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教师佳节忆名师
作者：□ 毅 生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成为社会共识的今日，想到又一个教师节的迫近，不禁心潮难平，朝华夕拾，寄出下面这些篇什，记下我对恩师们的怀念。文拙意诚。读者可以从这些往事的记述中，领略前辈专家学者的懿范和高风亮节。
孟森教授与吴晗的忘年交
20世纪的30年代初，北京北海西邻，文津街东端的一座蓝色琉璃瓦饰顶、雍容大雅的建筑群落成了，这便是著名的北京图书馆。国家的许多珍本秘笈，诸如元代《经世大典》、《明实录》、清故宫档案和仅存的名人笔记、日记等都有了安居之所。
此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又不惜重金，购进了朝鲜《李朝实录》。这是关于朝鲜近古史的珍贵资料，为政治和学术界所重视。从此，几乎每天八点前后，总有一位七旬老翁，夹着笔记簿，从北京大学沙滩宿舍出门西行，走过团城，直进图书馆。这便是到善本部阅览《李朝实录》的中国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教授。与此同时，从府右街西面常常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迎着初升的朝阳，也转进了这崭新的图书馆，他也是来借览和抄录《李朝实录》的。这青年是清华园的研究生，浙江省义乌人氏——吴晗。
这一老一少，每天或是在馆门前台阶上相遇，或是在借书台前碰面，渐渐由路人变成了朋友，特别是他们同阅一套书，真正成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孟老惊讶地发现：眼前这青年，不仅文史功底好，英语水平不低，而且热情豪爽，肝胆照人。吴晗对老人执弟子礼，孟老先生更是白发童心，最终说道：“我们是忘年交!”
我读北大晚，没赶上师从孟森先生，但我拜读他的《明、元清系通纪》，高山仰之，令人钦佩之至。他博学而识之，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我至今也不能忘记他在该书中一句明睿的学术论断：“凤州即开元，(后)金于虚出(阿哈出)所居也。”百年来，许多研究清朝开国史的学者都念过这段，也许是出于对历史地理学的陌生，竟误指开元为开原，把凤州当作奉州。这个错误，竟把满族始祖发祥地的绥芬河改变为辉发河，结果谬之千里。
吴晗治学勤苦，又承胡适与孟森先生诸前辈的指授，故在学术上的开拓，既广且深。
马寅初、吴玉章两校长重视体育
马寅初校长是浙江嵊县人，诞生于1882年，逝世于1982年，松龄鹤寿。他少时即好学敏求，后入北洋大学，明辨而多思。他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故有人称他“双料博士”。他的名著《新人口论》，超脱于马尔萨斯的时代局限，为新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计划生育，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虽然被误解，遭批判，但他本着对科学的良知和热爱祖国的赤诚，坚持自己的学说，他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
马老于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抗战时期因抨击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曾被关押于集中营。出狱后执教于重庆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出任新北大的第一届校长。
马寅初执长北大时，已晋七旬之年，可是他精力充沛，有一种爽朗乐观的气度感染人。他很爱护和关心学生，记得他一次给我们讲话，从治学为人到身体健康，谆谆告诫。他说：你们不愿作东亚病夫吧!要作东方的雄鹰和雄狮：要天天锻练。我赞成你们每天下午都锻练一小时。陪同马老的秘书从旁插话道：“马老每天早起，洗漱后就去爬景山，从不间断”。我们听了颇受启发，也感到惭愧。因为当年北大的学生，“夜猫子”居多，晚上“开夜车”，养成早起锻练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
吴玉章校长(1879－1966)是四川荣县人，他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后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将近花甲之年，他毅然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若非有坚贞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体魄，是难以战胜困难的。新中国建立后，他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
吴校长爱护教师和学生的佳话很多。有一次他到西郊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宿舍看视，那时条件简陋，吴老说：保护老师们的眼睛重要啊!他立即责成后勤部门为每位老师配一座台灯，换一个写字台，买一把软座垫的椅子。这在50年代初，是近乎豪华和阔绰的了。人民大学落实了吴老的指示，给首都其他高校作出了表率。
当时，我在人大作研究生，一个深秋的傍晚，七旬开外的吴老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来给我们讲话，搬给他的藤椅不坐，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还对坐在“马札”上听讲的同学说：今晚天气凉了，你们行吗?我是行的。你们要锻炼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穿的比我们年轻人还单薄。
白寿彝重史德翁独健贵友谊
在那乾坤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十年间，“四人帮”到处煽风点火，盅惑人心，所谓的“评法批儒”，便是其罪恶之一例。
在“评法批儒”的高潮中，中国历史博物馆奉命举办一个关于“评法批儒”的展览。预展时，请了些历史学家审看，白寿彝先生被邀，我也忝列其中。那时言路阻塞，动辄得咎，好些人看过展览，明哲保身，讷讷不敢言。白寿彝先生却不然，他既有睿智，更有铮铮硬骨。审看时，白先生便很认真，对解说词一一过目(我是草率应付)，特别是在孔子和秦始皇的画像和解说词下，他驻足细看，并当场向陪同的馆领导提出不同看法。座谈时，白先生诚恳地认真地说：历史博物馆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孔子是儒家老祖宗，他有不好，然而他在教育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秦始皇的解说词，只说了他的伟大功绩，对他的过错却不置一词，这样不恰当。他焚书坑儒，尽人皆知，还有别的问题，也该指出来。白先生这一席话，真是金玉良言。不仅馆领导感谢之至，我在旁也受到教育。
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中，立“史德”篇，主张“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如白寿彝先生者，刚正不阿，给后人留下了史德的范例。
翁独健先生在燕京大学时与地理学家侯任之是好朋友。文革中，“四人帮”组织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想把侯先生拉进去。翁先生有所风闻，便约侯先生到南池子家中相叙。他说道：四川新发现的大足石刻很有价值，你抓紧去看看；云南气候好，又有元谋人的遗址可考查，你何不一路走走，去看看。侯先生是个聪明人，回去品味翁先生的话，便心领神会，不日就西行入蜀，躲过了牵连，躲过了一场劫难。
听王明讲婚姻法、杨献珍讲哲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传为佳话。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大也常设讲台，邀各界学者或中外政要来讲演。我们自愿参加，并非组织安排。
记得婚姻法公布不久，北大学生会请鼎鼎大名的王明来讲婚姻法有关问题，地点在红楼北边的民主广场。那天下午，我在楼内资料室查书，只听得窗外不时爆发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便被吸引而坐到窗口去听。越听越有味，便弃卷洗耳恭听下去。我扫视诺大的万人广场上，不仅本校许多人听，还有邻近单位来的。对面是灰楼，也有许多人打开窗户听。民主广场东边是一道矮墙，墙外便是北河沿街道。我看见街上骑自行车的、拉黄包车的，不少人停了下来，在街边静立凝神地听。王明口若悬河，讲了足有三个小时，我们听得很投入。可惜那时没有录音，若录下这篇生动的讲演来，便也很有意思了。
杨献珍在50年代曾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请他给研究生讲辩证唯物主义，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跑去一睹丰采。献珍同志讲课深入浅出，能把抽象的哲学概念，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我记得他讲“无的放矢”时，便比喻说：“用机关枪扫射垂杨柳，噼哩啪啦扫一通，柳树叶掉落满地，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全场听罢顿形活跃，对其含义也心领神会了。只因听了献珍一次讲话，在他为“合二而一”被批判时，我远隔门墙，不知他境遇何如，空怀怅惘。
朱光潜、朱庆永与贺麟三教授的谦逊
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我们中学时代，是与冰心的《寄小读者》同样受到推崇的。抗战八年时，光潜先生与武汉大学一块儿迁到四川乐山县，与乌尤寺旁的临江大佛隔岸而居。我那时在乐山念武大附属高中，对朱教授十分敬仰。也许自己是农村孩子的缘故，却不曾想到去闯府拜谒。稍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我于1948年考入北大，虽专业是历史学，但有兴趣于外语，便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赏析”这门课，每周可以聆听教言，增进了阅读和欣赏的能力。
光潜先生个子不高，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但精神却很好。他上课从不晚到，讲授内容丰富，态度很认真，特别是对本系学生要求很严格。对外系学生则不常提问，使我只感到亲切而不感到压力。一次，课间休息时，我特地向朱先生问好，他听出我川西的口音，便亲切地说：“四川是好地方，乐山更好。乐山兼有山、水、平原之胜，我很怀念在那里的岁月。”北大迁到燕园以后，我曾回母校见到过光潜先生。但经过历次思想改造和对他美学的批判后，老教授显得颜色憔悴，意绪箫然。后来他逝世了，我也未能去悼唁。而今思之，不禁怆然憾然!
朱庆永先生原是辅仁大学的教授。1951年院系调整，合并来北大。他仪容伟岸，广额方颐，但面带微笑，令人亲敬。那时，教授罕有访问学生宿舍，但庆永先生在下午无课时，深入到东华门东北侧的三院宿舍来看我们，他娓娓而谈，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我曾去过不少教授之家，但教授到学生宿舍探视，这却是我第一次亲历。
贺麟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是中国通晓黑格尔辩证法的老专家。他虽然在当时学问和地位都很显赫，为人却十分谦逊。记得一次见他接电话：他从座位站起来，很礼貌地敬问道：“您是哪一位?”对方通报姓名后，说要找他。他于是谦抑地回答道：“我姓贺，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么?”当听完对方的叙述，结束谈话时，他仍然站着，等对方挂断电话后，他这才放下听筒。孔子说：“临事必敬”，我知之而未详，是贺先生所为，使我懂得了这句话的真谛。
“学问如海士林所宗”的雷海宗先生
雷海宗先生并不是我的业师和指导老师。他执教于清华，北大历史系聘请他作兼任教授，主讲中世纪世界史。我是慕名趋前听课者之一。他的课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使至今已届七十之年的我不能忘怀。雷海宗先生讲课不仅内容丰富，且妙趣横生，循循善诱。
记得当年夏令时节，听课学生往往疲倦发困。有的先生或大声警示，或掷小粉笔头告戒，雷先生则不然，他往往忽出妙语，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活跃起来。记得一次他忽地问道：“你们谁是江南人氏?给我对个对联何如?随即说上联曰：“无锡锡山山无锡”。全堂哑然，雷先生随即说出下联：“平湖湖水水平湖”。待大家提起精气神儿，连称妙对时，雷先生转入正题了。我后来在大学当老师，时常想着如何使课堂气氛严肃与轻松兼而有之，让学生有张有弛，悠游涵泳，应该说，是雷先生的启示。
西欧的中世纪，被称为DarkAge，意即“黑暗时代”。当长安的唐代文明光华璀灿之际，欧洲却沉睡着。雷先生在讲西欧这近千年的寂寞时，把罗马教廷与诸侯王国的矛盾斗争，讲得生动而引人入胜。罗先生讲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与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尖锐斗争故事时的神态，至今还历历在目。
雷先生讲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勃起，让我们认识到：人不是皇权和教权的奴隶，人是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就是思想解放。欧洲的近代文明，便奠基于此，开始于兹。
金毓裺与罗尔纲先生佳惠学林
金毓眘先生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他曾执教于东北大学，在日寇侵凌之际，他撰著《东北通史》，以笔作刀枪，舒发爱国抗日的胸怀，继而，他又编纂卷帙浩繁的《辽海丛书》，哺育了广大的东北学人。该丛书收录了许多珍本秘笈，其中便有金代官员王寂撰写的《辽东行部志》。金先生知道，王寂还撰有另一书，便是《鸭绿江行部志》，但抄本无多，仅知有一部在北京某先生之手。于是他多次恳请为之付梓并致酬，但终未得实现。
金先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因研究东北边疆问题，曾多次考察白山黑水，并访书于长春、大连和辽宁的图书馆。在寂寞辛劳的查阅访求中，偶然获得了《鸭绿江行部志》的手抄本，我不禁欣喜若狂。为完成先师遗愿，便将新获得的抄本，给辽宁图书馆另抄一份，并告有关人士。使新版的《辽海丛书》，少却了一个遗憾。
罗尔纲先生与金先生南北辉映，堪称学界双璧。两人除了潜心著作，还编纂大宗资料，以泽后学。罗先生在50年代，长期埋头在南京图书馆，眛求太平天国史料。他将十年“坐冷板凳”所获的珍贵史料，编辑整理出来，陆续出版。他又考虑到出版周期太长，便从1200万字资料中精选100万字，尽先出版，这便是60年代初问世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这六册“简辑”像春雨一样，浇沃了中青年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使他们茂然茁长，卓然出群。罗尔纲功莫大焉!
我至今还记得：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有一份《皖樵纪实》的珍本。罗先生曾告诉我，这是他当年访得的孤本，由罗师母帮助他，用夜间儿女安睡时间，在青灯如豆的暗淡光线下，一字一句抄出来的。罗老很感激夫人襄助深情，也深爱这份珍贵的抄本。但为使此书垂诸久远，泽被后学，他无私地捐献出来了。
(作者为中国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洛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