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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作者：□孟宪实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掉，原来墙壁上是有缝隙的。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
王道士面对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所谓“藏经洞”，当然是因为这里珍藏着众多的经卷。所谓经卷，主要是指佛教经典。实际上，除了大量的佛经以外，还有很多种其他类型的文书。这里保存了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很多手写文书，也有部分印刷品。这些文书的时间跨度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用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的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帐簿、变文、曲子词等。可是后来，藏经洞的主要藏品却没有留在中国。所以在“敦煌学”在世界引起重视的时候，外国人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海外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年，敦煌县令是严泽。一年后即由湖南沅江人氏邬绪棣接任。1902年3月，汪宗瀚出任敦煌县县令。即使是这位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以及同年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他们对藏经洞里的经卷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叶昌炽对于这些经卷的意义看得很清楚，但他们都没有亲身到过藏经洞，所以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有七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国与自己的国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失之交臂。
在中国昏睡不醒的时节，西方学者们却睁大眼睛在中国各地搜寻文化财宝。藏经洞首先成全了英国的斯坦因。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怀着一颗渴望已久的心来到了莫高窟，采用预先想好的各种词语，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带走了大批的经卷。
1908年2月26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凭借着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不仅将所有写本看了一遍，甚至连难以数计的写本残片也未曾放过。伯希和在翻检过程中，顺手将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必须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的，另一堆是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伯希和的学力现在得到了充分施展。即使是一万年以后，人们也得承认，在当时那样兴奋的情况下，伯希和没有一点丧失理智的倾向，他的挑选准则，实在是精明透顶的。随行的摄影师努埃特为伯希和翻检写本时拍了照，记下了伯希和在藏经洞里的情景。在我们看到了伯希和的专心致志用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也得到了第一现场的证据。
伯希和也像斯坦因一样想“买”走全部藏品，然而政府指令在先，且香客不断，王道士拒绝，因为他不敢。最后，伯希和送500两银子给王道士作功德，便将他从藏经洞挑选的写本精华和斯坦因所遗绢纸绘画及丝织品全部带走。
1914年5月20日，俄国的奥登堡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远征，这次的目标正是敦煌莫高窟。他批评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的考古工作，认为他们只是盗宝而不是科学考古。后来的结果证明，奥登堡的确比较彻底，就藏经洞而言，他将藏经洞彻底挖了一遍，真的做到了掘地三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登堡听到中国参战的消息，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赶着满载文物的驼队回返。
奥登堡此次考察所得劫掠品，回到彼得堡之后被分放多处。写卷部分，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也即该所的“敦煌特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存放在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最后全部集中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多年以来，既没有出版过任何完整的藏品原件，连完整的目录汇编都不曾有过，对艺术品而言，尤其如此。今天，我们知道文献部分有：写卷18000余号，其中包括完整的经卷365件以及一些尺寸不大的写卷残片；文物部分有：雕塑(含附件)43号，壁画16号，绢画9号，麻布画、幡画78号，工艺品36号，纸画24号，残片49号。因为缀合、或者总号下包括多个残片，总数约300件。
1923年初冬，美国福格考察队出现在寒风凛冽的河西走廊上。为首的华尔纳是个长着一头红发的彪形大汉，到达敦煌时，王道士外出。华尔纳直接就进入了石窟，精美绝伦的壁画，立刻使他呆若木鸡。一连10天，他沉醉在这些艺术极品之中。现在华尔纳最关心的是如何把壁画剥离并带回美国。事实上华尔纳是有备而来的，他已经带着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作好了进行实验性剥离壁画的准备。最后，华尔纳剥下了12幅壁画。不过幸运的是，带到美国的12幅壁画，挽救出了11幅。直到这时，华尔纳才喜形如色地说道：“(这些壁画)是极可宝贵的珍品。在美国我们还从未见过能与之相比的东西。同时它们与德国人从新疆的墙壁上锯下来的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
外国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使这些宝藏现今分布在10多个国家的地区。
在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研究历程。
敦煌宝藏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知道这些宝藏的价值，是因为端方。端方，是第一个见到了伯希和所劫遗书的一部分的人，他任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和直隶总督等地方要职。作为满族要员的端方，属于晚清的立宪派。政治上既干练而又不无开明倾向。善诗文，好金石书画，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
在他富丽的豪门深院之中，端方不得不在伯希和这位外国人面前和颜悦色，一再退让。这位平时说惯了“不”的封疆大吏，在伯希和说“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这与“官怕洋人”的说法没有一点关系，是伯希和手中的中国文物，让他敬畏异常、战战兢兢。后来，伯希和在回到巴黎后的演说中提到端方“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敦煌出土的文献，端方认为关系到考据学的生死。考据学，在当时就是中国学问的另一个名字。端方深深懂得，多少代学人的辛勤工作，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证明，现在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可能完全丧失意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也许会被彻底推翻，也许被冲击得凌乱不堪。而这样的证据，如今就握在眼前这个洋人手中。事关中国学问的生死，端方的官僚身份烟消云散，学者的性质显露无遗。他对伯希和十分礼貌，不断地招待这个法国人，动机也许是极其简单的，无非是想从伯希和那里多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消息。但是，除了拍摄了《沙州志》残卷以外，端方从伯希和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伯希和到达北京是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学术界正在以一种复杂而平静的心情等待他的到来。知道伯希和敦煌得宝，是由端方告诉北京学术界的。伯希和住的北京胡同，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几乎每天穿梭往来这条胡同。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黼(斧)、叶恭绰等，或抄录或观看，忙个不停。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几天开始的。
罗振玉曾用可悲、可恨、可喜、可愁表达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典型的。
面对中国宝物的流失，中国学者百感交集。而志得意满的伯希和，也是感慨良多。伯希和说“诸君有端制军(端方)之风，以德报怨”。伯希和的内心深处，对中国是有愧疚感的，他当然知道这些文物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当中国学者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后，没有人对伯希和加以指责，甚至没人对他提出质疑，即使背后有许多怨言，但都是对中国的当地官员的。他们努力的是对发现的文物进行抄写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学者实际上还没有文物所属概念，不懂得保护文物所有权的意义。但是，这在伯希和的眼里，成了中国学者的良好教养的表现，伯希和称赞这是以德报怨，他确实是被感动了。应该承认，这事实上成了以后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保持几十年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罗振玉又痛又恨地在伯希和寓所抄着敦煌写经时，伯希和告诉罗氏，敦煌石室尚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听后却是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发电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购买回学部。并拟好电文，先购买再说。
发出电文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回电，说已经购得八千卷，总价三千元。开始时，学部以为必定花费昂贵，没想到竟只要三千元。于是留在学部的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就不再惊动了。
藏经洞在它发现以后的第九年，中国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八千多件，数量还是可观的。把这些珍贵文物运到北京也是合适的，不但有利于保管，也有利于研究。这些文书有情，也应该是满意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的一个苦难旅程。
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宝藏成了公众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场。
根据后来的调查，先后有696件敦煌藏品从这些地方的名士、官宦、乡绅手中获得，这当然不包括已经到手但没有透露风声的部分。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因为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物，所以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而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经成了永远不能揭开之谜，只是后来露出的冰山一角，令人推测那一路的惊人盗窃。
文物的命运即国家的命运。
到达北京的敦煌经卷实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劫难。
是学部侍郎宝熙发现了学部的敦煌经卷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送经卷的押解员傅丰韦被扣留，不许返回甘肃。现在所知情况仍然有限，但后来有人出面替傅丰韦说情，使我们有了一些线索。也许是说情起了作用，也许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缘故，这件案件最后不了了之。这是一种通行的说法。
一些年过去之后，这个案件的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经把一箱藏经送往北京，作为样品，同时附上了一个大致的清单，这个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敦煌国宝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这笔精神财富，不合法的手段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士绅国家观念单薄，自私心太重的话，那么如何评价如何彦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呢?他们不是一般民众，他们是政府要人，学界名流，属于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图书的灾难时指出，中国人对于图书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外行就是烧。国人如此，在我们理直气壮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声音不得不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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