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歌八百壮士》作曲者夏之秋
作者：方辉盛 文有仁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歌八百壮士》这首沉雄豪迈、坚定激昂的名曲，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联系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慷慨悲歌振国魂。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它传遍千山万水，成为鼓舞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后来两次被选为电影主题歌，传唱60多年。1993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它的作曲者，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铜管乐的奠基人之一夏之秋教授。
艰难成长遇知音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1912年生于湖北武汉市汉口三署街，祖籍湖北孝感县，1993年5月12日在北京去世。父亲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家境清寒。汉兴3岁丧母，5岁时在父亲膝上学弹风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音乐的种子。8岁时，街道消防队长的一支五音号使他萌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逐步迷上了小号，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鼓号队的司号员，迈开他攀登铜管乐道路的最初步伐。
中学时代，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环境。这个学校有一支设备齐全的铜管乐队，是清末民初由加拿大籍教师康明德创建的。20年代末，宦乡、于熙俭等校友在文华中学从事学生运动时，铜管乐队常在学生游行队伍中作先导，有时参加演出。1929年，他正式参加乐队当司号员，很快成为乐队的副指挥。为了很好地全面指挥演奏，他曾不惜用一整个暑假的时间练习黑管和修理乐器。1931年上高二时，汉兴的父亲不幸病逝。校长同情汉兴的处境，聘请他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半工半读，直到升入华中大学攻读物理系。在这六年中，汉兴一面完成学校的学业，一面全面掌管学校乐队的教学排练。他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的歌咏队，指挥武汉首次出现的小型管弦乐队——武汉雅美管弦乐团。
夏汉兴的音乐才华受到爱国实业家、时任武汉上海商业银行行长周苍柏的格外赏识。周先生是著名女声乐家周小燕的父亲，曾留学美国，也是文华中学的老一辈校友。1936年，他慷慨解囊，资助500元（当时一元可买5斤猪肉）支持汉兴同周小燕等一道报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原名国立音乐院，1927年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的）。汉兴考入作曲系，在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等名师教导下学习作曲和钢琴。教务主任黄自见他吹得一手漂亮小号，还专为他聘请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当时远东唯一的交响乐团）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教他小号演奏，很快他就被老师推荐考入该乐队任实习演奏员，并成为该队第一位担任首席小号的中国人。
投身抗日创杰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八一三”事变前夕，他随着逃难的人群乘船回到故乡武汉。这时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汉兴投入这一洪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在武汉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全国歌咏协会，并担任理事。他还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
正是这个时候，夏汉兴胸中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迎着时代风暴，把他推进到创作高峰。1937年11月，他在报上看到诗人光未然写的一组《抗日合唱》歌词，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敌忾的激情，立即把它谱成歌曲，这就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杰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首歌悲愤而豪壮。歌咏队排练期间，光未然亲到现场指导，听演唱后很满意。当时《新华日报》曾报道歌咏队演出这首歌的效果时说：最动人的还是混声合唱，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显得很感人而又雄壮”。这首歌当时刊登在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1938年歌颂抗日将领的纪录影片《郝梦麟》曾采用它作插曲。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杰作《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是歌颂“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的。会战开始前，日本侵略军狂妄地叫嚣“十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驻上海军队张治中部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奋勇抗击敌军，付出重大牺牲，坚守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梦想。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四行仓库一役。八百壮士在日军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宁愿死，不投降”。受八百壮士精神的感召，女中学生杨惠敏舍生忘死，泅渡苏州河向守军送国旗。一次当敌人坦克冲向四行仓库时，有个战士身捆手榴弹从楼上跃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震动全国。
可是，与此同时，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洪流中，却存在着一股“抗日必亡”论的逆流。这种投降派的论调在战前就有，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上海、南京、太原失守之后，又沉渣泛起，让人痛心疾首。
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排练场，请夏汉兴谱曲。夏汉兴看了歌词，歌词中喊出了“中国不会亡”，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辙。歌词表达的意思鲜明尖锐，感情充沛，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他对桂涛声说：“这歌词太好了，我会很快谱出来的。”回家后，他连夜把歌词作些调整，谱写成曲，于是一股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喷涌出来。事后，他回忆说：“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中国不会亡，中国必胜。”
几天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首次独唱这首歌，由夏汉兴钢琴伴奏，“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从武汉响起，从此传遍全国。它是预言，是呐喊，是号角，是对日寇亡我野心和对投降派“亡国论”的有力打击。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第二天，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不会亡’提得好！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唱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声！”
社论中“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这句话，更加激励了夏汉兴投身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从此改名“夏之秋”。
这首歌当时在《战歌》上发表，传唱到全国。1938年武汉合唱团出国演出前改编成合唱曲。同年纪录电影片《八百壮士》及20世纪80年代台湾宽银幕故事片《八百壮士》都用此歌作主题歌。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1940年夏之秋指挥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在重庆演出时，张治中在演出结束后到后台对他说：“歌写得很好。你是否能将‘中国不会亡’这句改为‘中国一定强’更好些呢？”几天后，夏之秋在著名爱国人士周苍柏家见到周恩来，向他谈到张的建设。周恩来说：“好啊！文白这个建议有他的理由。”于是，这首歌便有两句不同的歌词。在台湾，包括故事片，如今还是唱“中国一定强。”
夏之秋领导的武汉合唱团当时被誉为是武汉最优秀的歌咏团。他们四处演唱优秀的抗日歌曲，每次演出时，这些歌曲的作者贺绿汀、冼星海、刘雪庵、汴梅等人都要亲赴排练场指导。为了宣传抗日，使抗日救亡歌曲更加激励人们的爱国激情，他们决心把这一活动扩大到海外，自费前往南洋，向广大华侨演出。1938年9月临行前，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何伟带领合唱团的三位负责人去看望董必武。董老向他们重申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的主张，要他们向海外华侨开展抗日宣传。
那时候，日寇紧逼，武汉告急，机关团体纷纷疏散转移到大后方。而这群热血青年（多数是大学生）却怀着满腔豪情，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他们由武汉经澳门到香港，所到之处激情洋溢的抗战歌声，鼓舞着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当时出国演出是自筹路费，经费比较紧张，爱国华侨就自动捐款支持他们，有的还要子女跟随合唱团，参加他们的工作。
后来合唱团到新加坡，获得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大力支持。合唱团在马来亚的巡回演出，全由他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持。合唱团一行28人，周小燕去法国进修后，增加了由项组织的戏剧组，从此，合唱团不仅演唱抗日歌曲，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战剧目，加上口头宣传，举办照片展览等等，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影响。他们的足迹遍及新加坡、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槟城、霹雳、怡保等城乡各地，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每当演出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高唱抗日歌曲，同仇敌忾，情绪高昂。不少人当场争先恐后，踊跃献款认捐，场面之热烈常使夏之秋等合唱团成员热泪盈眶，也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夏之秋在1938年经澳门时，创作了表达在战火中被迫离乡背井千万民众的深沉怀乡爱国之情的《思乡曲》和1939年在南洋演出时，受到华侨以卖花募赈的爱国之举启发下谱写的《卖花词》，非常受华侨的欢迎，至今仍传唱不衰。
教书育人传四代
夏之秋由一个孤苦学生成长为乐坛一代宗师，与平生知遇有极大关系。他常说：“我接受过别人无私的援助，接受过我的老师对我深切的关怀。所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才有志的学生，培育他们成才报效国家。”
结束国外演出回重庆后，夏之秋转入音乐教学生涯，开始了他终身教书育人的工作。开始，他在中央训练团当音乐教官，又应陶行知先生之邀，为育才学校音乐组义务教学。创办音乐学校时，他直接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挑选了60名有音乐天分的难童，手把手地教他们吹奏乐器。1942年，30岁的夏之秋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1944年回重庆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及少年班教授；1949年全国解放，夏之秋回武汉，又先后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湖北中原大学、武汉中南音专任教授、系副主任、副校长；1954年调天津、北京后，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执教55周年庆祝会。
夏教授教书育人，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他音乐修养深厚、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经过几十年积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体系。他要求学生内外兼备，既具备良好的演奏条件和方法，同时也要具备良好的内在音乐素质和敏锐的听力。为办学，他修理过成批乐器，自编练习曲教材；为训练学生手指功夫，他发明了“练指器”；为保证营养，他还为即将参加国际比赛的学生订牛奶，把零用钱塞在贫寒学生的琴谱里，资助他们学习，真可谓无微不至。
几十年来，夏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铜管乐演奏和教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目前大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如钱万耀、李立章、冀瑞铠等是管乐教授；陈嘉敏、张振武、杨杰、黄世明、车子昭等是一级演奏员。许多著名音乐家，如严良、杜鸣心、杨秉孙、章棣和等都曾得益于他的陶冶。
1940年受教于夏先生的学生，如今健在的尚有26人在台湾。1991年5月，夏老应他们的邀请赴台湾讲学。为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他79岁高龄，不顾疾病缠身，坐上轮椅远渡台湾。相隔数十年，当年的学生隆超、许德举、周仕琏、薛耀武、张世杰等已成为台湾资深音乐界人士。有位两鬓飞霜的及门弟子还对夏老师行跪拜礼，感谢当年培育之恩。他们又培养了第二、第三代学生。隆超创办的光仁中学、光仁小学是台湾音乐人才的摇篮，夏之秋参观这所学校时，应邀为第四代学生上课。他走到哪里，欢迎的人群就高唱《歌八百壮士》、《思乡曲》，歌声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宗师遗泽被三科
1993年夏之秋教授去世时，他的学生廖辅叔教授送的挽联中，有“壮士英名歌八百，宗师遗泽被三科”之句。意赞誉夏教授终生在教学、演奏和乐器制造三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功绩广及三科（多科）之意。这个评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夏之秋是乐坛奇才，是我国第一代有突出贡献的铜管乐专家。在他那个时代前期，我国西洋铜管乐的演奏和教学是冷门，乐器制造更是缺门。而他异军突起，一人在这三个方面有杰出贡献，全面提高了铜管乐的地位，这在当代乐坛是极少见到的。在前两方面，夏先生在1936年24岁时即有“中国第一把小号手”之誉。从18岁任文华军乐教员到1986年退休执教55年，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铜管乐演奏家。“文革”期间受批判，身心受折磨。1973年病愈后，他又埋头编著《小号吹奏法》（1978年正式出版），总结毕生经验，此书先后再版十多次。1980年，夏之秋开始翻译美国朱利亚特音乐学院教授哈里·伯夫的《圆号创新教程》，介绍世界先进管乐学派经验，此书于1987年出版。
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乐器制造上的贡献。1956年夏教授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管乐器厂聘为顾问，他帮助他们进行产品改型换代，使工厂大大发展。如北京管乐器厂，1952年起步时原是作坊式单品种仿制厂家，到90年代发展成国家二级企业，在产量和生产规模上进入世界西洋管乐器制造业前10名的行列。他们研制的5-208高级小号，经名家评比，认为与美国著名的巴哈小号难分伯仲，成为该厂出口创汇最高、国内外知名度最高的名牌。
更重要的是他在小号改革上的突破。小号诞生于19世纪初，经过各国人士无数次改良，日益完善。但“自然泛音”妨碍音准的问题没有解决，使一代又一代演奏家感到遗憾。为解决传统小号某些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音准问题，夏之秋1964年就萌发了研制全控调音小号的想法。他攻关20余年，翻阅了大量资料，设计工艺，绘制图纸，在北京和天津两厂的协助下反复试验，多次修改，终于冲破了大弯处伸长管的难关，使这种“平均律小号”（又名“夏氏小号”）研制成功。在目前世界各国小号中尚无此先例，因而获得专利。这项发明1990年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1993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专家评论认为，“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是彻底完善小号性能的重大步骤。”夏老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93年5月12日凌晨，夏老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走完了他卓越的81个春秋。他给人间留下了无限宝贵的财富：他那不朽的歌曲和精心著译，他那救亡活动和南洋之行的业绩，他辛勤培育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他设计和发明的新型小号等等，以上数端得其一即可不朽。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崇高的精神：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私奉献的胸怀；对音乐与艺术的无比热爱与执著追求；对学生和晚辈的无限爱心与殷切期望；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心……
追思会上人们没有用挽歌，而是用雄伟悲壮的《歌八百壮士》和深情委婉的《思乡曲》，伴送乐坛一代宗师远行。6月5日（夏之秋逝世后24天），《歌八百壮士》一歌荣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等评定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奖，列为近百年来142首最佳音乐作品之一而载入音乐史册，这是对这位伟大音乐家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方徨）