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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作者：□ 陈清泉
在倡导和推行深受中国知识界欢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上，陆定一同志是有重要贡献的。
主张学术问题自由讨论
新中国建立后，陆定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宣部主管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这是陆定一经常思考的问题。特别是1956年，新中国进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陆定一同志认为，中国有几百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加快发展的可能性，要使它成为现实，还必须加以正确的领导，实行有效的方针政策。
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苏联确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陆定一对苏联一些做法曾产生过怀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还是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就进行了一次大的斗争，被批判的是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国外的。斯大林当时为了批判他，派了几个人专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德波林，并用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别的学科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就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是工厂设计也只听‘权威’的，所以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这使我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对待科学和文化问题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又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就要多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
就在这前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深有感触。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建国后是北京农业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教授，因此被调动工作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有一次陆定一和他谈话，他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而基因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编中学生物教科书，不写“细胞”一课。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问他：“物理学找到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权威，不许摩尔根学派存在，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这个同志照办了。我国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一件是一位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他知道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中医和西医都该反对，只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这会出大乱子。陆定一说：“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劝中西医合作。”这位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这三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当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才能繁荣、发展，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此之前，“百花齐放”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的文章说，1953年毛泽东说过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要百家争鸣。但是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的，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过。
陆定一对这一问题十分用心，格外重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公开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向中央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则是在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这次会议上作长篇发言。
陆定一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这个问题从前我也不懂的，就是在那里瞎摸一顿，从实践中悟出来的。”
谈到生物学家胡先盬时，陆定一说，胡先盬的文章我看过，那时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骂苏联，我们有气。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这件事和缓了，报纸上没有点他的名，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盬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说，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盬还是有道理的。胡先盬是反对李森科的。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胡先盬反对是对的。
陆定一继续发言，他说：“知识分子会议开过以后，在一次宣传部长的会议上，各地的宣传部长都来了，我当时脑子里就有那么一种思想，我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中医是封建医，这是根本错误的。巴甫洛夫研究大脑皮层有成绩，但还未成为医学。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有人在实际研究问题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相信上帝，这完全是两回事。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社会进步只能帮助它发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发展得快一些，在低级的社会，它发展得慢一些，但它自己的发展阶段不一定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样。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我再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苏联从前反对形式逻辑，说这是反对辩证法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插话：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来学校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后来又说数理逻辑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又不反了，又不是资产阶级了。所以，这样乱套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同志也有他的套法。这个人在苏联学生物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当所长。要他搞多枝小麦，他说这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我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大帽子扣，可能会把我们的大科学家都搞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个学科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文艺问题也值得研究。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说不要搞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应当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写作上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
“还有，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能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么。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如果现在有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毛泽东插话：《乌鸦与麻雀》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新四军还没有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上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陆定一的这个发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反对另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开展“百家争鸣”。
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在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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