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搞导弹起家的卫星专家孙家栋
作者：● 王建蒙
孙家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参加了中国地地导弹和运载火箭初创阶段的工作，担任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1967年始，他负责组建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研制和试验工作，担任过多种型号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和中国第二代主要应用卫星航天工程大系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科学家，荣获一等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
1950年初，不满21岁的孙家栋，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校学飞行。他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空军战斗英雄的赵宝桐、张积慧。1951年9月，孙家栋以优秀的业绩随同另外20多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一年后，在学院大门最显眼的“明星榜”上，出现了孙家栋的名字。从此年年成绩优秀，五年下来，孙家栋获得了一枚纯金的斯大林头像奖章，这一殊荣要是在苏联，军衔可高套一级，能优先选择工作，还可拿双工资休假三个月，而孙家栋只有一个念头：祖国急需人才，应立即回国。
孙家栋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回国后却被分配到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他思路敏捷，工作雷厉风行，引起院长钱学森的注意，1964年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程战略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并先后挑起了导弹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研究室主任和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重任。此后，出人意料，搞了多年导弹的他，竟又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央正式批准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施方案”的报告，并确定由钱学森负责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专门负责人造卫星方面的研究。这时，钱学森又想到了孙家栋，经他向聂荣臻推荐，领导决定调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行政机构基本被“砸烂”，两派闹得正激烈，如何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队伍，是摆在孙家栋面前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时只有38岁的孙家栋，在人们眼中已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大胆的从两派中选定18人，钱学森点头赞同，并很快得到了聂荣臻的批准，这便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主持审定了人造卫星方案。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正样卫星完成了各系统的研制工作，周总理在百忙中听取了卫星研制情况汇报。孙家栋作为汇报人参加了会议。
钱学森首先汇报了卫星研制工程的总体情况后，指着孙家栋向周总理作了介绍。周总理亲切地拉着孙家栋的手，向他询问了一些简单情况，高兴地说：“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很好嘛！”
周总理朗朗笑声使孙家栋紧张的大脑稍许松弛，可此时孙家栋仍忧虑该如何解决卫星仪器上镶嵌的毛主席金属像章？这事要向周总理汇报，要表明自己的意见。
“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要镶嵌毛主席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很可能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同时也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在空中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整星重量，使运载余量变小。”孙家栋终于把多日萦绕在心头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吐露了出来。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个人崇拜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极端，稍有不慎便会被造反派无限上纲。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突出政治首先要把实际工作做好，而不能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所以，对卫星仪器上的毛主席像章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解决。”周总理句句在理的话语，使孙家栋心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下来。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控制台前胡世祥按下“点火”按钮的一刹那，载有“东方红1号”卫星的运载火箭在发动机火焰的轰鸣声中按预定轨道飞向太空。15分钟后测控系统报出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消息。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审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中国通信卫星计划正式开始了工程实施。孙家栋为试验通信卫星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孙家栋不负众望，他挑起更重的担子。1976年，孙家栋被正式任命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几年后升任为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他相继担任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第一颗资源监测卫星等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参加并领导了我国第二代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
1984年4月8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自己研制的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终于获得圆满成功。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预定的赤道上空，孙家栋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确定在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二代应用卫星航天工程的研制计划。第二代应用卫星航天工程主要为：“东方红3号”通信广播卫星航天工程、“风云2号”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工程和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1号”地球资源卫星工程。每项航天工程都由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及卫星应用这五大系统构成。五大系统中的每个系统均设有总师，而负责五大系统的工程总师通常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孙家栋便是这三项卫星航天工程的“总总师”。
孙家栋在审定各大系统总体技术方案、解决五大系统之间的相关技术问题和进行大总体协调工作中，坚持航天系统工程目标性、协调性和最佳性的原则，强调整体观念，从全局出发进行决策和协调，为第二代应用卫星的研制成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辛勤的汗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97年5月12日，新一代广播通信卫星“东方红3号”由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97年6月10日，自行研制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2号”由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99年10月14日，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1号”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
此后，中国火箭承揽发射外国卫星，卫星专家孙家栋又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序幕刚刚拉开，经国务院批准，由外交部、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工业部联合组成中国航天对外发射代表团，孙家栋任代表团团长。1988年10月18日，孙家栋率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美国政府代表团开始了第一轮会谈。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运输部、国防部、安全部和美国航空与宇宙航行局（NASA）等部门的官员组成，由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商务的助理国务卿迈考里斯特任团长。
会谈开始，孙家栋简单致辞后便直接切入主题，单刀直入地陈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和立场，他用光明正大、深得人心的说辞为中方赢得了利益，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孙家栋坐在与美国谈判对手对面的中央位置，他自然、大方，每句话、每一个动作以及阐述每一个重点问题的声调，都拿捏的极有分寸，哪怕是很细小的环节，他也都丝毫不马虎。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说话算话、可以信赖的人。
按照中、美双方拟定好的计划，经过十几稿的反复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代表终于在《关于卫星发射责任的协议备忘录》、《关于商业卫星发射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和《关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国际贸易问题的协议备忘录》上郑重地签了字。
1990年4月7日，我国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亚洲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卫星发射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此时，紧张了好几年的孙家栋感到浑身轻松。
同年7月16日，长征2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把巴基斯坦的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1992年8月14日，又将澳大利亚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之后，瑞典搭载卫星、菲律宾通信卫星、亚太1号、亚太2号、中卫1号、鑫诺1号通信卫星接连发射上天；还以一箭双星将14颗铱系统卫星送入太空。
（责任编辑 刘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