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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作者：●庹 平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朱历史的真实：
不顾周恩来、朱德意见，毛泽东被调离红军指挥岗位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成功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主力部队向东转移，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并逐渐地向南面的武平、寻乌等县发展，使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久，一个囊括赣南、闽西21座县城、250万人口和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瞿秋白、任弼时、方志敏等63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喜讯接踵而来。12月14日黄昏，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正式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开进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使红军队伍中又增加了一支劲旅。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他于1932年6月1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决定先集中主要兵力解决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块根据地，再移兵中央根据地，“围剿”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视这一次“围剿”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声称“不能成功，誓当成仁”。为了保证这次“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向外国贷款购买许多武器装备，又聘请一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另外，他还接受了政学系杨永泰设计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行政督察”、“保甲”等政治措施，尤其是推行“保甲制度”，厉行“连坐法”，强制居民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企图以此把人民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了。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多次致电中央苏区中央局并转达中共临时中央局，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红军目前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朱德还和毛泽东于1932年9月26日联名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就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中央苏区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训令还对战场布置、军事要求以及作战区域的划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自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不仅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发展到严重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程度。自中革军委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就开始着手从红军中排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尽管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一再提出，应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红军打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亦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军职，但是，毛泽东还是被以苏维埃工作需要的名义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工作责任。毛泽东离开红军总部回到后方后，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朱、周制定建泰黎战役计划，主动出击；下密令，给敌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后，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既定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并依敌情变化灵活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朱德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判断蒋介石对全国苏区已经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是利用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不易配合作战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他认为虽然敌军还没有将重兵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但红一方面军必须乘敌军上述部署尚未完成之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建宁、泰宁、黎川，并消灭其守敌，以积极防御之势，来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和击破敌人。他与周恩来等研究和制定了《建黎泰战役计划》，并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作战。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相继攻占了泰宁、黎川、建宁、资溪、金溪等7座县城，开辟了黎、建、泰新根据地，打通了闽北根据地，联系了赣东北，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除乘敌尚未转移到中央苏区之际，主动出击，扩大根据地外，朱德和周恩来还认真分析敌军此次“围剿”的特点，制定破敌战略。朱德认为，敌军在这次“围剿”中增加了更多的兵力，目前正在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加速修筑包围与侵入中央苏区的公路，建筑沿苏区周围的强固工事，加紧组织苏区边境的民团，实行对苏区最高度的经济封锁等，这表现出其与前三次“围剿”所采取的步骤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战略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那么，要运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呢？朱德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抛弃在前三次反“围剿”战役中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与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商量后，于10月26日联名发布《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规定在中央苏区内划分东北、赣江流域、东南三个作战地域和若干条后方联络线，明确强调红军一定要根据“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改正过去许多战役中的错误和缺点，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的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同时还要求“红军兵团特别是基干兵团（如方面军）应依照国内革命战争的要领，集结而灵活地逐次给敌人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还要求各作战地域均应独立作战，部署积极运动的防御进攻战斗，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人的翼侧后方动作起来，钳制和调动敌人许多部队”，进而为红军主力部队在转移突击方向中消灭敌人。
与陈诚斗智，上清宫红军首战告捷
1932年冬，蒋介石在结束其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围剿”战事后，按计划以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他任命何应钦、陈济棠分别为赣粤闽“围剿”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为加强实力，蒋介石还把在上海抗日前线的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参加这次“围剿”。一切布置妥当后，他于1933年1月赴南昌组织行营，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一开始，敌军兵分三路进攻红军。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余汉谋指挥6个师为右路军。中路为进攻的主力军，左右两路负责“堵剿”。但是，左路军因受闽赣边红军的有力牵制和打击，迟滞不前，右路军因最近在南雄水口与红军作战遭到严重打击，不敢再战，借口军队补给困难和赣南粮荒严重，也迟迟不肯前进，三路敌军实际上只有陈诚中路军一路前进。中路敌军的肖乾第十一师，是蒋介石手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号称“王牌师”。该师气焰十分嚣张。
陈诚侦知红军主力集中在黎川、建宁、泰新等地活动后，便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将其指挥的12个师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三个纵队：罗卓英第一纵队长率4个师在宁都、广昌等地，堵击红军主力退路和深入红军后方袭击；吴奇伟第二纵队长率4个师在黎川、建宁、泰和等地侧击和截击；赵观涛第三纵队长率4四个师在金溪正面进攻黎川，阻击红军主力。陈诚的如意算盘，是在黎川、建宁歼灭红军主力后，再进攻广昌，摧毁中央根据地。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三路敌军相继向预定地域移动集结，正式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敌军向中央苏区的“围剿”开始后，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指挥下，隐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由于成功地破译了敌军电台的密码，朱德对敌军的指挥和部队的调动了如指掌。1月上旬，红军挥师北上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域，集中兵力在上清宫一举全歼敌军周浑元第五师，首战就取得了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2000余人的胜利。
变被动为主动，朱、周设下铁口袋
然而，不顾敌情实际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却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军重兵设防的南丰城。尽管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对此命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还是被迫强制执行。
南丰，是敌军自江西东面进攻中央根据地的战略支撑点，修筑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
2月1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主攻南丰，守敌毛炳文师的五个团拼命抵抗。红三军团先后两次对该城发起猛烈强攻，但均未奏效，自己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遨在亲临前线侦察敌军城防情况时，不幸中弹牺牲。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方面军首长都来到这里观察敌情，商议下一步战斗计划，当即决定改强攻为围攻，以减少更大的牺牲。遭红军围攻的毛炳文害怕被歼，频频向陈诚告急。陈诚以为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机会，企图一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他令毛炳文师固守南丰，令第二十四师派兵驰援，将红军主力吸引在南丰城下。同时，令中路军三个纵队火速集中后开往南丰、黎川，内外夹击红军主力。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根据守敌死守待援和援敌三路进逼的敌情，毅然决定红军主力撤离南丰，伺机歼敌。红十一军奉命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钳制敌军第三纵队和迷惑敌军第二纵队，并继续将敌军向康都方向吸引；红三军团主力与红一军团奉命西撤，转移到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沿永丰、宜黄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之敌。
陈诚对红军主力撤离南丰、伺机歼敌的战略计划全然不知，他误以为东进的红十一军就是红军主力，当即下令按原计划全力向东追击。2月下旬，敌罗卓英第一纵队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分两路由南丰、乐安出动，计划先在黄陂会合，再向广昌、宁都推进。该敌为蒋介石嫡系，兵员、给养充足，装备极为精良，各步兵班配备有法国制造的“哈齐克斯”新轻机关枪和德国制造的新式自动步枪。该敌依恃武器装备优良，不分昼夜大胆地向广昌、宁都推进，逐渐与其第二、第三纵队拉开距离，翼侧裸露，孤军深入。两师相隔摩罗嶂大山分路前进，联络相当困难。他们一直以为红军主力是在黎川、建宁一带，都想到那里去拿头功。然而，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却是朱德和周恩来在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区设置的铁口袋。
2月27日下午，黄陂地区继续下着连日以来的细雨浓雾，十米之外视线不清，敌五十二师正在登仙桥和黄陂间爬山，此时，该敌前锋第一一七旅旅长方靖正“信心十足”地打着如意算盘：当遇到红军后，怎样将其“一举全歼”。突然，他听到枪声大作。当摸清情况时，方知遭到红军的伏击。预伏在此的红军左翼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在猛烈袭击中，将敌拦腰切成数段。激战中，红九师师长李聚奎率部直插大龙坪，包抄猛袭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由于机枪连直接参与冲锋，火力很猛，仅仅40分钟就拿下敌师部。敌师长李明被击成重伤，当了俘虏。与此同时，敌第五十九师由西源向黄陂行军至霍园一带峡谷中，遭到右翼红军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猛烈袭击，顷刻间，就有四个团被歼灭，敌师长陈时骥率士兵数十人逃避于山林之中。此时，他不知道仅一山之隔的李明已先他一步当了俘虏，还把自己逃生的希望寄托在李明这个师的身上。于是，他向李明写信求援，信中称：“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送信人在大龙坪被抓，信亦被缴获，陈时骥在左等右等不见回音的情况下，只得率残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他逃至登仙桥附近，还是被红军左翼部队活捉。这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一举歼敌近两个师的著名的黄陂战斗。正率领江西地方武装出没于千岩万壑和羊肠小道之间，配合红军作战的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得悉黄陂大捷，高兴不已，诗兴大发，不禁赋《乐安宜黄道中闻捷》诗一首：“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蒋介石唉叹“惨凄异常”；毛泽东称赞是给敌以“最致命的打击”
陈诚在黄陂丢掉了两个师后，判定红军主力已转至广昌地区，决定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逼广昌，企图在这里会合其他左右两路部队，围歼红军主力。他把自己中路部队的三个纵队，缩编为罗卓英第一纵队和吴奇伟第二纵队，由原来的分进合击改为两纵队重叠作中间突破。敌军一心想中间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并欲使止步不前的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以收合围之效，竟然不顾前后两个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敌变我亦变。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的变化，确定红军的战略是“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十一师和九师）。”接着，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分为左右两翼分别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西侧和南侧，张网以待。
3月21日，敌向广昌方向加速前进的前纵队并配属第五师抵达甘竹，与后纵队相距长达90里，已不能及时回援，朱德和周恩来抓住战机，指挥红军左右两翼部队在草台冈、东陂之间的霹雳山对敌后纵队两个师发动猛烈攻击，一举将该敌分割包围。红军端着刺刀向敌军阵地冲锋陷阵，与敌人短兵相接，“反复冲锋，白刃肉搏十余次”。激战至下午，敌第十一师被歼灭大部，所剩不过一团人，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师参谋长和第三十一旅旅长均被击伤，独立旅旅长陈君峰被击毙，团营长死伤数名，连排长伤亡更大。敌第九师派出增援其第十一师的一个团，亦在东陂附近被红军歼灭。敌第五十九师残部被消灭殆尽。红军在黄陂、草台冈战斗中共歼敌三个精锐师，俘虏敌军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还缴获新式机关枪300挺，大炮40门和其他许多新式的自动武器及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这次战斗叫草台冈战斗，又称黄陂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又一次著名战斗。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从电话中得到这两次战斗失败的报告后，“如丧考妣。据说，他在接到电话报告时，手里握着听简，足有四五分钟之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敌前后纵队惨败，所剩无几，残部犹如惊弓之鸟，经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至此失败。蒋介石又恼又羞，他在给陈诚手谕中发出了“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哀叹。陈诚亦视此次失败“独生为羞”。
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一胜利是“空前光荣伟大胜利”，它给予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对国民党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朱德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及时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经验，进一步丰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认为这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胜利，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实行了战略转变，具体地说，就是与前几次反“围剿”战役相比，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不久，朱德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从军事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六个战术基本原则。
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乘胜收复敌人在第三次“围剿”中占领的土地，使中央根据地得以巩固与扩大，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全军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中央根据地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本文选自最新出版的《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一书第十一节，文字有删节，小题目由本刊编者所加）（责任编辑 洛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