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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十年》前言
作者：马识途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说：“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这个《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功勋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确实的。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好像把中国一下拖回到最愚蠢、最荒唐、最野蛮、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时代里去了，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晋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作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导演下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他老人家撒手归天，“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经历过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终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但是，这一件旷古未见、世界少有的历史事件，问起我们的儿女辈来，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还有一点模糊印象。问起我们的孙辈来，他们却连“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一无所知了。我的外孙就是这样，我的女儿对他说起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听起来简直以为是在说神话，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如此说来，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除开从历史书中抽象地了解到一点历史概念外，他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惊人事件，他们的祖辈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荒唐岁月。至于中国特有的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请罪”、“武斗”那些具体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语录仗”、“佩大像章”、“传芒果”这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情节，他们再也无法想像了。若干年后，恐怕要有专门的历史考证学家来发掘、考证和注释这些中国土产的专有历史名词。这种事情在官方的文书里，在历史档案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和形象的描写。
后世的人们谁能想像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这样的怪事?党的革命领导干部，一夜之间，统统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被号称最高统帅的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抓起来关上，给他们的头上戴上种种帽子，给他们造出种种离奇的谣言，印出种种批判的材料，在“无产阶级”的报纸上登了出来。在那些“文明监狱”里，对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进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无休止地向贴在墙上的偶像请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让喝水。没完没了地批判斗争。把你拉出去戴上几尺以至一丈多高的高帽子，还插上几尺长象征反动官僚的乌纱帽翅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颈上挂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写着各种名目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走资派”。有更残酷的用铁板和钢丝挂在你的颈上，立刻叫你的颈上鲜血长流。那些天兵天将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绳子牵起来，在大街上游街，后面跟着一大串像送丧似的造反派的“专政队”。还有别出心裁的，叫走资派在手里提起小锣，边走边叫： “我是反革命走资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们发明的无论什么罪名。甚至有的创造性地在走资派的脸上涂上黑墨或油漆，以证明他的确是“黑帮”。如此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总之，谁把“走资派”折磨得最惨，最有创造性，最有艺术性，谁最高明。这样的荒唐事情谁要表示反对，那就要拳打脚踢，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据说这是根据某种经典上的规定和北京来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众和游斗完了，再拉回单位细细地整治你，把你弄上台去批斗。最标准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台上，听任“专政者”把你的身子压弯，使你的头快要挨着脚背了。如果听任你的头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们要抓着你的头发，强力叫你的头仰起来，向前方看，以便于让台下的“群众”看看你的“丑恶的嘴脸”。在这同时，要你的双手在背上倒举起来，像一个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这就是“喷气式”的来源和实际景象。
应该说这还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在那个“英雄世纪”里，是不乏酷刑的发明家创造出各种名目的特殊斗争形式的，要列举出来，真叫罄竹难书了。多少死去活来的惨叫，多少腰断腿折、耳聋眼瞎的残废，多少不知怎么忽然失踪的善良人、忠诚的共产党人，多少待死囚徒的囹圄岁月，气坏了身体，磨白了头发。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为在为保卫伟大的谁，去参加“武斗”而白白死去的无知青年。多少祸从天落，殃及池鱼，横遭杀戮的无辜群众。多少被夷为平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抢劫、打烂、烧毁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图书资料、历史档案。谁能想像得到中国会遭到这么惨重的历史浩劫？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谁也不会怀疑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出发，为了把中国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是在无数善良的干部和群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善良愿望下进行的，是在无数诚心诚意革命的青年怀抱极大的狂热下进行的。我敢说除开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和阴谋家外，上上下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想把中国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然而谁能想到竟然弄到这样的结果?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损失了成千成万的好干部，使中国白白浪费了十几年宝贵的建设时光，损失了几千亿元的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才更可怕，才使有头脑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样的怪事？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怎么才能使这种浩劫不致重演?
有的人想要大家把这一切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当领导的许多老革命，特别是那些红卫兵、造反派说来，都不能算是自己历史上光辉一页的事，尽可能快地忘记掉。告诫大家不要再去回忆和议论“文化大革命”。他们这种作法的动机无疑也是善良的，虽然这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人民未必有什么好处。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产生的根子没有被挖掉，同样的悲剧还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那形式可能更为暴烈，那后果可能更不堪设想。
有的人把这一场历史悲剧，简单地归罪于某些政治阴谋家如林彪、康生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之流的破坏和捣乱。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为法定的历史结论，可以安抚许多受害的干部和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历史深层次的原委，也不能使大家的头脑变得更清醒起来。正如把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几个宦官、内戚和佞幸之臣，以至把一切罪过归于一个妇人一样地荒谬，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有的则更简单地把原因归于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陷，说他晚年畏惧大权旁落而剪除异己，自以为永远正确的金口玉言不容冒犯，听信佞幸和亲爱者的谄媚和蛊惑，如此等等。这当然也可以找出许多事实的依据，言之成理。有时某些事实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历史的一时进程。然而这却直接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定理，英雄人物只能在历史上起推动或阻碍历史的作用，而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中国历史的条件下，最高领导如是另外的一个人，也可能干出同样甚至更为荒唐的事来。
显然，要找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必须找出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必须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经济背景、政治沿革、文化心理、国际环境，以及领导人的气质个性，国民的劣根性等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轨迹。以这样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才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接受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历史的重演。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本于历史事实。只有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生动的具体的事实，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回忆那一段历史事实，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亲罹其灾的政治家，特别是文学界的同仁们，应该用自己的笔把自己亲历的或见闻的事实，记录下来。
我想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用回忆录形式记录下来，在我被点名批判斗争的第一天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在被批被斗被关监的时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听任他们那些革命斗争勇士们拉来扯去地斗个没完，哪有工夫来写回忆录。就是我写的片纸只字，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受到极其严格的检查。他们无中还可以生有，真要有片纸只字给他们拿到了，将有什么样的大祸临头，那就不言而喻了。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惟一的以至是狂热的愿望，就是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看一看那些响当当的革命派们的精彩的表演，特别是他们的下场。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跳梁小丑，会真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当权者。我相信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比我们更好。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在最高领袖于1976年的9月9日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四个“旗手”(他老人家不满意时称为“四人帮”)和以造反为职业的天兵天将的坏头头们，很快被揪了出来，由人民的法庭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他们的徒子徒孙和在各地的代理人纷纷垮台，昔日的跳梁小丑，有的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造反派的英雄们也夹起尾巴，听候发落，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我这个被他们踏上一只脚认为永世不得翻身的“死老虎”，忽然又活了过来，重见了天日，落实了政策。那时叫做被“解放”了。流落的家人得到团聚，涕泪滂沱。许多老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幸存下来的总算又得机会见面，唏嘘不已，恍如隔世。文学界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更是绘声绘色地用形象来描述那荒唐时期的荒唐的人们干的荒谬绝伦的事，无不唏嘘流涕，以为三生不幸，生不逢时。有的朋友却说不是生不逢时，遭受了不尽的折磨，而是生逢其时，三生有幸，得见过去作家和外国作家从未见过的千奇百怪的事。这么丰富的写作素材，一定要把它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已经是八十出头的人了，每月领着虽然不高却也不低的工资，我尽可以消消停停地喝茶种花，或者去活动室参加方城之战，或者和老朋友在楚河汉界上，杀它个落花流水，颐养天年，静静地听候马克思或者阎王的召唤，岂不快哉！但是一个作家的良心，驱使着我，要我把现在还老闯进我的噩梦中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人和事，记录下来。
我鼓足勇气，写了起来。可是写了六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想法，迟迟没有拿出初稿来。“文化大革命”已过去20多年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多少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书，我写的这一本《沧桑十年》，正是一个亲身经受那场“革命”洗礼的老干部，所写的实录。我不想宏观地来描绘这场“大革命”，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实在地记录自己当时所受、所见、所闻、所感。这里自然要接触某些人和事。可能有的人看了感到不安逸，甚至要对我采取什么行动，那也只好由他。我相信时代变了，即使那些“四人帮”阴魂附身的人，想再在我的头上戴上几顶帽子，陪我进棺材去，也办不到了。如果有什么关隘，不能出版，那就留给子孙，或者束之高阁，让老鼠和蠹虫用牙齿去批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