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讨回公道耗我42年时光
作者：□ 闫桂勋
1999年1月，我收到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1999年1月8日给我做的《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终于使我长达42年的冤案得到平反。
《纠正意见》原文如下：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市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酉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面对这一张《纠正意见》，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为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竟迫使我抗争了42年。这是漫长的42年，坎坷的42年，忍辱的42年，悲愤的42年。它断送了我的青春，耗尽了我的心血。把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拖成了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
未名湖畔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是美好的。我们一群即将毕业的北大学子，晚饭后常到未名湖畔散步，谈论着美好前程，谈论着未来工作，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讲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希望党外人士、朋友帮助整风，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校长马寅初听了很兴奋，开学不久就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提意见，使党克服“三害”(“三害”当时指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
很快在全国形成的“大鸣大放”的高潮，立刻感染了思想活跃，素有民主传统的大学子。5月19日(星期日)中午，大饭厅东侧灰墙上出现了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这张批评团内生活不民主的大字报引起大家的共鸣，接着便有人贴出《一个大胆的倡议》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
“五一九”之后三四天，大饭厅周围及宿舍区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演讲会、辩论会，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我们是数力系的毕业班，整天是X、Y、微分、积分，根本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看大字报也只是走马观花。整个数学专业四年级没有一个人写大字报，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当时鼓励鸣放要求的。按照上边的布置，数四团总支宣传委员吴××召开座谈会，动员大家发言，写大字报。我作为学代会代表、班委会委员、团员，出席会议，并在发言中表示主张自由发表意见，不许压制，要以理服人。会后回班上组织大家写大字报，每班至少写一张，以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真是假?北大肃反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还有一条是“数四党支部发展(工作)上走上层路线，有的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内容都不是我提的，大字报也只是贴在23斋走廊上。
风云突变祸从天降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风云突变，报纸上全是反“右派”的消息，北大党委也开始组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首当其冲受批判的是物理系的谭天荣，数力系是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这时我们班还没有动静，实事求是地讲，就那么一张在组织动员下写的大字报也没什么好批的。7月底开始毕业鉴定，照例是在小组会上“自我鉴定”后大家提意见。没想到，我的毕业鉴定顺利通过之后，小组长卢××按照数四党支部书记的指示又给我开了一次会。会一开始就给我定了案，说我是“右派分子”，让大家揭发批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尽管会上也有事前布置好的发言，揭发出来的也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会后给我写的“小组意见”中，甚至出现了“估计”、“可能”，“大概”等字眼。
系秘书找我谈话，她说材料不够定“右派”的，结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要给予“工作考察一年”的处理。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说我没反社会主义，我要求复查核实“小组意见”。过了几天，系秘书又找我谈话，她说我不算“右派”，“小组意见”也要给我核实。并马上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说着已时至9月下旬，除了不分配工作的“右派”外，大多数同学都离校了。我无奈也准备离校。离校的当天早晨，我还到未名湖畔转了一圈儿，也不知是眷恋还是伤心。
不明不白负罪北大荒
我离开北大，到了黑龙江，报到的单位是一所中专(后改为黑龙江工学院)。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我顶替休产假的李宗秀老师教高等数学。桌子上一直放着我自己写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座右铭。我发誓要好好干，干出点儿名堂来，以证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勤勤恳恳、认真负责，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课外活动小组，颇受同学的好评与爱戴。然而，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校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寄过来了，其中有一份材料说我是“右派”，因此得按“右派分子”对待我。
从此，我不能再做教师工作，生活待遇也从9月份起改为每月发生活费29元，前几个月多发的钱要扣回。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只能听命。
开始劳动是负责打扫学校厕所。尽管熟悉我的同学都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我心灵里的创伤却无法抹去。
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被送到阿城一个山沟里开采矿石。我被分配去打眼放炮。白天会战，晚上夜战，劳动强度很大，但我年轻力壮，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名列第一，还被评为“劳动先进分子”(不称“积极分子”，以示区别)。我只管拼命劳动，有一次从半山腰“登板”上滑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
1959年又送我们去通河农场劳动，起早贪黑抢收黄豆。我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干过一些农活，干起来比城里人要快得多。所以总是我打头，自己完成了任务就去帮助别人。为此，我屡屡受到表扬。
国庆十周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同时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负责管理的干部都反映我干活好，大炼钢铁时还有一个“劳动先进分子”的书面材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党委决定第一个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地把我前前后后的事写了一遍。我写的虽是事实，但中心意思否定自己是右派。这样的材料，组织上怎能认可，并据此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呢?结果我只能继续作我的右派。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党委根据我写的材料曾认真审查了我的档案，并认为，一是我的材料有“水分”；二是确实是没有党委关于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批件。党委曾派人向北大党委提出那两个问题，北大党委说不了解情况，推到数力系党总支。数力系一位当年负责反右派的同志则说：闫不是党员，不用党委审查批准，所以没有党委批件，没有党委批件闫也是“右派”。关于材料有“水分”的问题，这位同志说时间长了也就不去(即挤去水分)了。对于这样的答复，我所在单位党委的外调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无功而返，还不敢说三道四。在那“‘左’比右好”年代，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0年3月，我们又被送到松花江北边的农场劳动。这里是北大荒的边缘地带，人烟稀疏。我在这里干过各种农活，放牛、放羊，还在松花江边打过鱼。
我的老家是河北农村，地处燕南赵北，可以说是燕赵男儿。放羊时我面对大草原，思绪万千。整天放羊，连饭都吃不饱，我经常想：难道人民培养我大学毕业就是为了来北大荒放羊吗?我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就让我长期劳改吗?越想越气愤，我便唱起了河北民歌《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贫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燕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惊心丧胆拱服汉德威。
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高亢悲愤，泪流满面，难以忘怀。
1961年的春节我是在松花江边度过的。在哈尔滨有家的回家去了，“盲流”也回场部找老乡去了，除夕夜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江边的鱼房子里。外面北风呼叫，大雪纷飞；屋里孤灯一盏，死气沉沉。一个人在屋子里，开始很寂寞，以后是想家。三年多没回家，请假也不让回去(我父亲就是在腊月二十一去世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而后是想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想到大鸣大放，想到塞进我档案袋的被歪曲了的材料，想到“有错必纠”之难，激起我的愤怒，我忍不住又唱起了《苏武牧羊》，一遍，一遍……唱得我悲愤至极，眼泪潸潸，我也不去擦它，让它任意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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