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畏我论”及其演化
作者：□ 官伟勋
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是一支面对任何强敌都无所畏惧的军队。
如何才能不畏敌?众兵家说：要使之畏我——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
从冒顿的故事说起
《史记·匈奴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匈奴老单于(即君主)头曼立儿子冒顿为太子。老单于后来爱上另一个阏氏(即皇后)，生了个小儿子。头曼想废掉太子，另立小儿子为太子。作为过渡，他就把冒顿送去强大的邻国月氏做人质。冒顿到了月氏，头曼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要杀冒顿，冒顿偷了一匹骏马骑上逃回匈奴。老单于觉得冒顿能干，就把一万骑兵交给冒顿统率。
冒顿当了万骑统帅，就为自己做了一些响箭，对部下说：“我的响箭射到哪里，你们就要紧跟射到那里。不射的，杀!”在一次打猎时，他的响箭射向鸟兽，有人没跟着射。冒顿立即把这些人杀了。住了几天，他一转身，把响箭射向自己的爱马，有的部下一犹豫，没射，又被他杀了。又一天，他突然把响箭射向他的爱妾，又有几个部下惶惑之间没敢射。他把这几个人又砍了!
经过几次血腥杀戮后，冒顿的响箭射到哪里，部下的箭就齐刷刷地跟到那里了。
时机到了。有一天，老单于带人出去打猎，冒顿的响箭“嗖”地一声，向头曼射去，紧跟着，万箭齐发，眨眼间老单于就变成刺猬了!冒顿当了单于，立即将后母、弟弟和不听从他的大臣，统统杀了。
此后，匈奴在冒顿的强悍统治下，迅速崛起。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击楼烦、白羊河南王。然后，他收复当年秦国大将蒙恬占领的全部土地，并南侵燕、代。刘邦北上亲征，冒顿诱敌深入，将刘邦包围在平城，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汉王朝直到文景两帝时，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屈辱的所谓“和亲政策”。
冒顿为什么能如此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靠杀，建立起一支绝对“畏我”的、“控弦三十万”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
司马穰苴与孙武的治军要诀
像冒顿那样用杀妻弑父的野蛮手段，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做法，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汉民族中是难以行得通并得到部众拥戴的。但是，靠杀人以使军队令行禁止，即使是在汉民族中，也是很平常的事。
春秋时期，齐景公连遭晋和燕入侵，十分忧虑。晏婴向他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小老婆生的，但这个人，文能附众，武能畏敌。愿君能不在乎他的出身，予以试用。”齐景公召穰苴来谈了谈，很满意，决定任穰苴为将军对付晋、燕。
穰苴说：“臣出身贫贱，君提拔我于一般民众之中，任大夫之上的高职，怕人微权轻，人家不服。望能派位深受尊重的君的宠臣做监军。”
景公觉得有理，就命庄贾做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好，第二天中午准时在军门见面。
穰苴骑马驰往军门。“立表(测日影的木杆)”，“下漏(记时的漏壶)”，以便准确计算到达中午的时刻。庄贾一向骄贵，如今当上监军，更自以为了不起了，根本没拿按时到军门当回事。亲友祝贺他任要职，请吃饭，他就吃、喝。
日中了，穰苴见庄贾没来，就放倒木表，砸了漏壶，进入军营，独自宣布纪律，颁布命令，部署任务。天黑了，庄贾才来。穰苴问：为什么现在才来?庄贾说，亲戚朋友为我饯行。穰苴说：做将军的，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擂鼓前进时)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在你的手中，你怎么还能吃吃喝喝搞私人应酬呢?穰苴问军正：按军法，不遵时的，该如何处置?军正答：当斩!庄贾怕了，赶紧找人去报告齐景公救命。没等求救的人回来。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杀了。杀后，景公的使者才持节飞马而来，传达赦免庄贾的命令。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问军正：在军营里跑马，该如何处置?军正说，当斩!穰苴说，君主派的使者，不可杀。但军队纪律不能不执行。下令将使者的仆从杀了，又砍了使者车子的左驸，并杀了左边的一匹马。然后，下令全军出发。敌军听到穰苴统帅军队和治军的消息，闻风而退，所失国土，全部收复。从此穰苴被尊为大司马。
流传更为广泛的，则是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子的故事。
齐国人孙武，因精通兵法，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吴王说，先生的十三篇，我都读过了。可以小试一下练兵的方法给我看看吗?孙子说：可以。吴王又问：用女人可以吗?孙子说：可以。吴王就从宫中叫出一百八十个美女，交给孙子操练。孙子把这些妇女分为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各为队长。孙子讲解了如何前进后退以及左右转法，就摆好执法的斧钺，并三令五申告诫众美女：违令者军法从事!孙子擂鼓命令向右，美女们哈哈大笑，乱成一团。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把混乱的原因归咎自己。然后，再次三令五申军事纪律。于是，擂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把队伍搞得乱糟糟的。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说明而不服从法令者，吏士之罪也。”下令杀两个队长。吴王在看台上看到要杀他的爱姬，吓坏了，立即派人对孙子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离开这两个女人，吃饭都不香。望不要杀她们。”孙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孙子硬是把两个队长杀了，并从队伍中重新任命了两个队长。孙子再次擂鼓，宫女们“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了，整个队伍中没人敢出一点声音。孙子向吴王报告说，请大王视察，现在这支队伍可用了，就是让她们赴汤蹈火也没有问题了。吴王十分懊恼难过，没下去看。但他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任命孙子当了军队统帅。之后不久，吴国就“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偏居东南一隅的吴国，竟然成了名垂青史的春秋五霸之一。
以杀立威几乎是古代兵家的共识
如果以为司马穰苴和孙武靠血淋淋的杀人以树立绝对权威，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那就错了。在我国历代兵书中，包括私人著述与官方编纂的，这几乎是所有著名兵家的共识。
太公《六韬·龙韬·将威》中有这样的话：“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在《尉缭子·政权篇》中则讲了所以要杀的道理：“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老百姓怕我，才能勇于杀敌；老百姓怕敌人就会伤害我们自己。
唐朝的《卫公兵法》可以说为以上各家做了个概括，说：“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
为什么要杀?就是为了让士卒怕我。惟有士卒怕我，才能绝对地服从我，让他冲就冲，让他守就守，让他死就死，整个军队才能勇往直前打胜仗。
有没有相反的见解呢?有，唐太宗就对这种带兵方法表示过怀疑。只不过这种人太少太少了。
以杀立威论产生的阶级背景
为了提高战斗力就轻易杀人，如今看来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很平常的事。穰苴也好，孙武也好，都生长在奴隶社会刚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变的时期。奴隶的地位与牲口差不多。对奴隶削鼻、割耳、刖足、去手、砍头等等，在那个时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那时的许多战争，都是奴隶主或封建主为争地盘而发动的“不义之战”。奴隶主封建主贪得无厌，却要士兵去送命，没有酷刑的逼迫，这仗是没法打的。因此，“刑赏”就成了最重要的手段。
《诗经》有句话叫做：“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左传》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有威可畏谓之威，有仪(反映阶级统治的礼仪制度)可象(可以遵照执行)谓之仪。”认为只有做君主的“有威”，臣民怕他并遵守礼仪，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畏惧自己，原因在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带兵观念逐步产生。像“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诸葛孔明异传卷二》)“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六韬》。此书传说是姜太公所作，经专家考证，实为后人所作)等，反映了一种把士兵开始当人看的新观念。将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以及爱兵爱民等主张，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所重视。实际上，即使在春秋时代的一些聪明的军事家，已经颇为懂得统帅与士卒同甘共苦，对于激励士气的重要作用了。《司马穰苴传》中就载有穰苴杀了庄贾后，如何关心士卒伙食，如何深入下层亲自安抚伤病人员等情节。汉将军李广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史记》说他：“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绝对是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指挥员。
《史记》中还如下一段令人回味再三的故事：吴起做将军的时候，“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自己带足自己的口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这个生疽战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哭了。有人问，将军亲自用嘴给你儿子吮疮疽的脓血，你怎么还哭呢?老妇说，当年孩子他爹生疽，也是将军给吮的，他爹打起仗来就不要命地拼，死了。如今吴公又给我儿子吮疽，我不知我儿子将死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故事，既生动地表现了吴起爱兵的高难度“范例”，也通过老妇的哭诉，不无讽刺与批判地揭示了吴起爱兵的用意与战争的残酷。
后封建时代，官兵间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定位。在我国，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经过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军阀主义以及种种旧军队旧意识的斗争，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带兵方式与新型的官兵关系。崇高的革命理想，鲜明的阶级觉悟，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是这一新型军队的特征。它不仅保证了人民军队拥有最严格的纪律，而且使遵守军纪成了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我军之所以能历尽千难万劫而不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根本原因在此。
然而，“福兮祸所依”。太成功太伟大了之后，往往难以保持尚未成功尚未伟大时的谦虚谨慎与兢兢业业的品质。因此，要摆脱祸福相依的规律也就不那麽容易了。
常胜之家难与虑敌
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连续二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使我党我军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军队和组织武装斗争的经验。长期的军事斗争环境，锤炼了我党我军钢铁般的意志，培养了我军高尚的革命情操，和难以企及的艰苦奋斗作风，这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并发扬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战争与战争，军队与军队，总有某些共同性的东西。何况，几千年旧制度旧军队的影响，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可以完全彻底地予以根除。“畏我”才能不“畏敌”的心态，对许多“带兵”的人，都有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胜负存亡往往决于一瞬之间，命令如山倒，需要高度集中，需要绝对服从，这确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服从战争需要还是服从个人?两者常常搅在一起，是很难区分的。因此，久而久之，一些同志，就很容易养成喜欢下级事事“听我的”这样一种习惯。
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之后，如何对待以往的经验，看来似乎是个一般问题，其实是个极其重要极其严肃的问题。
古人有句话叫做：“常胜之家难与论敌”。的确不错，对于一个经常打胜仗的将军，要跟他平等地讨论军事问题，往往是很困难的。所谓“不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就是一例。这句话实际上含有会打仗就会搞工业农业；能指挥战争也就能指挥经济建设的意思。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中曾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既“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也跟长期的战争环境有关。
动不动就杀人，已经不允许了，但谁不听话就整谁，就“修理修理”谁，在相当一些强势领导人中，还是存在的。
违犯党纪军纪，整一整是应该的。问题是，“谁要不听我的，我就整谁!”而且非要整到“都听我的”不可。有时竟发展到冠以重大名义进行大规模的整，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整人虽说不是杀人，但也是够可怕的了。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穿小鞋、坐冷板凳、靠边站、有官无职、有职无权，至于停职审查或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可怕的是，整了之后“挂起来”，一挂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申诉没人理，喊冤没人听，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像得了麻风病一样，没人敢接近。有的还弄得老婆离婚子女受牵连。杀倒没杀，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实在比杀头还叫人难以忍受!
我在给张友渔老写他的回忆录《十年京兆》(张老曾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十年)时，曾问张老：“为什么老有整人的呢?”张老不加思索地脱口答道：“只要有政治就有整人。”张老在法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很尊敬他。他的这种看法，既有他的理论根据，恐怕也与几十年来重人治轻法治的客观现实有关。
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看，“只要有政治就有整人”，也应看是什么政治。有人治政治，也有法治政治。一般说来，在法治社会里，虽说也有所谓整人，但由于有法的约束，其所谓的整人，大都表现为公开的透明的、用诉诸法律的手段进行的，尽管这当中难免也会有非理性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猫腻”，但总的说来，还是依法而整的多；不像在人治社会里常常看到的那样，由个别人的主观意志决定整这个或整那个，不管合不合法，对或不对，别人都不好说话，或不能说话。
总喜欢人家“听话”，不听就整，还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对党和国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有目共睹。争取人民民主，使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不能须臾忘却的目标。这个目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但是社会主义文明与昌盛的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与昌盛的保证，更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基本方略，正是彻底根除用种种“畏我”手段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对症良药。我们只有认真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整人立威这一可怕的梦魇，才会像杀人立威一样，成为永远的过去。从而我们也才可以说，我们在领导行为上，真正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我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然而，要达到理想境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