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陈云与旧人员 资本家 知识分子
作者：● 吴跃农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要求党的统一战线团结面越来越宽，凝聚的力量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从中起到了积极的历史性作用。
接管沈阳，全部留用原国民党人员，稳定了社会
沈阳是东北中心城市，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辽沈战役时，为接管好沈阳，中共东北局在行驶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会上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接管好，使巨大的生产力不遭到破坏，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可以有力的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以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对夺取全国的胜利意义重大。
具体措施是：对沈阳的所有机构不要打乱，暂按原有系统自上而下地接管；所有接收人员要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听从军管会的命令。对旧职员先接受使用，后改造提高。工厂企业只派军事代表或少数领导干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普通职员均按原职上班。
沈阳解放的第三天，该市最重要的民用军用大厂如沈阳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住友机器厂、铁路机车厂、沈阳化工厂、纺织厂等都已完整地接收了。陈云成功地处理了接管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局面，并迅即成立了沈阳公安局，对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所有人员、警察全部留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警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了沈阳的社会治安。
沈阳没有出现任何波折，接管是成功的。后来，随着北平、天津的临近解放，毛主席就城市接管工作发表指示，他采纳了陈云接管沈阳的成功经验。他说，城市接管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对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这成为中共做好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方针。
陈云认为，“原封原样，原封不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党统一战线团结面越宽越好的政策体现，即使完全夺取了江山，也不能抛弃“原封原样”的初衷，把人家一脚踢开，还是要用人，要“包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在旧政权下的工作人员，包括公务员、警察、邮政、财政、金融等各类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实行了“一揽子包下来”的政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大型厂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有的人对此想不通，怀疑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同时对国家的经济承受力表示担忧，有的人在新中国第一次财政会议上提出，新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吃国家饭的人数已经达到750万人，到1950年，预计将达到900万人，这900万人中包括各大中城市接管时“原封原样”过渡到人民政府和有关岗位上的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职员和技术人员，而国家的各方面开支都很急需，战争还在进行，军需惊人，铁路要上马，经济要恢复，当时实际上赤字已经达到79%，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养那么多闲人呢？陈云说，简单地把他们遣送回家，回去后没有饭吃就要走不正当的道路，抢着吃，就要骂共产党，必然造成地方的不安，有害于人民。现在我们在1950年国家预算中列出一笔支出，供给这一批人吃饭，使他们安下心来，同时还可以松懈尚未解放的西南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人员的斗志，新中国有家可归，将会有很多人跑过来吃饭。有人说我们不会管家，国家财政这么困难，还要供给他们吃饭，是个大傻瓜，其实这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光明磊落，远见卓识，会打算盘。
陈云还指出，这些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300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30万。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为此，对待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安排，生活上不使他们有家庭之累。
共和国初创时期，陈云的这一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建国后，对民族资本家要网开一面，要留牌子，给位子，给票子
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后，坚决贯彻执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尽量予以保护扶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1950年5月5日，陈云在一份简报里提出，“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品和上海私商的纱布。”在随后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代表政府宣布了这一决定，资本家很高兴。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有人不理解，陈云解释说，“五种经济成分还是兼顾好，因为私营工厂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国家政权、骨干厂矿、铁路运输、金融贸易机关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力量强大，资本家碰不起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否则资本家的企业就会垮台，职工失了业埋怨我们。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对待私营工厂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工订货，有步聚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
他在上海专门邀请了具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老板与国营企业的领导一起开会，共同商定1951年的生产计划，由与会者自报生产能力和当年准备的生产量，尽量敞开来谈，共同商量，定出生产计划，并将生产数字分到各个城市、地区和厂矿。在分配中，国营企业采取让额让利的方针，满足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要求，同时还考虑了解决运输等困难。参加会议的上海民族工商业者胡厥文、盛丕华、敦棣活等人都很激动，他们说，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与我们一道来商量，把国营企业生产的底告诉我们，平衡供应和需求的数字，满足我们的生产能力，这种态度和方针让我们很受鼓舞。
在这种历史变革的过程中，陈云坚持党的赎买政策，采取分步走，先将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他采取的是稳妥的、不挫伤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办法。如对上海大纱厂的公私合营，他先采取国家加工订货的方式，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开。为此，他先后找了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商量，由国家保证供应原料，国家给他们代织纺的工缴费，国家采取经销、供销的方式，使他们有利可图，能够积极生产。
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和平赎买政策，资本家中不乏白天开会欣喜表态，晚上妻儿老小抱头痛哭的情况。陈云理解资本家的“痛苦”，在坚定执行党的政策的同时，又强调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富有人情味。他说，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两面夹攻，要尽量使他们心情舒畅。企业是与他们的家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害怕我们砸了他们的牌子，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们的牌子，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陈云在有关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
留牌子，给位子，给票子，这就是陈云在这场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给民族资本家的“网开一面”，体现了共产党富有人情味的“给出路”政策。
事实证明，“给位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许多资本家后来担任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副经理，走上了一条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贡献才智的新路。
“给票子”，这是最令资本家感动的事，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资本家非常关心改造后的经济出路，赎买就要给钱，给多少呢？怎么给呢？陈云提出给定息，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资本家当时对定息期望值是3%，争取能拿到4%，陈云经过测算，决定给资本家5%，而且一给就是7年，全国的资本家感到“喜出望外”。
陈云说，与资本家搞好关系，是为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服务的。为此，他要求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要把与资本家搞好关系，积极引导教育团结他们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当时，“三反”、“五反”搞得轰轰烈烈，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而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举了天津的一个事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珍视人才，爱护人才
还在延安时期，陈云针对一些人不放心知识分子的想法，专门在一次会议上就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我们来看农村里的革命，也有知识分子领导的，像刘志丹、彭湃等同志都是知识分子。”陈云坚定地说，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建国后，陈云要求他下属的各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物质生活的保障方面要坚决落实到位，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是“原封原样”地过渡进新中国的，对此，陈云要求大家珍视爱护。他说，搞工业化，必须有人才。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在政治上，对他们也必须信任，放手，绝对不能搞“关门主义”。特别是对在中财委工作的一批重要的党外知名人士，陈云曾反复对党内的同志说：“要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能放在那里摆样子，要让他们有职有权！”他强调，一切重大的决策，有关重要的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与提出意见，必须由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1956年中央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座谈会后，陈云深有感触地对同志们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在抗战工作中，在我们共产党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他要同志们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今天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陈云是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拟定和实施的具体负责人，新中国的建设基础是在那个时代打下的。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再次肯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岗位上知识分子贡献才智立下的功勋。他曾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动情地说，“必须肯定，70年代和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50年代和60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1982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一位老师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信，向中共中央陈述中年知识分子的种种困难。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也向有关部门写了报告，反映中年知识分子工作负担重，工资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等问题。陈云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重视，当即致信中央常委，指出，全国中年知识分子有480万人，绝大多数是建国后培养的，他们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将是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中央要下大决心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陈云语重心长地写道，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个亿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陈云指出，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上收入高一些，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陈云的意见在全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等问题的解决。
1984年9月，陈云得知报考师范院校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少时，指示有关领导同志，一定要重视教师待遇问题，要想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如住房问题等，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最受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不久，他又批示：要使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他还以身作则，鼓励自己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儿，离开大机关，到中学担任教师。
每逢佳节，陈云总是要邀请普通教师上自己的住处共度节日。1986年春节，他与9名北京市的中小学、幼儿教师一起庆贺，他高兴地向教师们致意，说，“全国中、小学和幼教老师今后的工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所以，你们肩负的责任是艰巨的，从事的职业是崇高的，也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他勉励大家“要好好地干”。
（责任编辑 刘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