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人生轨迹
作者：●尹 骐
人们创造历史，历史同时又决定着或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在非常年代的历史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乃至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往往是始料不及而又是影响深远的。
茅盾在1927年的经历便大抵如是。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及其文学道路，考察他在这一年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经历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这一年不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大转折的一年，同时也是茅盾个人在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大转折的一年。
一
出生于1896年的茅盾，20岁的这一年（1916年）的夏天，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了文化人的职业生涯。最初他只是翻译一些外国通俗读物，参与编辑《学生杂志》一类的小刊物。“五四”运动后才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1921年初，他参与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文坛上竖起了一面“为人生”而写作的旗帜。同时他接编了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文艺批评论著，着重介绍了外国各种文艺思潮，包括1925年发表的当时被认为是最激进的苏俄文艺思潮《论无产阶级文艺》。经过上述数年间卓有成效的活动，茅盾确立了他在文化界作为一位著名文学活动家的地位。在文艺思想方面，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并接受了以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为主的思潮，同时又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开始介绍苏俄的“无产阶级艺术”。虽然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艺术”还是很“左”的拉普派占统治地位，茅盾也只是泛泛地介绍而已。
和上述文学活动相比，茅盾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实践活动是更值得重视的。还在1920年底，他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并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共产党》撰稿。1921年春天，他正式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成了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此后的数年间，他的公开社会职业是文学活动家，但他同时担当起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根据党的工作需要，接受党和组织安排的各项政治任务，如担任党中央和各地的联络工作，到党所办的平民学校、上海大学去任教，参加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和群众运动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茅盾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活动，直到担任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被选为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又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成了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助手。
历史表明，茅盾在1927年之前的人生道路大体上是平坦顺利的。无论是文学道路，还是政治道路，都可以说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并且成绩卓著。如果没有1927年的风云突变，没有1927年的曲折坎坷，茅盾的人生道路沿着原有的轨迹发展下去就可能是另一种前景，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二
1927年新年伊始，茅盾就按照党的要求从上海到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
中央军校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广州时期，学校里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实际上占了主导地位。武汉建立的这所分校，虽然名义上仍是蒋介石担任校长，但实际上已经完全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当主角了。蒋介石远在南昌前线已是鞭长莫及，学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教务长邓演达负责，日常的校务则由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的这种局面正是当时国共合作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形容国际政治斗争领域的特点时引用《红楼梦》里的那句有名论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实践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在反帝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方面两党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目标，但也勿庸讳言，合作从一开始就有着同床异梦各有所图的内在矛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便使这一矛盾直接反映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组织机构之内，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更使这一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直到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如果说在1926年3月之前，国共合作还处于相对平稳，即被某些史学家称之为“蜜月期”的话，那么随着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影响和力量的不断攀升，到了3月中旬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后，国共之间矛盾就日益公开激化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党虽然都表示要继续维持和推进合作大业，但又都在实际活动中继续加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更加紧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共产党内的左派则大力推进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而国民党内的左派和中间派以及共产党内的右倾人物面对上述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则忧心忡忡，举棋不定，虽然仍在不断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局面，但又很难有所作为。
茅盾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于1927年1月赶到武汉任职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不过他在这里工作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4月初就又被党派到汉口《民国日报》去当主笔。此次工作调动再次反映了国共两党当时在各个领域争夺阵地的错综复杂形势。当时武汉只有两张大报，一是《中央日报》，一是《民国日报》。前者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部长顾孟余对该报抓得很紧，其新闻导向受国民党右派势力控制。《民国日报》则完全由共产党包办，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新闻导向不言自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张报纸更多的是反映了以董必武社长为代表的党内左派观点，而右倾的中宣部长彭述之的意见则往往受到抵制。例如大量报道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等。茅盾作为报纸主笔，其言论也代表了党内左派意见。
茅盾在《民国日报》任职只有3个月时间（从4月中旬到7月上旬）。这3个月正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国共从合作走向分裂的最严峻时刻，其中包括上海的“四一二”事变，湖北的夏斗寅叛变，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最后则以宁汉合流为标志宣告了国共合作的结束。国共合作破裂后，茅盾立即辞去《民国日报》工作，表示了同国民党的决裂，并且不理睬汪精卫的“挽留”，随即按照党的指示于7月中旬从武汉赶到九江。中共中央的意图原是要让从武汉撤出的一批党员经九江赴南昌参加计划中的南昌起义，但因从九江到南昌的铁路交通临时中断而使许多人行程受阻。在此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有的人千方百计（包括徒步行走）辗转前往南昌，茅盾则设想先上庐山然后绕道去南昌，不料忽患疾病而难以成行，最后不得不选择党曾经交代过的“不行就回上海”这条路。茅盾的这一选择有很大偶然性。然而正是这一偶然的选择，却从此结束了他作为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大革命时代左派政治活动家的历程。
三
8月中旬，茅盾回到上海后由于已经知道自己上了国民党政府通缉的黑名单，就隐蔽在自己家中，足不出户。除邻近的叶圣陶、周建人以及稍后到沪定居的鲁迅外，基本上杜绝了和外界的交往。这样的隐居生活整整过了10个月，直到次年6月去日本。这段时间在茅盾的人生经历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接连写出了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即《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作品的面世，不但标志着茅盾在文学领域内活动空间的重大拓展，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兼翻译家的同时，又以文学创作家的姿态挺立于文坛之上，而且具体实践了他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创作思想，并由此而开创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巨匠的发展前景。
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茅盾作为一位革命政治活动家的历程的中断。这在茅盾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转折。因为在这长达10个月的隐居期间，他没有设法去寻找党的组织，接受党的新指示和新安排。这是违背了党的既定“党规”的。在此期间先后回到上海的许多党员都是先找党的关系而后决定个人的行止，例如创造社的潘汉年几乎是和茅盾同时从江西回到上海的。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党的组织接上关系，此后就一面从事文化活动，一面接受党的安排，不久就到中共江苏省委去工作。茅盾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客观上他的名气大，熟人多，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一旦被人认出，就有被捕被迫害的危险，但主观上的原因也是不能回避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说：“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是这个习惯在我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立思考一番”。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茅盾的社会关系要找到党的组织或取得和党的联系应该并不困难，问题就在于他要“停下来”“独自思考”，而不愿像别的人那样“紧紧跟上”。然而作为以严密组织和严肃纪律著称的共产党组织，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能允许她的成员“停步不前”和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直到1928年6月，茅盾决定到日本去也并不像郭沫若东渡那样按照党的指示精神行动，而是自己独自的安排，这就意味着他已脱离了党的固有轨道。他这10个月的行动后来被认为是“脱党”性质问题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到日本后虽然已可公开活动，但也没有同党组织联系上，直到1931年他向瞿秋白谈到上述情况并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时，也没有能够得到党的同意。这固然和当时党的路线“左倾”有关系，但既事出有因，茅盾也无可奈何。从此，茅盾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就成了一位非党的革命“同路人”，虽然仍被称为革命文化战士，但同党的关系确已今非昔比。这只要看一看他后来在左联内外的活动情况及特殊的某种“桥梁”、“中介”地位便可明白。1940年茅盾在延安时，曾又一次提出恢复党组织关系问题，但这时的国内形势发生巨变，党从更高战略角度考虑，认为把他留在党外比回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大业，茅盾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从此更加积极而温顺地担当起“朋友”的角色。此后又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直到1981年3月在他病危临终前夕，才又将自己的心愿提出。虽然他自己未能亲耳听到中共中央在他死后4天才做出的“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到底也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历史和长久的心愿有了一个交代。
四
茅盾在1927年秋冬之际所写的小说《幻灭》、《动摇》以及次年春夏之交所写的小说《追求》，对于了解和研究茅盾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茅盾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为创作主旨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可以透过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看出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还被反映到了他后来的长期生活历程之中。
谈到写作《幻灭》等小说的动机时，茅盾坦言：“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写作了。”关于写作的态度，茅盾说：“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篇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实践证明，茅盾的确是真诚地严格地按照自己的主张写作的。
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茅盾自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又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以后，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一直坚守共产党员的立场，按照党的要求工作。即便是在1927年上半年的武汉，在国共两党矛盾已日益激化、政治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时刻，他也仍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坚定性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例如在他主持的《民国日报》上，积极支持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对国民党的右派势力进行反击，直到毅然辞职并拒绝汪精卫的拉拢。然而当国共分裂、大革命遭到完全失败后，茅盾的表现却有他个人的独自特点：他没有像很多党员那样“紧紧跟上”党的步伐，立即追赶并加入革命队伍的战斗行列（例如像粟裕等人从武汉撤出时，因晚了一步，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是步行追踪，终于赶上了起义部队，或者像潘汉年等人一回上海就立即找到党的组织参加地下斗争）；他也没有像一些党员那样对革命完全失去信心，从此消极沉沦甚至退党，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暂时“停下来独立思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一番历史的反思。
茅盾的上述表现，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更是由于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文化人的思想特质所决定的。他的历史反思的具体成果，就是创作了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现实为题材的《幻灭》等三篇小说。我们正可以从这三篇小说中看出茅盾当时的对现实对革命的具体理解和评价，而这样的理解和评价又正好真实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化的人的思想特质。小说《幻灭》和《动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茅盾在武汉时期的经历大体上是同步的。小说的内容大都是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他作为报纸的主笔，接触到了很多生动具体的现实情况报道，他“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写下了那真实历史的一页。而这一页又是我们在当时的许多政治报告和后来的大量历史文件中所不曾见到的。茅盾的小说中，特别是在《动摇》里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和形象的历史画面，包括革命运动中的种种负面情形：群众中的狂热、盲动和过火行为，投机者的无耻钻营，领导者的幼稚懦弱，新潮人物的罗曼蒂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茅盾在武汉时就已亲身感受，回到上海后不能不痛切反思的。这种反思当然很难说已使茅盾改变了对革命和对未来的信念，但又不能说，已使他感到困惑、迷茫甚至悲观：革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样走？由于一时尚不能认清前面的道路，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茅盾暂时停顿下来冷静地思考一番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所进行的这一番“思考”或称为“历史反思”对茅盾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他当时以及后来的种种经历中又能够看到或者印证什么呢？
在此之前，茅盾不但是一位知名的文学活动家，而且是一位知名的革命活动家，一位激进的政治家。当这两种身份出现矛盾即当革命和政治需要时，他服从政治需要而基本上放弃了文学活动。从1925年冬天到1927夏天，他应该说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更为贴切。而从1927年下半年即在他“停下”了革命的步伐转入“思考”之后，文学家和政治家的角色实际上就发生位置的转换了，此后则以革命文学活动家为主业，在革命政治家的行列中，他已成了一位边缘人物，或者说只是一位配角了。当然，两种身份及其位置的转换，并没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毋宁说茅盾后来所处的位置或许更适合于他个人的性格特点：习惯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走极端。实践的结果也是于革命政治于革命文学都大有裨益的。在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矛盾纠纷中，在40年代国统区的文学统一战线活动中，茅盾的积极而又独特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的。
从茅盾的历史反思中我们又能看出，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文化人在参加激烈的革命政治斗争过程中，常常因为自己的独特视角与革命的汹涌潮流在认知上有差异，因而会产生内心的矛盾迷茫。例如在武汉，他亲眼目睹了各地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消极资料，内心便深感困惑，他无法站到所谓政治大局的巅峰，忽视或无视现实中的阴影，因而做不出政治家可以大胆断言的那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结论。因此他在小说《动摇》中写出了的那些幼稚盲动甚至荒唐的历史细节（如把地主的小妾、庙庵里的尼姑分配给光棍之类），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某种疑虑与保留。反映了他即便在作为职业政治活动家的时候，先前已经形成了的学者型文学家的性格仍在起着重要作用，即人们常说的“书生气”使他更多了一层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也可以说，在茅盾的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性格特征以及在某些时候的互相错位现象。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抽象概括，不妨说在茅盾的性格组合中是由文学人和政治人的两组重要元素构成的。他既不能像纯粹的文学人那样刻意保持着与政治的某种距离，又不能像纯粹的政治人那样只看重政治运动的谋略与结果，而并不在意其方式与过程的流弊。
历史实践表明，茅盾是一位热情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始终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始终坚守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进退有度。他的这种双重性格特征在1927年的历史大转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后来也一直被延续着和不断地展示着，直到晚年。不论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还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中都基本如此。如果拿他同时代的若干文化人相比（如郭沫若、周扬、巴金、沈从文等），那就更为清楚了。
（责任编辑方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