性因"红都女皇"江青而起。
1936年王苹随宋之的到了上海，不久就认识了也在演艺界的江青，但没有更多的交往，只不过同台演过那么一出替人顶班的戏。这戏就是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话剧《大雷雨》。本来剧中的婆婆卡巴诺娃由舒绣文扮演，但她病了，便由王苹顶上。当时名叫蓝苹的江青扮演其中的女主角--卡巴诺娃的儿媳卡捷琳娜。同台演出的还有赵丹、郑君里等人。在剧中，王苹与江青组成了婆媳关系，媳妇被婆婆折磨得死去活来。想不到，这场舞台上的假戏，在30年后却成了生活中的真戏，在政治运动中变成了"小媳妇"的王苹，险些熬不过"婆婆"的真实的棍棒交加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最后她虽然保全了一条生命，但留下了一身疾病，烤白了原来一头浓密的黑发。
1966年"文革"一起，王苹与一切有成就的文化人一样成了最早的一批受罪羊。她开始还在农村搞"四清"，很快被"揪"回来批斗，什么"二流堂成员"、"黑线人物"、"反动权威"、"三名三高鼓吹者"等等，一件件黑袍加身，把她打入了生命的第二次"黑牢"。而要她命的是，她的一本日记被抄家的人抄走了。那里记着她导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时见到江青的一段话。她本来很淡地写道：江青做了主席夫人，跟过去不一样了，仅此而已。但是如获至宝的"造反派"就一下子把她升级为反对"文化革命旗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加强了严酷的"专政"。而江青也公开点她的名陷害："宋之的在苏州坐过牢，是叛徒。王苹是叛徒的老婆。"从此王苹作为"黑帮"，被关进了八一厂原来洗印保密片的终日不见阳光的黑房子里。这样一关就是三年。每顿饭只是一个粗粮窝窝头。别人可能吃不饱，而愁苦的她一天只能吃一个，剩下两个吃不了。一次她不小心，把吃剩的窝头扔了，被"造反派"看到，立即遭一顿毒打。以后吃剩的不敢扔了，风干了，又搓成末子泡进水里再吃。除了无休止的羞辱人格的"批斗"，还要"劳改"。她是不吃猪肉的回民，却硬逼她去喂猪，另外还让她干一些妇女难以胜任的重体力活。黑牢里使她最揪心的还有，她的才9岁的小女儿宋昭，从小没爸，妈又在坐牢，哥哥姐姐又都上山下乡，抛下她一个人东游西逛，饥寒无人管。就在这样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折磨下，王苹原来146斤的体重，很快减到了99斤，只是一身骨架，血压却升到了200多，而一头黑发变如霜雪。此时50岁刚出头的王苹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谈到这里黯然心伤地说："我第一次受打击还有人救，这时没有人来救了!"那时当年曾"救"她的老领导老战友也都被关起来了，还有的就跟她一样被关在黑房子里，也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受羞辱。
谈到"文革"的灾难，我怕老人再激动引起血压升高，或发生不测，我除了及时把话题引开，还故意说句笑话，化解一下情绪。我说："王导演，您比伍子胥强，他沉不住气，一夜就愁得白了头发，您老人家3年才愁白了头发，您气量比伍子胥大。"老人听了果然轻松地一笑，说："我性格特别好强。我不服气，我想不通。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怎么会反党呢?我总想，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她又说："看我当时的样子，好多同志认为我过不了这一关。但我后来想开了，也不愁，也不怕了。后来被拉到山西高显农村去改造，我能吃能睡，竟能用小推车推一千斤重了。后来又被拉回北京，不让进家，只住棚子，参加工地监督劳动，我又学会了锯木头、油漆、种茄子白菜了……"
道家的鼻祖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又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万物得一以生……"当年，19岁的王苹是以必死的决心砸开禁闭她的铁索及封建主义的。而30多年后，步入老年的王苹是以大彻大悟的不枉死的决心战胜了几难抗拒的"第二次打击"，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然而，毕竟历史的灾难在她身上割下的伤口太重，她那颗艺术家的心脏总是容易激动，以致于我没能够也不敢让老人去详详细细讲透她受的那场灾难，和那段战胜自我终于死里逃生的心理历程。要想详细了解老人，只能以待机会了。
八
我所等待的机会还没有来，因为任务的转换，我为老人写的文章也还没有写。1990年12月底，突然看到了王苹老人去世的消息，我懵了。急惶惶给八一厂熟人打电话，说遗体告别仪式早已举行数日了。
老人去世时才74岁。我知道，如不是那场提起来就使她气得发抖的"第二次打击"，论她天生的体质，凭她旺盛的精神，她的生命绝不会停留在74岁这个常人寿命的平均值上。后来我知道，老人对此也是不甘心的。她在病榻上，对来看望她的一切老战友老姐妹都表达着这一不甘心的痛苦。著名女作家凤子去医院看她，她含着眼泪，撕心裂肺般地说："凤子!我走得好苦啊!"闻此，凤子哭了，大家哭了。
王苹老人，我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一位不屈不挠地拼搏了一生的革命艺术家，像天上的一颗巨星，像西下的满月，闪着耀眼的光辉，带着彻骨的痛苦，无可挽回地殒落了。听说，她的小女儿宋昭又不畏艰险走上了影视导演的岗位。但愿她能女承母业，再托起又一颗明亮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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