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我随习仲勋同志下乡记
作者：●万绍芬
1985年11月中旬，我有幸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江西老区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视察了9天，耳闻目睹了仲勋同志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之情，切身感受到他为加快老区建设、改善老区人民生活那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爽朗真诚的性格。
那年6月，我刚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领导下，全省上下正在热气腾腾地贯彻中共江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为大力促进江西省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尽快改变江西老区的面貌，展开顽强拼搏。8月下旬，省委在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老区实行“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加快老区建设步伐，全面振兴江西经济。接着，全省组织了12000多名干部深入老区基层，展开了解放以后第二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样的时刻，习仲勋同志来江西老区视察，使我们倍感亲切和振奋。
11月14日，习仲勋同志到达南昌，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老省委书记，然后仔细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不久前召开的全省老区工作会议情况，以及会议前我去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地调查研究的报告，很感兴趣，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那神情，似乎已经置身在老区了。
果然，一听完汇报，他便急迫地说：“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
11月15日早上8时，我们乘车向井冈山进发。
尽管已经入冬，江西大地上还是一片绿色，阳光照得车里暖洋洋的。
习仲勋同志是第一次来江西。他神情贯注地眺望着前面道路两旁的山山水水，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沉默了一阵，他说：“绍芬同志，我看，你们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确定的老区建设的方针、目标和措施都很好，江西搞好老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江西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你们不是有个统计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
“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我说，“那时候，党先在江西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建立了六个省苏区，110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习仲勋同志回过头来望着我：“你说，‘解放30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对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我说，“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364个贫困乡，52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50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对，应该感到不安。”习仲勋同志轻轻地说，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呀！”
我们的车子急速地向井冈山奔驰。从南昌到井冈山的公路上，有好几处路段正在翻修。这些地方，道路变得狭窄泥泞，凹凸不平，车辆行驶不畅，常常发生堵塞现象。
车子的行速减慢了。在我们前面开道的警车不时地鸣响警笛，常常从车上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过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个车队。
习仲勋同志望着这种情景，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他转过脸来对我说，“他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因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我向仲勋同志作解释。他听着，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你们往日下乡，也这样鸣锣开道吗？”
我笑着说：“我的车是上海牌的，神气不起来。”
仲勋同志笑了。
“那好，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现在停车，反而会造成堵车。”我望望前方情况说，“走过这段路，前面就是新干县城。一到那里，我就跟他们说。”
他没有作声，但我明显感到他的焦虑和不快，这使我更感到局促不安。但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哥大”、BP机，只好叮嘱我们车上的司机不要过于占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的车子总算在新干县城停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习仲勋同志便下车快步直向警车走去，我赶紧跟上前去。
“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呀！”
我上前对警车上的同志说：“请同志们在往后的路程上，尽量不要鸣警笛，也不要挥旗，请注意影响。”
警车上的同志接受了意见。
车子又向前开了，果然再没有出现“鸣锣开道”的情景。
“这就对了。”习仲勋同志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中午，在吉安略事休息，傍晚时分，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井冈山。晴朗的冬日，天特别的蓝，夕阳把苍翠的山岭罩上了一层金色。车子在郁茂的树丛间盘旋而上，也有一种“跃上葱茏四百旋”的气势。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长期战斗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同志，此刻置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显得特别兴奋。和在南昌一样，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瞻仰革命遗址，看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后代，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砻市朱毛会师地、三湾改编旧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天，我们陪同他瞻仰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在旧居后面的两棵树下，他久久伫立，不舍得离去。
那两棵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在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1929年1月底，两棵树和毛泽东同志旧居一起被敌人烧毁。可是，红军打回来以后不久，经过几场春雨，这两棵树奇迹般地萌芽复活了，而且长得枝繁叶茂，四季长青。因此，井冈山上的老百姓称它们为“常青树”。
习仲勋同志久久注视着这两棵常青树。他摸摸坚实的树干，望望那青翠的枝叶，无限感慨地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井冈山上的群众，对这两棵树有着特别的感情。‘文革’中，这两棵树再次被毁，可是“文革”后又复活了。”我说。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靠的就是群众。”习仲勋同志说，“是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常青树”。
在井冈山上，习仲勋同志这种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感情，一直感染着我。
一天，他会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
“绍芬同志，我们一定要常常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嘱咐我说，“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虽然不是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但他们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很大功劳的。对待他们的亲属，也要像对待所有的革命烈士亲属一样！”
在走访井冈山老赤卫队队员的时候，我向仲勋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吉安地委领导人到井冈山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家门前，却见房门紧锁。有人告诉他们，老人听说上边领导要来，一早就躲出去了。因为老人家里很穷，怕上边领导看了心里难过，老人觉得还没有靠自己双手摆脱贫困，对不起领导。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难以平静。”我对仲勋同志说，“解放30多年来，井冈山上有些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哪里是他们对不起领导，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呀！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说，不能忘记他们呀，忘记他们就是失职！”
仲勋同志听了说：“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你们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
从井冈山上下来，在通往兴国县的路上，小车沿着曲折的山道，从一个个小村庄旁边驶过，他注视着这些村舍。看到一些新盖的砖瓦房，门前儿童嬉笑奔逐，屋檐下挂着大红的辣椒串，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他的脸上便浮起了笑容；看到有的小村子房舍破旧，屋场脏乱，他便问这是什么地方，生产状况如何？
车行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兴国县城。我向习仲勋同志介绍说，当年作为苏区中心的兴国县，23万人口当中，有8万人参军参战，23000多人英勇牺牲，相当于长征路上每一里路就洒下一名烈士的鲜血。这里出了50多名将军。这些年，兴国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虽然有了提高，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了，但是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1981年到1983年三年的调查统计，每年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这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兴国已经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它的邻县宁都就要“迁都”。这些年，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难度很大。
习仲勋同志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我请习仲勋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让他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出发前我已经叮嘱过各地一定不能只报喜，不能只安排看先进的和好的，必须要将中等的和差的都请习仲勋同志视察，决不能弄虚作假。不料，尽管这样，也还未能完全达到他的严格要求。
这一天，我们一行来到一户村民家里。户主是村里的兼职会计，是个党员，听说党中央领导同志来了，十分兴奋，把砖瓦屋的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按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在堂屋桌子上放了四个碟子，装着土产：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桔，一碟花生。
我陪着习仲勋同志走进了这户农民家里，一看就明白了，这大概是当地要给我们看的“好中差”里的“好”的典型。
仲勋同志一看这景象，便转身走了出来。
我和其他陪同的同志都感到奇怪：在别的农户家里，习仲勋同志态度亲切，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有时掀开锅盖看看，摸摸被褥厚薄，和老百姓亲切交谈，只是到这一户人家，怎么转身就走了呢？
“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边走边对我们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事后我了解到，这位会计一家，在村里确实情况比较好，当地干部也确实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情景。
幸好，这样的事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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