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9期
左联作家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始末
作者：●刘小清
1931年9月，上海《文艺新闻》刊登了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钱杏谈蒋光慈的一段文字：
“他虽然开拓了中国文艺运动，而又努力地使这一运动不断地展开；可是，他也就死在这发展的浪潮之中，因为自1928年以后，他自己却是逐渐地停滞了。他的顽固的个性，使他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一切。因此，他对于文艺运动的认识，与其他的文艺运动者，在自我批评的斗争中，不断的冲突、对立起来。到最后，1930年秋，因为过不惯纪律的生活，他甚至于切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觉得自己以全生命献给革命，自己的创作几全遭查禁，而同志还是如此的不理解。他感到了深刻的悲哀。他的生活状态完全地陷于孤独的境地，形成他的内心的无限的苦闷。他几次地掼下笔来，想不再从事创作……”
在这篇以“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为题目的文章中，钱杏所说的他，即早年太阳社发起人之一，后成为左联候补常委的蒋光慈。
蒋光慈原名蒋光赤，在国民党统治年代，用光赤名字发表文章显然有赤色宣传之嫌，会遭致麻烦。于是他改名光慈。蒋光慈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于著名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中有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彭述之、郑超麟、曹靖华、韦素园等。1922年，蒋光慈在苏联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蒋光慈那时已写有许多新诗，亦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在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处于特殊的地位。1924年蒋光慈回国，在上海大学教书。郑超麟说：“在这个时候，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不妨害他的文学活动。他在上海大学教文学，组织学生成立文学团体，编辑文学刊物，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并不妨害他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当时蒋光慈非常醉心于他的文学活动，但这种兴趣很快便与党分配的工作发生了冲撞。
那是在孙中山北上病逝后，冯玉祥与苏联发生了联系，并接受苏联援助。不久，苏联派出顾问到张家口，需要翻译人员。于是中央从上海大学调蒋光慈去张家口作苏联顾问的翻译工作。在张家口工作时间不久，蒋光慈就感觉到很不适应，因为他无法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于是，他向组织要求调回上海。在组织不批准的情况下，他竟自己离职回到上海。以后党组织没有分配工作给他，他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当时他的《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作品在文坛很有影响，当然也有不少争议。其间蒋光慈曾到武汉生活了一段时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上海，之后与钱杏等发起成立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9年10月的一天，蒋光慈参加了在上海北四川路“公啡”咖啡店内召开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参加者还有潘汉年、夏衍、阳翰笙、钱杏、冯乃超等11人。这次会议即左联筹备会，蒋光慈也因此成为左联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蒋光慈虽然因病未能到会，但仍被选为常委，并负责编辑左联刊物《拓荒者》。
不愿与“左倾”路线合流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左”的倾向必然对文化运动产生影响。当时左联经常要求它的盟员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到工厂、学校中去做鼓动工作，而疏忽甚至弱化文学创作。即使在创作方面，也是要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在左联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到来之际，左联在福州路的一幢大厦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布置迎接“红五月”的各种示威活动，要求所有的盟员都必须上街游行。在通过的“五一”宣言中，还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冠以一个刺激的名称，叫“血光的五一”。此后游行示威等活动则成了左联的主要工作，即使这种活动暴露了力量，造成了很大损失也还是乐此不疲。针对早期左联的这种现象，有盟员认为“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鲁迅当时也对此表现出不满，他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并且声明：“我是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然而，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左”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相反，还有蔓延趋势。
蒋光慈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诗人，他将创作视作生命的全部，这就同当时左联的指导思想相悖。左联是革命文学家的组织，毫无疑问，它应当关心政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但它又忽视了作家本身的创作职责，把参加政治活动放在首位，而机械地规定每有节日，必上街游行示威，写标语，散传单，并以此衡量左联成员的革命性。对这种“左”的做法，蒋光慈一直持不同意见，加之身体有病，因而他常常不积极或不参加。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革命文学创作，而参加飞行集会一类活动，是一种盲动蛮干。
有一次，左联要开会，但一时又找不到会场，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到蒋光慈家去开会。因为蒋光慈房子面积较大，而且白天只有他一人在家。不料当钱杏找蒋光慈商量时，被一口拒绝。蒋光慈说：“一个房子，本来是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开倒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事常有发生，蒋光慈的这种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所谓“开倒了”，即是指这种情况的发生。蒋光慈的性格十分鲜明，毫不隐讳，心里如何想就如何说。他的拒绝，搞得钱杏非常尴尬，也为一些同志所不满。
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曾回忆过蒋光慈的一段有关情况：
“夏季的一天，我正在睡午觉，光慈坐在我的旁边看报，杏走上楼来通知光慈说‘明天上午八时到南京路上集会，你到时去！’
但光慈回答说：‘我不去，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意思。’
那个时候，谁要是不去参加飞行集会，就被指责为不革命。当时我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光慈说：‘你不革命啦？’但光慈有他的主见，也自有他的道理在。他向我解释：‘现在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武器也没有，条件尚不成熟，而且每一次集会暴动损失很大。’”
吴似鸿认为蒋光慈的这番话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左”倾路线的特定背景下，他的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
蒋光慈依然我行我素，只管自己写作。但有一天，他终于得到通知，要他停止写作，而调做群众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认为“蒋光慈过着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必须到无产阶级大众中去锻炼。”蒋光慈为此很激动地对吴似鸿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
这段时期，蒋光慈经常与左联党团组织成员发生激烈争论。但他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党组织要求他抛弃自己的见解，无条件服从组织决议。蒋光慈为此感到很痛苦，他不愿意服从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这是他倔犟的个性决定的，但他知道作为党员又必须服从。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他最终选择了退党。他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对吴似鸿说：“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蒋光慈很快便将其退党报告交给钱杏转党组织。但钱杏认为他太冲动，遂婉言相劝，并将他的退党报告压在身边。但蒋光慈去意坚决，他认为“一天不退党，就觉得跟着错误路线多一天，不如早日退党，像鲁迅那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于是，他再三催促钱杏把退党报告交上去。钱杏无奈，只好按照他的意愿将他的退党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本来根据党章规定，是允许党员退党的。但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左联对蒋光慈的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根据思维惯性，蒋光慈此举无疑是对党组织提出挑战，于是只有一种选择，即将其开除出党。
这无疑是蒋光慈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为“浪漫”付出代价
郭沫若对蒋光慈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
“古人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都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做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但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他这所说的‘浪漫’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吊尔郎当’。但他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曾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
然而，蒋光慈终于为他的“浪漫”付出了代价。
1930年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3版正式公布了蒋光慈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其标题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整个报道措辞严厉，特别在正文前强调了下面这段文字：
“因革命斗争尖锐化，动摇退缩，只求个人享乐，故避免艰苦斗争。布尔什维克的党要坚决肃清这些投机取巧，畏缩动摇的分子，号召每一同志为革命而忠实工作，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健全党的领导作用。”
在作出开除蒋光慈党籍决定的前不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会上虽然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因其影响很深，此后“左”的思想不仅未能肃清，反而愈加滋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除蒋光慈党籍的报道，通篇体现出深刻的“左”的烙印。如对于形势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反动统治急剧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革命战争开始，工农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这与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如出一辙。继之，在对蒋光慈的定性上更是言词偏激，称蒋“加入中国共产党虽已几年，但从未做过艰苦的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随之动摇”，“今蒋光慈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蒋光慈就这样被彻底地推向了革命的反面。
当时开除蒋光慈有两条振振有词的理由，其一是自由主义以及不愿参加组织活动。报道列举了“去年全国斗争发展，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他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其实当年蒋光慈赴日本是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而赴日本治病，并非“惧怕牺牲”、“投机取巧”、“动摇怯懦”。当时也是左联盟员的马宁即对此忿忿不平，他说：
“1929年正是白色恐怖最尖锐的一年。表现革命的作品发表困难，作家的生活没有保障。光慈有严重的胃病，暂时想到日本去求良医的想法，也是有的。而他到了日本，却是去与日本当时最进步的作家藏原惟等人交往，同时奋力写作……他以有病之身，短短三个月之内，写出《冲出云围的月亮》、《故乡与异国》以及译出了《一周间》。这是何等的革命干劲啊！即使身体是这样的不好，可是怎么也不能逃避祖国的现实，急急于要回祖国去为祖国服务，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最高贵品格吗？光慈同志怎能预料到，他投进祖国的怀抱的时候，竟没有人去调查了解他到东京去到底为祖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干了什么？反而把他去东京这件事作为开除他出党的理由之一，这怎么能令同时代人感到满意呢？”
马宁为蒋光慈的这段辩白，对了解蒋光慈当年“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的真相是不无裨益的。
当然，当时蒋光慈目无组织纪律和厌倦党的组织生活（主要体现在递交退党报告）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但考其原由，除了有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散漫习气以及身体不好的因素外，最主要的乃在于“那时的组织活动，主要的也就是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那一套”。因此，蒋光慈不愿意参加这样的组织活动，其实质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做法的不满和抵制。今天看来，实属难能可贵。
开除蒋光慈党籍的理由之二，是他写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产生了不好影响。《红旗日报》的报道关于这一点如是说：
“又，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代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
不可否认，《丽莎的哀怨》曾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批评，这也完全是正常的。马宁说：“蒋光慈同志眼见那些白俄后裔的悲惨生活，用同情她们的笔调来客观地描绘她们沦为妓女的生活，只能认为作家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只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一跤罢了。”
但报道的言辞显然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文学批评范畴，而且是粗暴的。当年俄国十月革命时，高尔基曾对列宁说，我们对阶级敌人太“残酷”了。但列宁没有立即给高尔基以难堪的抨击，而让他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受到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一书错误，其实际效果将会大不一样。
更令蒋光慈不能接受的是，当时对其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在否定《丽莎的哀怨》时，对蒋光慈的许多具有进步内容，在读者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概抹煞，称其“并没有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有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的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
蒋光慈致力于革命文学活动的历史就这样被一笔勾销，这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当然，极“左”路线的实质亦于此暴露无遗。特别是蒋光慈作为一名左联的普通党员被开除出党，竟然招致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大篇幅刊登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实际上，蒋光慈是被作为一种倾向的代表而被“惩示”的，这种倾向就是对当时盛行的左倾路线的觉悟和抵制。
据说蒋光慈读到《红旗日报》这篇报道后，除了遗憾外，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对相伴在身边的吴似鸿说：“我没有什么，我做学者好了，我对党是一向忠诚的。”蒋光慈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忍受着不公和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长篇进步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左翼文学中最早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斗争的作品一出版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以后该作品被冠以“普罗文艺”的罪名而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令人扼腕的是，蒋光慈在被开除党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病逝于上海。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一文中说：“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郑超麟说：“蒋光慈是个悲剧，他临死之前不久还被开除出党，据说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像蒋光慈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蒋光慈实在是对文学太痴迷，太执著，但是作为最早倡导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年代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责任编辑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