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迥异的家庭奇特的爱情悲惨的结局

作者:●高凤英





  我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诞生的。发起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前六位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会议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指派这八个人中最年轻的21岁的俞秀松为“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称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举俞秀松、高尚德、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五人为青年团中央执委,施存统为书记。党、团元老俞秀松的一生,还颇有传奇色彩。
  俞秀松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一个农民的家庭,17岁考入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卷进浙江,省立一师成了浙江的“北大”。俞秀松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了领导浙江运动的勇士。他和战友们先后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杂志并任主编,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抨击反动当局,刊物发行到两湖、北京、黑龙江,甚至日本。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大加赞赏“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向穷困和黑暗斗争”的锐气,“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1919年底,俞秀松到北京见到陈独秀。经陈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旁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此后不想做学问家,情愿做个‘受人唾骂’的革命家!”
  1921年3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团组织的委托,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列席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亲耳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回国后,他从事浙江的建党、建团和工人运动,到广州协助孙中山做军运工作,1925年——1933年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并任教,还担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员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由苏共中央派往伯力任《工人之路》副总编。
  当时,盘踞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他的土皇帝势力和蒋介石抗衡,提出了五大政策:“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他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经济、贸易上的好处,装出一副十分“革命”的红色面孔,还亲自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请苏联扩大对新疆的军事、经济、外贸援助,并请求派出共产党员帮助新疆治理建设。斯大林欣然应允。盛世才还“热忱”地申请参加共产党,斯大林对此不置可否。
  1935年6月,第三国际派出20多位中共党员来到乌鲁木齐做统战工作,由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负责。
  俞秀松是中共老资格的优秀党员,且富有工作能力,盛世才对他很器重,聘任他担任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主编《反帝战线》,又任新疆督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和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又请他做了小妹盛世同的家庭教师。
  盛世同当时是个15岁的小姑娘,可谓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她容貌美丽,性格坚强。她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中学的“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会”,并担任了反帝会小组长和学联会监察秘书,在工作上和反帝会秘书长俞秀松经常接触。
  俞秀松作为家庭教师,除了经常去她家讲课、辅导外,还给她讲解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使这位小姑娘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
  俞秀松当时已经36岁。他那高尚的品格、成熟的才干、广博的学识、潇洒的风姿,使这位小姑娘非常入迷和倾慕,两人热恋了一年后,便决定结婚。
  盛世同向父母和大哥盛世才提出这门亲事,他们都欣然赞同。俞秀松说:还需要报请第三国际和斯大林审批。斯大林也欣然同意。
  1936年夏,16岁的盛世同和37岁的俞秀松举行了热闹的婚礼。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全体同志也来参加,领事阿必列索夫还带来了斯大林赠送的一箱衣服和化妆品,转达了斯大林对新郎和新娘的祝贺。领事馆特设了筵席,举办了舞会,把婚礼场面拍成了电影,在乌鲁木齐多次放映。结婚一周年时,斯大林又送他俩一架照相机。
  斯大林赠送结婚贺礼,这在中共党员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俞秀松的钟爱和器重。
  婚后,俩人的生活十分甜密但又十分清廉。1937年,盛世才派省政府主席李溶给俞秀松送来任命他兼任省教育厅厅长的委任状,俞和妻子商量后又退回去了。他说:“我不为名,不图利,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要想当官,我早回浙江省当教育厅长了,杭州的一些老朋友已经请了我好几次。”
  俞秀松风趣地对娇妻说:“你这名字多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必然要胜利,‘盛世大同’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你要按自己的姓名的含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实现共产主义的‘盛世同’。”
  他们夫妻俩在从事反帝、建设新疆工作中,还多次经盛世才同意,向延安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等物资,并培训了党派去的飞行人员,还积极组织了对西路军失败后入疆的李先念等400多名红军官兵的援救。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回国参加抗日。他俩路经乌鲁木齐时,盛世才设宴招待,并拿出由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25位中共党员的照片,问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些人。
  王明、康生竟说:俞秀松,还有赵云蓉、张逸凡、吴德铭、郑一俊等十几个人都是“托派”,是“反对斯大林的”。又说:他们回国前见到斯大林,已汇报了俞秀松是托派。王明并示意盛世才,要他把这些“托派”逮捕起来送交苏联审问。
  事实上,这全是卑鄙阴险的诬陷。原来俞秀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和王明在一起,对王明和米夫搞宗派主义很是不满。王明于是挟嫌报复,捏造罪名借刀杀人。
  王明、康生离乌鲁木齐回延安后,盛世才为讨好斯大林,将俞秀松等突然逮捕。
  12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俞秀松告诉妻子去反帝会检查工作。17岁的盛世同正在家温课,突来盛世才的四个卫兵,说是督办有事请俞秘书长速去。
  9时多秀松回到家,感到情况有异,对娇妻说:“我去看看再说。你先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跟随4个卫兵而去。
  盛世同次日考罢回家,厨师哭告:秘书长被公安处抓起来了,通知你把洗脸用品和被褥等送去。她立即赶到督办公署质问大哥:为什么无故抓人?盛世才诡辩说:俞秀松参加了阴谋暴动案要杀我,又说俞秀松与托派有关系。盛世同质问有什么证据?盛世才支支吾吾拿不出。
  盛世同怒斥大哥:“如果没有证据,我就枪毙你!”
  盛世才咆哮如雷,喝令卫兵把小妹抓起来。盛世同怒骂卫兵,卫兵也不敢动手。大哥只好答应小妹去监狱探望丈夫。
  在狱中,俞秀松说:“说我是托派,又参加阴谋暴动,真是莫名其妙!这完全是诬陷,一定有人在捣鬼!”
  关押俞秀松半年后,1938年6月25日,盛世才决定把俞秀松押往苏联交苏方处置。
  俞秀松预感到苏联会凶多吉少,他也知道王明、米夫等曾诬陷他是托派。在去飞机场的车中,他对妻子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你要挺起胸膛,不畏强暴。要相信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盛世同强忍着泪水频频点头。
  他又感慨万端地对妻子说:“同妹,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到达机场后,他们看到已停着一架草绿色的苏联飞机,几十名苏联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秀松紧紧拥抱住结婚才两年的娇妻,含着泪花说:“同妹,要坚强,多保重,但愿我们能够重逢。”飞机腾空而起,秀松手扬帽子在窗口不断向妻子招手,世同肝肠寸断,昏倒在地。
  俞秀松被押到莫斯科后,关在内务部监狱。审问中,当问他是否反对王明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是反对王明的,于是又受到毒刑拷打。不久,他在严刑折磨下死于监狱。
  自俞秀松被押到苏联后,盛世同一再找到大哥哭闹,愤然宣布和他断绝兄妹关系,随母亲的姓改名为“安志洁”,表示和军阀哥哥决不同流合污,志在独守贞洁。
  她也不要大哥的物质接济,自己振作精神到女中附小当教员,自食其力,并被推选为反帝会直属四分会的负责人。随后,又进入新疆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读书。
  四年后,盛世才错以为苏联要被希特勒灭亡了,撕下了亲苏的伪装,投向蒋介石的怀抱。
  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到乌鲁木齐对盛世才进行“招抚”,盛世才把屠杀共产党人作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的厚礼。经过讨价还价,国民党的军队开进新疆驻守,蒋介石封任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中央监委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2年9月,盛世才下令逮捕了应他热情邀请来新疆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一年后又以绳索勒死,秘密装进麻袋埋在荒山中,并拍了照片送给蒋介石。同时,把在新疆的全部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都抓进了监狱。
  早在1939年秋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调回延安时,就对前来接替当主任的陈潭秋说过:“盛世才不仅是野心勃勃的军阀土皇帝,而且是个狼种猪!”
  1944年,盛世才不甘受制于蒋介石,又看到苏联红军要把希特勒打败了,又想投靠斯大林,以取得保护。他特地向斯大林写去一封言辞恳切的“悔过书”,表示要重新亲苏,并把一大批在新疆的国民党委员逮捕。同时却向蒋介石发电报说,这些人“都叛变了国民党,是共产党的间谍”。
  斯大林当然了解盛世才的阴谋伎俩,把盛世才的“悔过书”转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大为恼火,令盛世才离开新疆,到重庆担任没有实权的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盛世才万分不愿,只好于1944年9月携带32大卡车金银珠宝,带着老婆到重庆就职。
  盛世同拒不跟大哥去重庆,仍和母亲住在乌鲁木齐。她听传说丈夫还活着,还到过新疆边境一带,她要留在新疆,等着和丈夫重聚。其实,这时丈夫已死去六年了。
  后来,世同的母亲害病,盛世才一再来信请妹妹陪妈妈去重庆治疗,可能是失权之后有所忏悔,他向妹妹一再表示今后再不过问秀松之事,也决不干涉妹妹的自由,小妹愿意到哪里找寻秀松都行。这样,世同才陪母亲到了重庆,但不和哥哥住在一起。
  不久,蒋介石、宋美龄向世同和世同的五哥五嫂(五哥盛世骥曾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发来请帖邀请赴宴。世同犹豫再三后决定赴宴以弄清缘由。席间,蒋介石、宋美龄只和她“友好”地拉家常,关切地询问她的生活、年龄,是否想进大学读书等。第二天,新疆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来看望世同,转述了蒋介石的口信,原来是要给参加宴席的一个国民党将军做媒,并规劝世同忘记丈夫,回心转意。世同当即断然拒绝:“我已经结过婚,是有夫之妇。”表示决不再嫁。其时,她芳龄才25岁。
  抗战胜利后,世同随母亲、五哥迁回南京,仍不和盛世才来往。1948年,秀松的父亲俞韵琴来信邀她去杭州暂住,并说一定能打听到秀松的真实情况。世同便同母亲去了杭州,但也没有得到俞秀松的确切消息。
  大陆解放前夕,盛世才要母亲、小妹和他同去台湾,世同坚决不去,留在了大陆。
  大陆解放后,盛世同即向中央写信询问秀松情况,但如石沉大海。后来,当年和俞秀松同机被押到苏联关押在内务部受审的张逸凡回国探亲,才告诉她俞秀松已死在苏联监狱。
  1961年,秀松的父亲上书毛泽东,请求明察秀松的不白之冤。包尔汉等几位老同志也提供证明秀松不是托派,上海市委组织部批示民政局:“应当承认其为烈士”。196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给世同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有毛泽东的签印。
  直到1983年,康生死后,中组部才为俞秀松彻底平反昭雪。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这位被埋没43年之久的我党创业勇士才恢复了应有的光彩。
  盛世同这时已经61岁,禁不住老泪滂沱。
  (责任编辑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