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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研究之我见

作者：●　钟沛璋





　　新中国建立以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一直是困惑我们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连出售小商品的“夫妻店”都一扫而光。即便如此，还是感到资本主义的阴魂不散，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兴无灭资”，不断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批判、斗争，甚至把原来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律“提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埋头钻研科学技术的被视为“走资本主义的白专道路”。大批知识分子和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又害怕分得了土地的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急急忙忙消灭农业单干，让农民从初级社进到高级社，直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又提出了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登峰造极，认为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也要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发表奇文，要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于是处处批斗、夺权，全国大乱。“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可以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患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恐资病”。甚至在粉碎了“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后，这种“恐资病”还渗透在我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像梦魇一样盘旋在许多同志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成为全面改革的一大障碍。对于“恐资病”，我们都曾深受其苦，这里不多说。现在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这样看待资本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
　　
　　一
　　
　　首先要正本清源。看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怎样说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很多，其主要观点可以简介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他说：“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其它任何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和讲话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个报告（指《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对专制主义为第一。”“为了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机会大规模发展，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要有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以上这些论断无疑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遗憾的是，后来列宁和毛泽东在实践中并没有这样做。
　　
　　二
　　
　　那么怎样看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呢？我们可以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20世纪的前四个年代，确实是资本主义危机深重的时期，也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怪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在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中出现的。与此同时有一百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形成一个新兴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改革，其主要标志是：一、凯因斯学说的兴起，他主张国家干预，认为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可以使经济从衰退中得到恢复，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西方国家相继推行凯因斯的主张；二、罗斯福的新政，主张使互相冲突的经济利益达到平衡为宗旨的计划经济思想，推行社会福利措施，包括向老人和寡妇提供福利金，给失业者以津贴，为残伤者提供保险。罗斯福的新政在当时曾被人指责为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还是成为美国国家生活中长久的组成部分；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欧洲不断扩大，并在许多国家成为执政党，它们为现代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些国家干预经济的作法，与二战前传统的资本主义原则是不一致的。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借鉴和学习，也是借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规律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结果。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改革，使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如下一些特点：
　　（一）分配的福利化。通过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对剩余价值进行了再分配，对剩余价值，大家都能分得一份，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使资本主义周期危机得到了缓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财富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而极端贫困化的现象却在相对减少。
　　（二）资本社会化。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学习过程中，曾大力推行国有制，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占那些国家国民经济的一半左右。后来由于出现高成本、低效益等弊端，又纷纷改为私有化，但这种私有化，也多是股份制。在西方国家实行的高额遗产税，使过去传统的家庭经济的企业集团都迅速衰落。如摩根、杜邦、洛克菲勒等，已不如昔日那样显赫。德国的克虏伯公司已不是家庭公司，而是由德国资产阶级各方面代表组成的基金会所拥有。德国还实行劳资双方“平等的共决权”来管理企业。西方国家大部分新兴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股份在社会上散布很广，而大股东往往是各种基金会，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工会基金和各种共同基金等。美国的共同基金的总资产高达几万亿美元，这些公司都把自己称为PUBLIC CO.即公共公司。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已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有很大的不同。
　　（三）经济的全球化。高福利使生产成本提高，为争取高额利润就把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跨国公司也在全球兴起。目前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资产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贸易总值占全世界的75%。这就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信息网络的普及，更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突飞猛进。同时，除了联合国外，也出现了不少世界性和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等组织。这些组织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新经济的出现。近十年来，美国经济创造了130个月连续增长、高收入、低通胀、低失业率的局面。其主要动力就是信息技术、生物科学及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广和应用。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5%；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传统经济中，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力、资本）都有数量上的约束，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而在依靠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而发展的新经济中，知识无疑已成为传统生产三要素之外的第四个重要要素。这一生产要素的最大特点，便是其充裕性。人类知识量的成倍增长，甚至达到“知识爆炸”的程度，这就为生产力的迅猛增长带来了广阔前景。具有这种特点的新经济的出现，将对整个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它的经济规律又是如何，目前人们对它还知之甚少。现在的新经济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航标的海洋。
　　从以上情况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两点：
　　一点是资本主义尽管依旧存在重重矛盾。但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不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张着两个翅膀在飞翔，一个翅膀是改革，一个翅膀是高新技术。先说改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当代资本主义依旧通过改革不断调节生产结构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再说高新技术，像美国那些耗资巨大的空间工程和信息高速公路工程，无不是依靠国家的实力和策划建成的。美国经济连续十年的高增长，与高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是密切联系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断，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它既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待资本主义，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既不能搞列宁和毛泽东都批判过的民粹主义，也不能搞缺乏物质基础的乌托邦。
　　另一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我认为，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不是离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更远了，而是在逐渐接近，尽管这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类极大地积累了财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因此对资本主义，首先不要怕。既然我们是人类社会成员，对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分享。我们要承认它，认识它，掌握它，然后才能谈到超越它。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总结、利用它的发展经验，去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肯定了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到“十五大”，我们肯定了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
　　由于长期受“恐资病”的思想束缚，应该承认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还知之甚少。美国政治思想界的领航人物，集思想家、神学家、作家、外交家于一身的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1982年出版了一本《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的书，全面地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回响。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上去认识资本主义，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应该借鉴的，什么是应该批判的。诺瓦克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一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体制，它以自由竞争的基础，通过法律来把个人的自由纳入对他人的利益和公益有利的轨道，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二是尊重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民主政治体制，它注重从宪政制度上通过分权制衡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体现自由和正义理想的道德文化体制，蕴含其中的是多元、开放、宽容，同时又允许充满活力的现代精神气质。无疑，我们不会相信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神话，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和借鉴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合理思想和历史进步。
　　
　　三
　　
　　今天谈论资本主义，最现实、最尖锐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怎样看待全球资本主义。因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似初生的太阳，以不可阻拦之势席卷世界，如同工业化成为20世纪的主宰一样，经济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宰。另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已逐步投入经济全球化进程。2000年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达43.9%。而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累积总额三千亿美元，占世界外来直接投资的第三位。今天世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中国也会“显山露水”。因此能否正确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将极大地关系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在市场和生产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它促使人力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源的跨国界的流动，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就是整合全世界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追求这个目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促使了生产国际化。一辆著名品牌汽车，现在很难说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因为汽车的零件可能来自许多国家。国界已不能阻挡商品的流通。日本民众传统的快餐是“便当”（盒饭），而现在美国跨国公司出售的盒饭正在占领“便当”的市场，它价廉物美，价格只有“便当”的一半。迅猛发展的高新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1983—2000年，通过大西洋的海底光缆的通话能力增加了近10万倍，通话的成本下降到10万分之一。而今天发挥最巨大作用的则是网络。网络使全球贸易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增大信息量、迅速整合各种资源，降低库存、减少风险。通过网络在分秒之间，就可把成千上万亿资金从世界的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电子商务使全世界节约生产成本1998年为170亿美元，到2002年将达到1250亿美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则是跨国公司。全球跨国公司年销售额已超过1千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各国出口的两倍。跨国公司控制近一半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投资。那么谁又是跨国公司最大的股东呢？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中主要是美国。根据《财富》杂志去年排名，在全球500大公司中，有179家是美国公司。在排名前10名的大公司中，有6家公司的总部在美国。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
　　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现在已成为愈益广泛的现实。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危机，主要是：（一）全球性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最大得益的是富国，特别是美国，而小国，穷国，技术文盲国则常常是受害者。据联合国数字，过去30年中，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从25个增加到49个；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从5年前的10亿，增加到现在的12亿；工业化国家与30多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世界200个最大富翁个人财产大于世界40%人口收入的总和，其中3个最富有的人的财产，超过60个穷国国民生产值的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惊呼：“整个世界带着有史以来最悬殊的贫富差距进入21世纪。”（二）世界经济风险增大。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国家的传统作用，在资本流动完全超越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任何开放国都免不了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连带的经济衰退，就使一些国家深受其害。而最近美国经济出现疲软就波及世界。出现了“美国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的现象。（三）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这十年来更是急转直下，在我们的星球上，耕地、水源和天然生态在累进化地衰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把某些重污染行业和企业未经治理转移到那里，或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谋取高额利润，更加重了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切，使世界公众无不忧心忡忡，激起了强烈的不满。从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开始，到最近在意大利热那亚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示威已有10余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组织也一次比一次严密。在苏联自我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一些西方学者曾经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可以长治久安了，反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幻想，人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依旧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危机，
　　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过度竞争和严重失控，在20世纪曾经导致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随后进行的资本主义的种种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套上笼头”。而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巨额资金可以毫无控制自由跨国流动，而民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则日益降低，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摆脱“笼头”，重新成为无缰的野马，将使世界经济造成失控的严重危机。由一些西方国家20多位经济学家和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里斯本小组”，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竞争的极限》的著名报告，就已清醒地指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全球化不断排除历史沿袭下来对市场经济所作的民主修正”。报告呼吁“不能把世界看作是霸权兼并的竞争场所”。里斯本小组还呼吁：“一个有效率的开放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拥有民主合法形式的全球政治调控”，从而使世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报告呼吁要强化联合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调控作用。
　　面对全球化的种种弊端，我们能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过闭关自守的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整体，不容违背客观规律地予以分割。回顾20世纪苏联瓦解的最根本的教训也正在此。俄罗斯的工农兵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俄国，一举成功地发动十月革命，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它使人类看到了创建新世界的希望。后来，苏联在抗击法西斯、拯救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更是功不可没。苏联最后所以瓦解，主要原因不在于出了几个社会主义的叛徒，而是由于创建新世界的思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认为创建新世界就要与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当时曾称之为“铁幕”）。不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建设，而是搞主观设计的集中统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是违反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他想从世界经济中分割出来另立一个封闭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结果路子越走越窄，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经济越来越困难，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其实，苏联在建设工业化之初，资本主义正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苏联曾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为工业化打下基础。二战结束后，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使欧洲经济迅速复苏和振兴。当时美国也曾向苏联建议实施，而被苏联拒绝了。如果苏联不搞封闭，在与西方反共、反苏右派势力斗争的同时，善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和合作，善于利用西方的经验、资金和技术，情况肯定会比后来好得多。遗憾的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历史原因，苏联没有把这个正面经验继续下去，而是越走越陷于封闭和停滞，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呢？
　　一句话：既要看成是我们振兴中华的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又要看成对我们民族素质、国家社会体制和民族文化的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说，20多年前我们是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把外面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那么今天许多跨国公司看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潜在的广大市场，纷纷把资金、技术和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投入到中国来，在中国开厂、办企业，甚至把总部设到中国。去年，中国的公司从境外投资者那里筹集到共200亿美元的资金，而亚洲其他国家总共只筹集到50亿美元。利用跨国企业的帮助，我们可以乘机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景这边独好”，在世界经济几经风浪之际，中国经济却保持持续高增长，可以说，我们是抓住和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好机遇。这应该归功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等历届中央领导的坚持改革开放，归功于我国许许多多有胆识、善于学习和开拓的企业家、科技人员和广大劳动人民。像创立“海尔”世界名牌在发达国家办厂、成立分公司的张瑞敏，是已为大家熟悉的例子。再如，中集集团抓住国际集装箱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并购行动，在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迅速建立生产基地，取得了“世界造箱业第一”的行业地位。再例如，天津药业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几起几落，开发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通过创新，以低价优质的产品，迫使外国产品全部退出中国市场，并乘胜占领了亚洲60%、全球40%的市场。这一切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是有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勇立潮头开拓前进的。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冷酷的。众强相争总是优者胜，劣者就要吃亏，靠边（边缘化），最后被淘汰出局。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首先对体制的挑战，虽然我们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但还是很不完善。我们目前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业的管理人员总数大概已膨涨到3600万人，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原则是很不相称的。这样巨大数量“吃皇粮”的人员，不但每年要吃掉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且许多人手中有权，他们的权力若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与资本结合，就会出现像厦门“远华案”赖昌星那样的“资本魔鬼”，破坏作用是极大的。我们许多国营企业人员多、效率低、成本高、包袱重、缺乏竞争力。而国营企业在改造过程中，必然出现大批工人失业，现在我国城市失业率今年6月是3.3%。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业也将受到巨大考验，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跑。这都无不对社会造成巨大压力。人才和人的素质的竞争，是最根本的有决定性的竞争。现在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正采取许多政策和措施，向世界吸引人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点大学，都成了美国的人才基地，出现了“别国栽树，美国乘凉”的现象。朱基总理说，我国有三分之二的顶尖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到外国去。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就不仅是本国的市场和本国政府，还包括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因此，我们中国急切需要大量能够了解世界、懂得世界的世界性的人才。人才是有的，我国在国外的几十万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能不能吸引他们为祖国服务呢？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斥巨资设立的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一家就达8000万美元），集中了大量的人才（贝尔实验室一家科研人员就达500人，96%都是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我们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借鸡生蛋”呢？吸引人才，爱国心和优厚的待遇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是否具有创新出成果的环境和条件。张瑞敏说得好：“创新就是对成功的破坏，是不断否定自我，创造自我。”这就不能不关系到从观念到体制的系列改革。体制改革必须深入进行，以抑制腐败，增强透明度，提高效率。市场经济必须有民主政治体制的支持和保证。
　　关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就不能不关注我国的文化。面对今天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文明，有人企图以我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相对抗。这种被许多人理解成的传统文明，并不完全反映我国历史文化的原貌，而是被历代专制独裁者所改造和提炼。它的核心是专制、权威、服从，压制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中国兴起的秘密当然不是靠封闭、专制的文化传统。其实中国有另一种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就是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传统。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思想自由时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辉煌成就，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感到他们智慧的光芒。“五四”运动的主将蔡元培，把这种优秀文化传统，概括为“兼容并包”。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海纳百川”的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创造出自己的灿烂文化。也正是这样的优秀传统，使中国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成为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大奇迹，我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取得的成绩，难道不正是这种优秀传统在起着主导作用（尽管还有重重阻力和种种噪音）吗？
　　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中华民族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推进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向我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去，以自己的创新和实力，从中取得主动权，取得对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发言权。作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其种种弊端，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国际责任，为推动建立和平、稳定的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富裕的美好生活，不断做出我们的贡献。 2001年8月28日
　　（作者建国初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离休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
　　（责任编辑 洛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