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宋庆龄与《中国建设》
作者：●张 彦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正在美国乔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宋庆龄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里有这样一句不同凡响的论断：“是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当时，她才20岁。
以后她和孙中山共同为革命奔波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外事工作方面。孙中山与来自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会谈时，她都在座。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在武汉创办了《人民论坛》，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她又在上海先后支持出版过两本进步的杂志：《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继续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赢得了世界各地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斗争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在物质上的援助。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便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情况。宋庆龄欣然接受并且亲自为这个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
这个杂志之所以在国外深受欢迎，除了内容都是外国读者所渴望了解的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所有文章都是用英文专门为不熟悉、甚至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写的。
编辑部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特别重视与读者的联系，做到“有信必复”。一般每月总要收到读者来信好几百封，除有专人负责处理外，读者的反映、问题和意见都要经过主编过目，并作为制订编辑计划的重要参考。复信工作被视为杂志的“补充”，有的复信长达数页，俨然一篇短文章。这样认真地与海外读者的信件来往，确实有利于建立读者对杂志的信任，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有的长期老订户，书信不断，成了杂志社的老朋友。一位热心的美国读者，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将杂志上的文章编成索引目录，输入电脑并给杂志社寄来。
宋庆龄以身作则，重视联系读者。自《中国建设》创刊以来，直到她1981年逝世，她每期都要亲自书写信封，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好友寄去杂志，并征求意见。
在纪念创刊十周年之际，宋庆龄特别以《真实报道的传统》为题，给杂志撰写了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她说：“当《中国建设》出版第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10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当第二个10年开始的时候，读者们无疑可以期望：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刊物每期出版后，宋庆龄总要抽出时间来看，觉得有进步，就加以表扬。如发现什么错误，她也会提出严厉批评，她很不喜欢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通过口头、书信或电话，她经常和杂志社保持密切联系，并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具体的选题。
对她自己的文章，她总是谦虚地要求编辑部提出意见，而且总是以她坦荡胸怀和求实的精神对有益的意见和修改表示感谢。她的亲笔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一般都由对她文风非常熟悉的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处理。一次，她看过修订稿后，立即来信说：“我同意在我的文章第四段中所作的修改。改得确实好，那句话原来太含糊了，现在读起来好多了。”1975年，当她听到有人说过她写的东西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别人改动时，她真生气了！她说：“这简直是诽谤！”每当杂志社给她寄去稿酬，都被她退回。
对于《中国建设》来说，宋庆龄既是它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同时又是它最具有威望和最丰产的一位作者。自1952年创刊号起，直到1981年她逝世之前4个月，她为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大多涉及重大题材。这些文章，有的是应约而写，有的却是她有感而发，主动写了送来的。不过，无论是什么情况，都绝不是空洞的应景文章，都有她独到的见解和她与众不同的独特文风。她的英文也是自成一格，高雅、简洁、朴实而又带感情，外国作家也不能不对之赞赏。她写文章，就和她平时对满座友人谈话一样，循循善诱，亲切感人，从不说教。她总是把自己摆在与文章读者同等的位置上，从不强加于人。然而，谈到重大问题时，她总是高瞻远瞩，立场非常鲜明，观点毫不含糊。她讲的是大形势、大道理，用的却是最朴素的语言，平易近人，使人爱读、易于接受。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文革”中已被迫沉默了5年的宋庆龄，重新提起笔来，在《中国建设》杂志上颇有感触地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并不是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时代，而是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这历史转折的时刻，宋庆龄十分兴奋地为国庆30周年写了又一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在这篇文章里，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她说：“今天，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颠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宋庆龄还特意在《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她署名的《致读者》，向海外广大读者亲切地谈到她在庆祝人民共和国30周年时的心情：
“我们的30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忘记他们。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现在，宋庆龄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她的精神却在杂志社里永存，并成为鼓舞他们沿着她所指引的方向继续迈进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